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时期，长期的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不仅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残破，而且产生了“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的人口锐减现象。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人口最少的蜀汉，面对强大魏国的挑战，为了克服兵员和劳动力的双重不足，确保北伐战略的胜利，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发明创造，木牛流马就是其中的代表。

“木牛流马”是诸葛亮在后两次北伐曹魏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北伐期间运粮的困难，与能工巧匠们设计制造的用来转运粮草的运输工具。《三国志·后主传》:“(建兴)九年(231年)春二月，(诸葛) 亮复出围祁山，始以木牛运。……十二年(234 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秋八月，亮卒于渭滨。”……

木牛流马是诸葛亮智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诸葛亮北伐功业的标志之一，是其“名垂宇宙”的文化符号之一，后人常常将“木牛流马”与“八阵图”视为诸葛亮智慧的象征和最伟大的发明。

诸葛亮

由于小说《三国演义》的神化渲染，“木牛流马”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后人对“木牛流马”进行了研究和仿制。王子今《诸葛亮“流马”“方囊”考议》说：“许多研究者试图复原木牛流马……对于其基本形制，现今尚未有明确的共识。”本文在依据史料和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木牛流马”的形制、特点以及在战争中的运用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发掘，并对诸葛亮“木牛流马”文化对后世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探讨。

诸葛亮是“木牛流马”的发明创造者

《三国志·诸葛亮传》写道：“(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这段话说明“木牛”和“流马”的发明创意属于诸葛亮。

在北伐曹魏期间，诸葛亮主持设计、制造并运用木牛流马运粮的史实，主要见于

“（建兴）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魏司马懿、张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粮尽退军。”

“十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秋八月，亮卒于渭滨。“

在北伐期间，诸葛亮动用木牛流马运粮共有三次。 一次在建兴九年（公元231年）：“围祁山，始以木牛运”；一次在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运米集于斜谷口之邸阁。据《岐山县志》:“邸阁在斜谷口。盖诸葛亮欲伐魏，用流马转运谷中，故先筑邸阁于此。” （张御《诸葛亮集•故事卷5 •遗迹篇》）最后一次在公元234年，他率大军“由斜谷出，以流马运”，在五丈原与司马懿对阵。由于它们是不吃草的牛，能转动的马，并具有与牛、马同样的任重致远的功能，因而称之为木牛、流马

关于“木牛流马”的构造形制

1、木牛

裴氏注文说：《亮集》载作木牛流马法曰：

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秋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

我们根据裴注，可以大致复原一下木牛的形制。这里的“转者为牛足”是的“牛足”是能转动的，而且有“四足”，这就可以理解为：能转动的“四足”就是四个轮子（车轮）。而“摄者为牛秋轴”的“轴”就是车轴、轮轴。“轴”与“轮”总是在一起，两者相互依存，这是车的基本元素。

当代民间复原的“木牛”

“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这说明，驾驭木牛的人，不是骑坐木牛背上，而是行走在木牛的前后或两侧，其中应有人在“双辕”的中间。有一种研究绘制的木牛图，下有并置的两脚（看上去像两脚牛），每只脚的左右两侧有两个小轮子，轮子直径约11厘米，也算是四轮车（四个轮装在同一轴上）。

裴注说，木牛的运载量为“一岁粮”。依每个士卒每天吃1.5斤或2斤粮，“一岁粮”分别是547.5斤、730斤。如果杂有粗粮、杂粮，“一岁粮”的重量会更大。

《居延汉简释义》卷二载：汉代士兵每人每月大米一石八斗。一石即一斛，一斛米重31.5斤，一位士兵一月食米56.7斤（近60斤），一年食（56.7×12）=680.4斤（近700斤），汉代运粮车的载重标准一般为25斛。《九章算术·均输》载：“当输二十五万斛，用车一万乘。”那么，一车能载25斛（1斛容31.5斤米），即可载730斤米。木牛载“一岁粮”，定为760斤米，即有23斛多。可以说，木牛的载重量是仿照汉代标准运粮车设计制造的，这也是诸葛亮根据实际情况所制定。

因此，我们将士卒的“一岁粮”初定为730斤（即木牛载重量），应较为合理。裴注说：木牛“日行二十里”， 一个人1小时可步行10里，一天可步行100里。可见，木牛与人的行进速度相比还是比较慢的。

2、流马

《三国志》裴注说：

流马尺寸之数，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轴孔四寸五分，广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后轴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分，大小与前同。后脚孔分墨去后轴孔三寸五分，大小与前同。后杠孔去后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后载克去后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杠与等版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长四寸，径面四寸三分。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裴注描绘的流马形制如象，前后四脚，有前轴、后轴、前杠、后杠、上杠、下杠，还有肋、靬、后载克、方囊等，并有具体尺寸。流马新增的重要部件是方囊。

