古代一箇中國人，若有點夢想，追求刺激、牛逼，會背井離鄉去闖蕩，之後再衣錦還鄉。
費孝通先生《鄉土中國》認為，中國人安土重遷。看似有道理，實際上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翻閱中國的族譜、古代商業史，異地遷徙是常態。
人和其他高級動物追求有一塊領地。領地是安全、食物、繁衍等的保障，具有確定性。邊界是新鮮刺激的，充滿不確定性，運氣好，可能有意外收穫的；運氣不好，可能遇到危險。因此人和其他高級動物總是渴望在邊界尋找刺激。
從習熟來說，一個人長期生活在一個地方，確定性增加，有利於控制“領地”，實現利益最大化。這對於不敢冒風險的、理性能力持有低的人確實是好事。對於一個社會（社區、社群）來說，長期的交往，也就是多次博弈，容易產生互利互惠的情感，進而成為熟人，轉化為道德的情感，如此一來，這個社會秩序和諧穩定，個人效率最大化，整體效率最大化。這是對人人都有利的。
但是，隨著人口的膨脹，資源相對減少，就有遷徙或分工的需要了。
從博弈論上討論，個體進入一個“總是背叛”的異質群體，難以改變現狀。如果一個小群體進入一個“總是背叛”的異質群體，隨著時間推移，可以逐步建構出新秩序。
當然，中國古代也沒壞到處處都是“總是背叛”的群體。古代的族群遷徙，有大一群人的，也有一家幾口人的。土地自由買賣，人口自由流動，為族群遷徙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在中國這種社會化習熟程度比較高的社會里，雖然無法排除意外風險，但是有了土地，大致不會被隨意驅趕或剝奪。被“隔離”的排異，倒是會有。今日移民北美，如果不是呆在唐人街裡面，肯定是被當地主流社會“隔離”的。只有隨著時間的推移，多次博弈之後建立信任，才能被“接納”。
古代的“土客之爭”，是指先住民（土）、後住民（客）的矛盾衝突，到處都有。清朝時期，湘潭發生過江西商幫與本地人的衝突。
對於經商而言，古代人普遍選擇背井離鄉，去異地謀生。一個人經商，畢竟不安全，總要有團隊力量。明清時期，受政治、信任制度的影響，形成了地域化商幫。一個地區的人，因有地緣關係建構信任，結成商業團體，在外地經商。
為什麼要在外地經商呢？
按理，互利互惠的情感是多次經濟博弈的結果，有助於經濟交換，但是具有條件性，也就是說，無未來的合作機會的一次性博弈，人或許採取單方面的利己的背叛策略。而道德情感是康德說的絕對命令，具有無條件性、確定性，從工具性方面來說是對互利互惠的情感的昇華、補救，但是完全按照道德情感來做，利潤降低，甚至於會取消經濟法則。中國社會化習熟程度高，道德情感重，熟人總礙於人情因素，本質上不利於經濟交換。也因此，中國古代提倡情、義二分，湖南方言云：“孃親，爹親，丫豬過秤稱。”父母親找兒子買豬仔，也要按照經濟法則辦事，過秤付款。
俗話說：“談錢傷感情。”熟人之間人情重，經濟交換多，則會損害雙方的道德情感，久而久之做不成朋友了。經濟交換基於有條件的互利互惠的情感，條件一旦變化，今日是朋友，明天可以是敵人，後天又可以是朋友。道德感情是無條件的、確定性的，不允許變化，前後均衡（王船山謂之成均），具有義務性，確保社會整體效率最大化。人際關係一旦被經濟交換產生的矛盾破壞，難以修復。因此，兔子不吃窩邊草，儘量與陌生人進行經濟交換，保留住熟人朋友。
即使與熟人朋友進行經濟交換，熟人數量有限，需求量也有限，賺錢要靠“量大”。“量大”必須依靠大量的陌生人，薄利多銷是有道理的。在工業革命之後，機器化生產，使得商品“量產”提高，利益最大化上升。如今流行微商，靠朋友圈傳播商品信息以求達成經濟交換。最近幾年，還有一些個性化商品，譬如類似於定製性的酒、茶葉，通過朋友圈銷售。從經濟交換的常識來說，這些行為難以取得巨大成功。
古代交通不發達，物產不均衡分佈，將一種商品運輸到其他地方，滿足一個地方的人們對於刺激、牛逼的需求，賺取差價，這也是去異地經商的一個原因。
去異地經商，要有一群人。一群人，可能是親戚關係，可能是老鄉關係，可能是二者兼有。親戚關係，在家庭教育之時就有了信任。老鄉關係，依據地域文化有了信任。
這群人，在家鄉，可能因各種矛盾是敵對關係；但是，到了異地，受到“隔離”，有了互愛互助的需求，達成了一份心理契約、禮法契約，成為了團體的一份子，偏向於相互信任、團結合作。身在異地，背叛團體，會變成孤家寡人，死無葬身之地。可以說，背叛的成本太高，而忠誠的利益可觀。
