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边疆”亦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可能偏一般意义的“边疆”，有时可能又只是相对于“中原”的“边地”而已，而且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时人对“边疆”的感受亦有别。例如，唐代诗人柳宗元被贬谪柳州，在当时人看来，柳州大约也是偏远蛮荒的“边疆”或“边地”。但到了近代，在同样的地理空间环境之下，大概也少有人再将柳州视为“边疆”或“边地”了吧。大体而言，古代中国的“边疆”概念，可能更多在其相对于中原的地理空间和人文教化的边缘性，士人官员的认识多半如此，更不必说普通百姓了。而到了近代，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环球同此凉热，西方近代国家观传入中国，尤其是列强的武力入侵，更使中国人切身认识到国家及其边界的意义，近代边疆学也因此应运而生。如金生教授书中所论：原本是“边缘”的“边疆”，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前沿”地带；近代中国的边疆问题，实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莫大关联；民族国家的主权属性，决定了边疆为国家领土主权与疆域完整的重要内容；而近代中国边疆权益之受损，刺激着国人的强国愿望，重视边疆、研究边疆，自然为举国所重视。
金生教授所著着重讨论了近代中国边疆学的缘起、发展及其与内外形势的勾连和各方关系，其中既论及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范式如何从传统夷夏观的主导递嬗演进为近代国家观下的重构、边疆研究与近代国家构建、近代边疆问题中的国际因素等政治性话题，也讨论了清末民初边政学精英的边政认识、民国边疆研究的嬗变及学科构建、边疆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发展等学理性内容，从而构成了本书两个主题“学术与时势”的多维而具体的论述面相。就时间论，以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论述为中心；就空间论，着重讨论了西北和西南边疆的相关问题。书中既有对于历史个案的具体研究，也有对于历史演进的宏观论述，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推动了边疆研究的深入和进步，也呼应了学界建立现代边疆学学科的呼声。
边疆和边疆学研究，不仅仅是学术研究，也与现实密切相关。“边疆问题，就是中国的存亡问题”。这是时人的认知，也是中国边疆研究和边疆学兴起的时代背景。正因为如此，边疆和边疆学研究，正可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金生教授书中所论，可以见及于此。书中论到：中国的边疆研究，自晚清发展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大程度上是受边疆民族危机之影响；伴随中国边疆民族危机的不断深化，国人对边疆民族地区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尤其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成为抗战的大后方，边疆民族研究及其学科构建具有了深厚的时势“境遇”，“边政学”的产生及其学科化与彼时国家广泛团结、动员边疆民众，深入开发西部资源以备战时之需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加强边疆研究以巩固国家疆域的经世言论，成为当时研究边疆的学者们的基本共识，是近代民族国家视域下边疆研究现实关怀性之体现；中国的边疆民族研究承担起为国家处理边疆民族问题，发展边疆民族教育，开发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处理边境政治、军事、国防诸问题提供重要参考的功能。这样的认识是合乎历史实际的，也是颇为可取的。
边疆和边疆学研究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学科。金生教授耕耘于这个领域多年，虽年纪轻轻，便已有了如许成就，显示出青年一代学者的才华与潜力！假以时日，或可更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将中国的东北边疆、东南边疆、海疆等都纳入研究之中，或可建立起近代中国边疆和边疆学研究的全面向观照。
（ 汪朝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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