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邊疆”亦有不同的含義，有時可能偏一般意義的“邊疆”，有時可能又只是相對於“中原”的“邊地”而已，而且在不同的環境背景下，時人對“邊疆”的感受亦有別。例如，唐代詩人柳宗元被貶謫柳州，在當時人看來，柳州大約也是偏遠蠻荒的“邊疆”或“邊地”。但到了近代，在同樣的地理空間環境之下，大概也少有人再將柳州視為“邊疆”或“邊地”了吧。大體而言，古代中國的“邊疆”概念，可能更多在其相對於中原的地理空間和人文教化的邊緣性，士人官員的認識多半如此，更不必說普通百姓了。而到了近代，隨著全球化的進程，環球同此涼熱，西方近代國家觀傳入中國，尤其是列強的武力入侵，更使中國人切身認識到國家及其邊界的意義，近代邊疆學也因此應運而生。如金生教授書中所論：原本是“邊緣”的“邊疆”，成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前沿”地帶；近代中國的邊疆問題，實與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有莫大關聯；民族國家的主權屬性，決定了邊疆為國家領土主權與疆域完整的重要內容；而近代中國邊疆權益之受損，刺激著國人的強國願望，重視邊疆、研究邊疆，自然為舉國所重視。
金生教授所著著重討論了近代中國邊疆學的緣起、發展及其與內外形勢的勾連和各方關係，其中既論及近代中國邊疆研究的範式如何從傳統夷夏觀的主導遞嬗演進為近代國家觀下的重構、邊疆研究與近代國家構建、近代邊疆問題中的國際因素等政治性話題，也討論了清末民初邊政學精英的邊政認識、民國邊疆研究的嬗變及學科構建、邊疆研究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的發展等學理性內容，從而構成了本書兩個主題“學術與時勢”的多維而具體的論述面相。就時間論，以近代尤其是民國時期的論述為中心；就空間論，著重討論了西北和西南邊疆的相關問題。書中既有對於歷史個案的具體研究，也有對於歷史演進的宏觀論述，微觀研究和宏觀研究相結合，推動了邊疆研究的深入和進步，也呼應了學界建立現代邊疆學學科的呼聲。
邊疆和邊疆學研究，不僅僅是學術研究，也與現實密切相關。“邊疆問題，就是中國的存亡問題”。這是時人的認知，也是中國邊疆研究和邊疆學興起的時代背景。正因為如此，邊疆和邊疆學研究，正可發揮史學經世致用的功能。金生教授書中所論，可以見及於此。書中論到：中國的邊疆研究，自晚清發展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很大程度上是受邊疆民族危機之影響；伴隨中國邊疆民族危機的不斷深化，國人對邊疆民族地區重要性的認識不斷提升，尤其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西部邊疆民族地區成為抗戰的大後方，邊疆民族研究及其學科構建具有了深厚的時勢“境遇”，“邊政學”的產生及其學科化與彼時國家廣泛團結、動員邊疆民眾，深入開發西部資源以備戰時之需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加強邊疆研究以鞏固國家疆域的經世言論，成為當時研究邊疆的學者們的基本共識，是近代民族國家視域下邊疆研究現實關懷性之體現；中國的邊疆民族研究承擔起為國家處理邊疆民族問題，發展邊疆民族教育，開發邊疆民族地區資源，處理邊境政治、軍事、國防諸問題提供重要參考的功能。這樣的認識是合乎歷史實際的，也是頗為可取的。
邊疆和邊疆學研究是大有發展前途的學科。金生教授耕耘於這個領域多年，雖年紀輕輕，便已有了如許成就，顯示出青年一代學者的才華與潛力！假以時日，或可更進一步拓寬研究領域，將中國的東北邊疆、東南邊疆、海疆等都納入研究之中，或可建立起近代中國邊疆和邊疆學研究的全面向觀照。
（ 汪朝光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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