流马复原图

据后汉制计，方囊长64.125cm，高39.1875cm，宽38cm。在长度方向，减去两个木板厚度（3.8cm）。方囊内壁长约为60cm，方囊容积应为88920cm ，可容纳精米148.2斤。2个方囊容纳296.4斤，接近300斤，少于木牛所载“一岁粮”的一半。

木牛与流马两者明显的不同是：木牛双脚、载重量大、没有方囊；流马四脚、载重量小、有方囊。关于流马，裴注文没有说到“足”（能转动的轮），但说到了前轴、后轴。有轴必有轮，两轴的两端应有轮，因此，流马与木牛一样应有四轮，应是四轮小型车。

“木牛”与“流马“的对比

“木牛流马”不是同时制造完成的，木牛在先，流马在后。木牛先于流马在第四次北伐战争中运粮，之后制作流马并投入第五次北伐战争之前和之中的运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率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这就是说，建兴九年（公元231年），改用流马运军粮了。《三国志·后主传》载：“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即在公元231年用木牛，公元234年改用流马。

木牛与流马相比，木牛的特点是载重量大，行走速度慢。正如文中所说，“载多而行少”， 一次能“载一岁粮”，每天只能“行二十里”。据测算，古人一年食粮应为648市斤，也就是说，木牛一次载粮达650斤 左右。 “人行六尺.牛行四步”。意即，人走六尺，车轮就转四次。六尺除以四，车轮周长为一尺半，用圆周公式推算.其直径不足五寸。如此小的车轮,负荷又重，木牛走不快是必然的。

而流马与木牛正好相反，它运载量小，速度快。相比于木牛，流马体形小、载重少、速度快。每小时可行10里，日行可百里；其次，而且一人操控，灵活机动，遇到高坎、深沟时，可抬高前部拉过，也可两人合作抬过，还可取出方囊，拉过流马再装上；其载粮靠“等版方囊二枚”，“每枚受米二斛三斗”。一车能载四斛六斗。据测算，四斛六斗的粮食相当于今天138市斤粮食，就是说，流马载粮140市斤左右，这显然比不上木牛的载重量大。由于流马的运载量小，运输速度却大大加快了。

造车图（）选自1954年山乐嘉祥出土汉画像图

流马的另一创新之处在于设计了可与车身分离的装米木方囊，这是木牛所没有的。这样设计的好处是可以灵活地搬用装米方囊。用涂了油漆和防水的方囊装粮，既节省了装粮袋，又有效地防止了雨水与地表水的浸湿，不会潮霉军粮，使军粮损耗大大减少。

方囊还可以从甲车卸下而装上乙车，进行接力式的分段运输。特别是遇到陡峻的路段，驾车者用肩担方式将两个装米方囊，担到下一个平坦路段，即可与对方交换空的方囊，省力而快速。

流马可以看做是木牛的改进型。其结构较木牛复杂，轴和杠的长短及相隔距离，都有尺寸。诸葛亮《作木牛流马法》中还特别提到流马“形制如象”，象有四条腿如同流马有四个轮子一样，因此，流马或是一种木制四轮车。

根据《后主传》和《诸窩亮传》中的记载，木牛运粮的途径主要用于祁山一线。这一线路的特点是由汉中向西经祁山到关陇，路途远且中间没有大型转运仓库，需要载重量大的车辆，随军移动，即使速度较慢亦可。于是木牛就派上了用场。

而流马主要的运输途径是在褒斜道上,褒斜道的特点是起伏大，但路段却比较平坦和宽阔，适于使用速度较快的车辆，进行分段接力式的转送运输。而且在斜谷口，当时建有大型粮库，运输工具不一定要求大运量，只要求速度快。因而,新设计的流马满足了这一要求。

《诸葛亮传》说“由斜谷出，以流马运”。从“斜谷出”的流马，可沿溪流的浅滩向下行。流马的车轮半径22.5cm、方囊高39cm，上下重叠放置，下层的方囊上口离地面有61.5cm（上层的方囊上口离地面100.5cm）。因此，在水深不超过50cm的溪流浅滩上下行，水流推送，会像舟船般自行向前（人可掌控方向而不大用力），在此境况下称为“流马”，既形象又富有诗意。

“木牛流马”与诸葛亮北伐

“木牛流马”出现在诸葛亮北伐期间，是北伐战争军饷粮草搬运艰难的产物。在冷兵器时代，兵马未动而粮草先行。“木牛流马”无疑是千百年来解决粮草转运问题最伟大的奇思妙想。

但“木牛流马“投入运粮后，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因其自身的局限，功效不是很大。表现为:

1、没有解决缺粮危机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尽管以木牛运粮，但最终还是“粮尽退军”；第五次北伐前，虽然用改进后的流马运粮，但粮食依然不够吃，诸葛亮不得不另取屯田之法，以解决“患粮不继”问题。事实说明，无论是木牛或流马运粮，都没能较好地解决蜀军的缺粮问题。

