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019年，為籌備紀念近現代湘商文化始祖王船山聖誕400週年，我查閱了部分湘商史料，發現周敦頤、王船山、黃興、蔡鍔、宋教仁等都曾是一些湘商會館崇祀的對象。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值得關注的現象。據說，湖南大三湘茶油董事長周新平幾年前就在衡陽給周敦頤塑了像，崇祀周敦頤，可謂是在“先知先覺”之中繼承了古代的傳統。
一般說來，會館起源於明朝，盛於清朝、民國。會館究竟源自於什麼時候，目前尚無定論。明末劉侗《帝京景物略》認為，會館起於明嘉靖、隆慶之間。清末周壽昌、民國瞿兌之認為，漢代郡邸是會館前身。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周美均《中國會館志》、王日根《中國會館史》都認為會館源自於永樂年間。
討論會館的類型，可分為衿紳會館、移民會館、商幫會館、行業會館、軍人會館等。因此對於湖南人而言，還有具有鮮明特色的湘軍會館。在實際運作之中，這種分類也不確切，各種群體的力量是混雜的。
以下以此分類介紹各類會館中崇祀周敦頤的案例。
北京永州會館，曰濂溪祠，祀周敦頤。最先開始應當屬於衿紳會館，並且以衿紳力量為主，逐漸加入了湘商力量。清嘉慶五年（1800）創建，永州人認為此宅院“科舉不利”，於光緒六年（1880）另建，2012年前後拆除。
明末清初，“湖廣填四川”，大量湖南移民遷入四川（含重慶），永州移民修建有永州會館。永州會館，一般稱作“濂溪祠”、“濂公祠”、“濂溪廟”、“濂溪書院”。完全說是移民會館也不妥當，明顯有證據指向湘商也參與其中。
重慶湖廣會館，曰禹王宮，內有“濂溪祠”，為永州分會館。湖廣會館，始建於清康熙年間，重修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禹王宮正殿的脊樑上刻有“楚省兩湖十府紳糧士商捐資重建，大清道光丙午歲律中中呂月彀旦”，另外一處刻有“湖廣闔省士民商賈等捐資培修永遠鞏固，大清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嘉平月彀旦”，禹王宮後殿一石拱門上鐫刻有“濂溪祠”。據此可知，湖南與湖北十府的紳、糧、士、商四大群體參與了禹王宮的捐修，十府之中有永州府，因而內有永州人的濂溪祠。
目前，將重慶湖廣會館視為移民會館，但是據道光年間的鐫刻文字，可知有湘商參與。
大足縣、南溪縣、渠縣、營山縣、蓬安縣、儀隴縣、高坪等地的濂溪祠（濂公祠）， 為永州移民會館。清同治《渠縣誌》雲：“況吾楚人之屢承教澤，豈以移居於蜀而遂忘故土之大賢乎？故凡散居川中者，莫不立廟塑像崇拜。”據《大足縣誌》（民國三十一年重修）記載，民國二年，大足有 4 所濂溪祠。銅梁也有濂溪祠，據《銅梁縣志》記載，銅梁的濂溪祠是永州士民李、周、劉、柏四姓所建。
營山縣回龍鎮濂溪祠始建於清康熙年間，道光十年（1830）重建。濂溪祠，主祀周敦頤，坐東朝西，原由正堂、中堂、山門、戲樓、廂房及左右涼亭組成。
在商道上，明顯為永州商人修建的永州會館——濂溪祠，屢見不鮮。
先談漢水商道上的濂溪祠。襄陽是漢水商道上的重鎮，樊城湖南會館，始建於清乾隆年間，同治年間由士、商、軍捐資重修。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劉長佑等捐款。主祀周敦頤，配祀財神、水神。陝西興安府安康縣，是進入陝西的門戶，在漢水南岸有“濂溪書院”，建於清咸豐年間（1851—1861），是以永州商人為主體的湘商的會館。大殿主祀周敦頤，廟門題額則為“濂溪書院”，兩側門楣上有“愛蓮”、“濯纓”。陝西石泉縣禹王宮，清乾隆年間修建，是湖廣會館。據民國《石泉縣誌》記載，禹王宮主祀大禹、周敦頤。可知，禹王宮屬於商幫會館。是否為永州湘商專建，有待考證。