商業會館裡面，有文化資本之信仰因素。一群老鄉達成心理契約、禮法契約，主要地域文化的先賢、神靈等。永州商幫祭祀周敦頤，徽州商幫祭祀朱熹，衡陽商幫祭祀王船山，湖廣商幫祭祀大禹，上海長沙商幫祭祀瞿真人，江西商幫祭祀許真人，山西商幫祭祀關公，這些先賢、神靈是契約的保證，為相互信任提供背書。
進入一個陌生的“總是背叛”的異質群體，個體是無法改變現狀的，而群體策略是可取的。即使陌生環境裡面的人“總是背叛”，缺陷信任，但是損失只是一次性的，團體內部的互利互惠可以彌補損失，逐漸壯大，並改變陌生環境。這也就必須要一群人以團體的形式去異地經商，組成商幫。
面對陌生的外部環境，背叛成本上漲，必須一致對外，團體的合作性、信任度會加強。這個時候，團體的組織建設相對於在家鄉要容易一些。古代的商業會館，充當了團體組織的根據地。
對於一個人而言，來到陌生的外部環境之中，有刺激性，會產生兩種可能，一個是遭遇挫折而墮落，一個是遭遇挫折而奮發向上。為了滿足個人對牛逼的追求，一般來說，會奮發向上，使得家鄉、異地承認自己。這就是為了“被人承認”。
一旦意志堅貞，又有正確的方法，遇到好的運氣，走向了成功，那麼會強化自己的信仰、道德自證。美國是由一群被英國主流社會淘汰的失敗者（清教徒）建立的，美國的開國元勳們的堅貞信仰、道德自律受益於過去的失意、煩悶的挫折磨礪。
也就是說，身處異地，會強化“自證”。負向的，是自甘墮落；正向的，是勇於奮發向上。這種心理狀態，可以稱作“移民心理”。
明清湖南人大多數是外來移民，土、蠻血統雜交。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一文，認為“今日湖南全省人口之中，其可確保為純粹漢族者，恐絕無僅有矣。世有感於優勝劣敗之說，以為蠻族日就於消滅，今日南方人為純粹漢族者，讀此文其可以知其謬乎！且清季以來，湖南人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竊以為蠻族血統之活力之加入，實有以致之；然則蠻漢之不同，不過因其開化有先後之別耳，在種族本質上固無優劣之可言也。”譚其驤先生的土、蠻血統雜交說，潘光旦先生優生理論的影響，有可取之處，但是沒有注意到“移民心理”對新、舊“湖南人”的影響。新遷徙入湖南的“新湖南人”有“移民心理”為了被他人承認，牛逼化，在文化的世代傳承上會強調耕讀並重、勇於奮發向上、積極用世。在新、舊之間，或者說土、客之間，也會相互影響。因此，湖南人在近代崛起，也有“移民心理”的歸因。
從一個群體或團體的組織建設來說，必須要不斷吸收新鮮血液，造成內部不平衡、衝突，否則團體會喪失生機，自取滅亡。物理學上有一個“熵”概念，譬如說熱氣、冷氣同處於一個環境之中，相互做功，會慢慢混沌化平衡。“平衡”的別名叫“熵死”，它源於“封閉”，終於“死亡”。而“熵”是一個熱力學概念，它意味著無序混亂的程度。當外在的能量沒法輸入系統的時候，這個系統本身的有序性就會逐漸減弱，直到歸於靜態的平衡，這種平衡就是死亡。物理學家薛定諤曾說：“生命以負熵而生。”“熵減”象徵著生生不息，“熵增”則預示著枯竭和死亡。好像華為推出了一本書，叫“負熵理論”（熵減理論），用以激活企業活力，避免死亡。他們認為，在企業發展的自然法則中，熵也是由低到高，逐步走向混亂，失去發展動力。要降低熵增發生的概率，組織首先應不斷累積勢能，以此轉化為動能，從而避免“熵死”。
一個地區來了一批又一批外地商幫，會引發“比較”，土民要超勝客民，客民要超勝土民，土、客之間陰陽摩蕩，會產生更大的社會活力，或者說社會前行的動力。在相互摩蕩的過程之中，正向而言，蛋糕會做得更大，每個人的實力都在提升。因此，在時間上對比，前後變化巨大，“成功”的分量增加，人更有成就感。
在土、客相互摩蕩之中，客民面對無數陌生人，不確定性因素增加，而好、壞運氣都在增加。成功了，好運氣之所賜。失敗了，壞運氣之所害。當然，人人希望有一個好運氣。
簡而言之，一群老鄉受文化的“形式”制約，組成商幫團體奔赴外地經商，既有經濟學原因，也有社會學、心理學原因。文化資本之信仰、社會資本之信任制度，為商幫的成功提供了幫助，也對他們的能力最大值有一些影響。
黃守愚於湘水之畔闕一廬
夏曆庚子三月初一
202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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