2、“木牛流马”很快被淘汰

“木牛流马”在某种程度上,虽节省了蜀国人力和畜力，木牛虽然运载量大，但速度缓慢，“日行二十里”（陈寿《三 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不能适应军队快速行军的需要；而流马体积小，运量相对木牛少了一半。因此，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木牛流马作为运输工具，它也只在诸葛亮第四次与第五次北伐战争期间投入使用，诸葛亮去世以后，“木牛流马”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尽管“木牛流马”作用有限，但毕竟还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诸葛亮五次北伐，前三次北伐都没有超过一个月。但第四次北伐却坚持了四个月；第五次则更长，从二月一直到八月近六个月。如果不是诸葛亮病逝, 第五次北伐战争恐怕还要持续下去。

第四、五次北伐之所以能持续较长时间，与诸葛亮使用“木牛流马”运粮不无关系，与“木牛流马”在其中发挥了较大作用是分不开的。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赞说诸葛亮“天下奇才也！”王子今文即有：“木牛和流马，是应用于军运实践的成功发明，也可以看作诸葛亮最后的才智贡献

总之，“木牛流马”是诸葛亮在北伐期间，为了适应褒斜道等山地运粮需要，节省人力畜力，指导工匠蒲元等人设计制造岀来的人力推拉的木制带轮运载车。这种从本国实际出发而制造出来的运粮车，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进的。

“木牛流马”融进了诸葛亮的妙思，体现了诸葛亮的智慧。正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所说:“

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文化”

诸葛亮“木牛流马”不仅引起了历史学家和科技专家的浓厚兴趣，而且也成为唐宋时期诗人词客吟咏歌颂的对象，对唐宋以后的中国文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诗人在描写“木牛流马”时常常与诸葛亮北伐联系在一起。

唐宋诗人不仅将“木牛流马”看作是诸葛亮的杰出智慧，更将其作为诸葛亮坚守信念、统一天下的文化符号。“看木牛流马，恢复神州”，“名士临戎驾木牛”，进一步强化了诸葛亮在文学作品中的智慧形象。

宋朝人陈师道的《送杜侍御纯陕西转运》:“馈粮千里古无策，木牛流马功不极。边头数米换黄金，将军汗马未伏枥。”诗人将粮草运输与“木牛流马”联系在一起。

陈普的《咏史下·诸葛孔明八首》:“褒斜邸阁可一饭，河渭安流漕九州。天首马谡又霖雨，倍费心思作木牛。”这一首诗就是从北伐的角度描写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第二次北伐修斜谷邸阁，发明木牛，都是为了解决运粮之难。

陈普的《咏史下·诸葛孔明八首》:“苍苍石穴五百里，炎热寒凉一汉家。绛灌萧韩同故道，关张不共出褒斜。”褒斜道与故道是诸葛亮北伐的主要道路，也是木牛流马使用的主要道路。

宋人李新的《题筹笔驿》:“流马飞粮下蜀都，卧龙曾此写雄图。金刀有义轻三顾，铜爵虽强视一夫。鼎足山河终有汉，雁行兄弟亦忠吴。当年若尽毫端计，魏狗还羞不令无。”李新是将“流马”与诸葛亮北伐联系在一起。

魏了翁的《李参政生日》:“绝嗤梁梦误金瓯，又叹祁征困木牛。只藉人才作元气，闻公安健百无忧。”这里“又叹祁征困木牛”就用的是诸葛亮出祁山用木牛运粮的典故。

魏了翁《安总领生日》:“饮江共喜无胡马，屯渭悬知有木牛。虎也肤公康是似，原歌江汉美宗周

宋人臧鲁子的《满庭芳》:“澹露零空，好风光袂，月华飞入觥筹。青莲碧藕，芡实与鸡头。笑傲纶巾羽扇，有如此、人物风流。西湖上，不妨游戏，民富自封侯。骈蕃。新宠渥，叶华延阁，领事园丘。看木牛流马，恢复神州。万里凉霄浩渺，使星共、南极光浮。从今好，一秋长醉，直醉过千秋。”这里的“看木牛流马，恢复神州”，使“木牛流马”具有了北伐中原的精神载体的和统一天下的文化象征意义。

唐宋之后的明清时期，诗词文学走向低潮，虽然没有了唐诗宋词的光辉，但文人墨客仍通过诗词歌咏木牛流马。他们效法唐宋，将八阵图与木牛流马相提并论，以显示诸葛亮智慧之超凡、名士之风范和北伐之人格，使诸葛亮的形象更加高大完美。

后记：“木牛流马”是诸葛亮智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诸葛亮北伐功业的标志之一，也是其“名垂宇宙”的文化符号之一。诸葛亮的历史功绩与崇高地位。他杰出的智慧与坚忍不拔的精神，一直为后世所景仰

十六国壁画中的独轮者

参考文献：

谭良啸：《木牛流马考辨》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

梁中效：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文化

作者随缘：晋中市作家协会会员，温柔善感的双鱼座女主。爱生活，爱写作，对生活有梦想有激情，珍惜那些看起来平淡的幸福时刻。相信有事做有所期待，日子就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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