在湘江——桂江商道上有不少濂溪祠。桂林有湖南會館，原名濂溪書院。據道光十五年（1835）《濂溪會碑記》，乾隆四十七年（1782）由在桂林為官的常德籍貴中孚創建，為衿紳會館。嘉慶三年（1798）由湘商廖百奎、顏永洲等人增修，改為湖南會館。會館內有濂溪閣，主祀周敦頤，每年六月初七日周敦頤誕辰日，在桂林是湘籍人士一起祭祀祭祀周敦頤。
興安縣的湖南會館也叫湖廣會館，又名濂溪祠、周子廟。道光《興安縣誌》雲：“湖廣會館，在城外上水關，國朝雍正二年建，祀關帝、文昌及周濂溪先生，舊曰濂溪祠，嘉慶八年邑人何登嵀倡募重修。”
在沅水商道、湘黔滇商道上也有濂溪祠。貴陽市湖廣會館，原名三楚宮，始建於清順治年間，雍正元年（1723）增修，乾隆七年（1742）又建濂溪祠於院內，主祀周敦頤。濂溪祠旁建愛蓮書院。道光二十四年（1844），湘籍的貴州巡撫賀長齡、貴州布政使李象鵾重修愛蓮書院與濂溪祠，並將其更名為兩湖會館。同治年間，又更名湖南會館。
在湖南省內，湘潭十總有濂溪祠，靖州有濂溪宮，洪江區有濂溪宮，是永州商人的會館，主祀周敦頤。
對於湘軍會館而言，典型的有南昌湖南會館和西安湖廣會館。湘軍會館，由湘軍將領主建，湘商參與其中。南昌湖南會館，創建於同治六年（1867），內設濂溪夫子殿、全楚昭忠祠、魁星樓等。濂溪夫子殿，主祀周敦頤。西安的湖廣會館，始建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為湘籍的陝西布政使李星沅、陝西按察使羅繞典等創辦。同治九年（1870）至光緒二年（1876）擴建，主體建築有禹王殿、楚善祠等。楚善祠，主祀屈原、周敦頤。
以上並非臚列所有的史料，只是簡略舉例，以此闡述明清時期湘商崇祀周敦頤的現象。崇祀對象，一般是被認為的鄉土神靈、聖賢。朱熹被徽商追認為精神領袖、保護神，因此徽商會館都崇祀朱熹。各地的各種湖南會館、湖廣會館以及各府、縣會館，都有崇祀對象。大禹，是湖南、湖北共同的崇祀對象，因此湖南會館、湖廣會館大多稱作“禹王宮”。上海湖南會館，最先是主祀長沙瞿真人，後來又入祀黃興、蔡鍔、宋教仁。永州的湘商會館，稱作“濂溪祠”、“濂公祠”、“濂溪書院”，主祀周敦頤，每年六月初七報賽，久而久之，周敦頤又擴大為全省乃至全楚（湖南、湖北）會館崇祀對象之一。
依據史料進行分析，商幫會館、行業會館相當於今日異地商會、行業公會。崇祀鄉賢、鄉神，以為保護神，其目的是內外立法，制訂程式、契約，由此建構利益共同體，上屬精神，規範人心，捍衛自身權利，宣示自身形象等。永州的衿紳、移民、商幫崇祀周敦頤，其目的在此。對於永州商幫而言，周敦頤確實是一個契約符號，通過此符號達成共識，對內是簽訂一致同意的契約，對外是建立互信共享的承諾公示。
周敦頤作為一個道學家，被推崇為宋朝道學開山祖師，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封宣奉大夫，嘉定十三年（1220）諡元，故稱元公。後又被南宋理宗淳佑元年封汝南伯，元朝仁宗延祐六年封道國公，從祀文廟。明代宗景泰七年封其後裔十二代孫周冕世襲五經博士，延至清末四百餘年共封十三位五經博士。
二程是周敦頤的弟子，朱熹是再傳弟子，周敦頤作為道學開山祖師，地位最高，也為各界所承認。一位地位如此顯赫、崇高的永州鄉賢，進入永州商幫會館成為崇祀主神，是理所當然的。
為什麼呢？中國古代有一個傳統，法力、地位最高的神靈是食物鏈的頂端，駕一馭萬，統帥群神，自然被崇祀為主神，或曰保護神。在梅山地區，法力最大的梅山教師公被崇祀為“地主菩薩”，相當於保護神，與有功德於子孫的祖宗“家主菩薩”並尊。自己可以不厲害，但菩薩要厲害，並且能提供保護，而戰勝他者，首先是要菩薩厲害得超勝他者，否則何以提供保護？
在當時，商幫會館的主神也是保護神。可知，周敦頤是永州商幫的主神、保護神。
周敦頤作為永州商幫的主神、保護神，除了達成契約共識以建構共同體與超勝他者、提供保護外，還有一個功能，即教化永州商幫群體，提供具有宗教性的價值依據。
商人，有宗教性的教化需求。這一點，向來為學術界所忽視。著名學者余英時受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影響，討論中國商業倫理的近世化，援引禪宗、道教的世俗化改革精神，實則忽視了儒家地域化教化傳統。儒家地域化教化，一是祖先崇拜，二則是鄉賢、鄉神崇拜，具有近世的宗教世俗化內容。
商人賺錢，似乎是一件十分簡單的事情，其實不然。商人也是人，一是需要被承認，二是需要自我修煉而持有理性（資本精神），三是外在立法以建立規範，四是內在立法確證精神歸屬，獲得終極價值關懷，否則，內心焦躁不安，也會是商業活動之中慘敗。如發財了，不持有理性，無法剋制慾望，縱慾、賭博、吸毒，最終傾家蕩產。商人群體崇祀一個主神，有此目的，可謂神道設教、人文化成。
商業活動，依靠慾望刺激，這是動力。但是慾望會無限膨脹，人的肉體跟不上這個進度，也要運用理性進行合理調節，並且解決靈魂問題。
中國曆代追求“不朽”（不死），是人類的普遍性共通追求。考察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子子孫孫永寶用”，可知追求名利、實體之“可久可大”是千百年來的意願。商人也一樣會追求“不朽”。私有產權永久性，利益與慾望的無限擴張，追求不死，這是激發商人不斷創造財富的保障與精神動力。
商人崇祀的神靈，是上天給商人的承諾與保證。
人人都曉得，不死，或者繼承人世代忠於使命，可以保證自己權利不受侵犯，意志不斷延續。當然，肉體不死，是不可能的，頂多長壽。世俗經驗也告訴我們，長壽可以戰勝邪惡，有更多的機會保障自身權利。但是，長壽也只是暫時性的，如何建立制度，忠於自己的子子孫孫（徒子徒孫）世代勿替，這才是關鍵。
在全球範圍內，將企業交給子孫，使得自己的事業永世傳承，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共同意志追求。理想畢竟只是理想，現實是不確定性的。
怎麼辦？通過崇祀一個神靈，靈魂得到拯救。
我想，這是周敦頤在永州商幫群體之中的宗教性功能。
前已述之，周敦頤是永州商幫的崇祀主神，後來逐步擴張到湖北、湖南商幫群體。如何界定這種現象呢？我依據春秋公羊學傳統，追認周敦頤為
湘商文化春王。
日本商道的開山祖師為石田梅巖，他是心學家，由此使得日本商道具有心學特質。像稻盛和夫，被推崇為日本經營之聖，其心學特色也是學界、商界所共知的。
日本不是中國，中國不是日本，文化土壤不同，中國商道倫理不能簡單地抄襲日本。
湘商文化的建構，是具有“十方”性的，需要不斷補充內容。周敦頤的道論、誠論、樂論等思想，可以為湘商文化提供價值依據。雖然周敦頤並無經濟學方面的闡述，但是卻被湘商崇祀，可以追認為湘商文化春王。
為什麼是湘商文化春王呢？周敦頤教程顥、程頤兄弟尋孔顏之樂處，感受春意，直接上達性天。張晚林教授也說，“尋孔顏之樂處”是周敦頤思想裡面的宗教性向度的呈現。也有周敦頤的語錄，說周敦頤窗前草不除，有“自家意思”，這是“春意”（生意）。據周敦頤的弟子程顥、程頤的揭示，周敦頤教人“觀天地生物氣象”。程顥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程氏遺書》卷六：“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程氏粹言》卷二：“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程氏粹言》卷一雲：“觀生理可以知道。” 卷二雲：“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 意二程兄弟的“靜觀”，出自周敦頤的“主靜”說，為“周茂叔看”。周敦頤《太極圖說》雲：“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周敦頤“主靜”的修養工夫在其《通書》等著作中多有闡發，姑且不贅述。
元，周敦頤被尊諡為“元公”，是宋朝道學之“元”。在易學裡面，有元、亨、利、貞。在公羊學裡面，還有“大一統”說，“元年春王正月”，以元正始、以元統天。春，是乾陽真幾。作為四序之“春”，在中國文化裡被認為是生命力或生機的象徵，即“春生夏長秋殺冬藏”。儒、釋、道三家，對“春”皆有其自家之詮釋。禪宗有“枯木逢春”的公案。一般來說，宋朝儒家講“仁”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本體，如朱熹說仁是天地生物之心。春，正是“仁”的呈現形式。春意盎然、生意盎然、生機勃勃、春機、生意，乃是“仁”的本意。周敦頤的粉絲、湖湘學派創始人胡安國認為，認為“元”的體是仁，是仁人之心，“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師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他以“仁”作為連接天道之“元”與人道之“心”的中介，以仁體元是證實天道的“生意”（春意）。到了朱熹那裡，“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宋明理學家的境界是“尋春問柳”（尋花問柳），也就說，是春境（春天般生意）。古代，將經商稱作“生意”，確實是蘊含著深刻的哲學道理，也體現出了經濟活動的本質。周敦頤教人尋孔顏樂處，感受“生意”（春意），可以由此轉入經濟活動話語體系，經商（做生意）也是“以仁體元”，即是治國安邦的要求，也是上達性天的路徑。也可以說，春意（生意）是經濟憲法正義的依據。
王船山與周敦頤不同，王船山有現代性經濟學的闡述，又在近現代被追崇為湖南精神始祖，是近現代湖南人的精神領袖和合法依據，不少湘商推崇王船山思想並運用於實踐，因此，王船山作為近現代湘商文化始祖是當之無愧的。公羊學有三王之道，可追認屈原為湘商文化明王；周敦頤為湘商文化春王，範旭東為湘商文化文王。中國近現代化工之父範旭東創辦數家民族化學工業企業和民間化學研究機構之後，親自立法，手訂“永久黃”事業團體四大信條，可謂湘商企業文化立法，故謂之文王，即立法之王。文，外在的禮法制度也。
縱觀中國古代史，任何一個學派都是經過數代人的努力建構出來的。湘商文化的自覺意識，自明清以來不斷“生髮”，而今為盛，也是到了成熟的時候了。我深信，在未來不久，湘商文化會有一個自洽的理論體系。
說一個題外話，在古代，不論東方，還是西方，因為理性不足和人的超越性證成，存在壓制金錢（市場）和鄙視商業的現象，也使得商人處於最差等級的社會地位當中。古今中外，有無數譴責金錢的文學作品。這是歷史的“命限”。在工業革命之後，科技工具提高了效率，“量產”實現了物質的豐富性，而思想家也認識到了金錢（市場）的“屬性”，也設計出了制衡金錢（市場）的制度。雖然制度並不十分理想，但是也只能做到這樣，未來可以更好。理性地說，不太壞是無可奈何的底線，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據目前的經驗，資本精神，是一聚一散的辯證精神。不聚，動力不足；不散，動力消失。王船山說：“大賈富民，國之司命也。”這是看到了聚財的“生意”（春意）性。公羊學之尊王進夷，散財，是目前資本家們的核心大事。
黃守愚於湘水之畔闕一廬
夏曆己亥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初稿
西曆2019年12月17日
夏曆己亥十二月初八日午時修訂
西曆2020年1月2日
（本文依據本人在2019年12月16日舉辦的“理學道州”第十屆周敦頤國際理學文化旅遊節的“周敦頤學術思想與理學之鄉”高端論壇上發言整理和補充而成。）
《王船山語要》，黃守愚主編，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2020年1月第2版。噹噹網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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