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了《楊柳青年畫是怎麼“鼓”起來的？》一文後，有的讀者對其中道理表示不理解，認為所謂“鼓”不過是民間傳說而已。其實，這是不瞭解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心理學的發展而造成的。
為了說清其中道理，讓我們從一個玩小遊戲的故事說起。2016年春節期間，一個同學群裡，我的同學玩搶紅包遊戲。其中一位同學說，她幾乎每次都搶不到，要不就是搶到錢最少的。而且，不只是在這個同學群，在十幾個群裡都是這樣，連續十幾天了。
我想，這本來是小遊戲，也沒幾塊錢，但如果把這種失落的情緒帶到其他方面就不好了。現在她已經受到了一定影響，即十幾天在十幾個群裡都是這種狀態。如果這種狀態再延續和擴展的話，對她的“運氣”確實有影響。
於是，我就等她在群裡偶爾搶到一個幾分錢的“最佳”時及時為她“點贊”。她高興了，緊接著就又是一個“最佳”。於是，她問我，為什麼會這樣。我說，因為你的“內緣起”改變了。她問我，什麼叫“內緣起”。我說，所謂“內緣起”不是你的思想問題，而是你的“心”。這位同學當年是我們這裡的高考理科狀元，非常聰明、有靈氣。一言之下，她居然聽懂了。這時，別的同學故意發紅包做實驗。她居然連續每次都是“最佳”。
這個故事看似神奇，其實有其傳統文化的理論背景，而以現代心理學也完全可以理解，這就是“羅森塔爾效應”。
1968年，美國心理學家羅森塔爾和他的助手在一所小學中做了一項實驗。被試者是一至六年級的學生以及他們的班主任。每個年級3個班，共18個班級，18名班主任。他們對一至六年級的所有學生進行了一項IQ測驗(一般能力測驗，簡稱TOGA)。他們告訴班主任、學生所做的測驗是“哈佛應變能力測驗”，謊稱該測驗的成績可以對一名學生未來是否會有成就作出預測。實際上，這個測驗並不具備這種預測功能。測驗之後，研究者隨機將學生分成實驗組和控制組。研究者對班主任宣稱，實驗組的學生在“哈佛應變能力測驗”中成績優秀，排在班裡的前十名。而控制組的學生則成績一般。在學年結束時，對實驗組和控制組的學生進行了前後對比。實驗組的測驗成績明顯高於控制組的測驗成績，那些被教師以為智力發展會有顯著進步的學生，其IQ平均提高幅度顯著高於控制組的學生。（見董奇、邊玉芳主編,《教育心理學》,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05,第173-174頁）
在這個實驗前，羅森塔爾還對小白鼠做了實驗。羅森塔爾選了兩組小白鼠，要求學生訓練這些小白鼠完成穿越迷宮的實驗。他告訴學生：第一組小自鼠智力一般，另一組小白鼠非常聰明。實際上，這兩組小白鼠的智商是一樣的。結果。那些被認為比較聰明的老鼠成功地先走出迷宮!他認為，這是老鼠訓練員——學生身體語言對它們的影響。（見（法國）菲利普·圖塞著，李偉譯《微動作心理學--行為語言學大師教你讀懂身體語言》譯林出版社,2015.01,第7-8頁）
也就是說，羅森塔爾認為身體語言對人和動物的智力有非常大的影響。其實，對人的解釋可以理解，對小白鼠這種解釋略有牽強。但這不是最重要的，羅森塔爾效應所要揭示的是：由他人（特別是像老師和家長這樣的“權威他人”）的期望和熱愛，會使人們的行為發生與期望趨於一致的變化。
羅森塔爾借用古希臘神話把這種現象命名為皮革馬利翁效應。皮格馬利翁是希臘神話中的塞浦路斯國王，善雕刻。他雕刻了一座美麗少女像，把全部的精力、熱情、愛戀都賦予了這座雕像。他愛上了這座雕像，並起名加拉泰亞。後來，加拉泰亞活了，與皮革馬利翁結為夫妻。
這個故事與楊柳青年畫“鼓”了同理。都是滿足了人們美好心願變為現實的期盼。我認為，這也是當年楊柳青年畫擁有龐大消費市場的重要原因。
通過對羅森塔爾效應（或者皮革馬利翁效應）的瞭解，我們看到了楊柳青年畫“鼓”起來背後的心理學原理。那麼，楊柳青年畫“鼓”的文化背景是否只是這些呢？中國古人又是如何看待這些的呢？
前文，我們提到了道家的觀念“外應”。本文，我們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談談“外應”是什麼？
我們日常生活中，“外應”現象其實很普遍，比如“說曹操，曹操就到”等。而這種外部的對應固然與主體的內心期待有關，但“曹操”的來與不來似乎與主體的身體語言沒有任何關係。就像本文開頭舉的例子，儘管那個同學接受了我搶紅包點讚的影響，但搶紅包的結果是隨機的，並非她的努力可以改變。從這個意義講，羅森塔爾提出了現象，但沒能夠給予全面的解釋。當然，即便如此，他的研究還是很有意義的。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西方心理學的其他學者是如何看待這類現象的？
著名心理學家卡爾·榮格曾經提出一種現象，比如“有人偶然注意到自己公共汽車票的號碼，回到家後，他接了一個電話，電話裡也提到了這個數字，晚上，他買了一張戲票，票的號碼仍是這個數。這三個事件構成了一個偶然組合，儘管這不會常常發生，但由於組合的每一項發生的頻率，這仍然處在可能的範圍內”等。明眼人一看便知，他說的這種現象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外應”。他還說：“在我看來，在對這種事件系列進行判斷時，我們要注意不確定因素。我在別的例子中已經觀察到了類似的情況，但並沒能得出任何可靠的結論。不過，有時我們很難避免這樣一種印象：有一種關於即將發生的事件的預先知識”。這種說法似乎在證明中國古人用“外應”進行預測的合理性。榮格認為，J·B·賴因的超感知覺實驗為這一廣泛的研究領域所奠定了可靠基礎。在賴因的實驗中，一些現象的概率為1：400000。這就已經不能簡單地用巧合來解釋了。榮格把這類現象稱為“共時性”現象。（見（瑞士）卡爾·古斯塔·榮格著,心理結構與心理動力學,國際文化出版社,2011.05）
榮格認為，共時性現象體現的不是邏輯上的因果關係，但體現了時空上的聯繫，而這種聯繫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說，有一類現象，不為形式邏輯所理解，但又確實地存在著。這種現象就是同一類現象的同時（有時延遲）出現。而他們與觀察者的心理密切相關。
也就是說，當主體的心理發生某種變化時，外部可能會出現一些對應反應。這種反應發生在羅森塔爾的教學實驗中，被用對學生的心理影響來解釋，在他的小白鼠實驗中被用身體語言來解釋。榮格則拋開了形式邏輯的因果關係。而在中華傳統文化中，道家以天人合一的觀念來認識，在佛教則是緣起性空的具體運用。甚至於，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產生了一套關於“外應”（共時性現象）的應用口訣。楊柳青年畫中最多應用的就是外應音義決。
綜上所述，楊柳青年畫一年“鼓”一張的說法是以深厚的中華文化為基礎的。同時，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我們也是可以一窺其奧秘的。其實，不論楊柳青年畫“鼓”是基於某種形象的作用（如所謂身體語言）或者是“共時性”的效應，只要對年畫張貼者起到了祈福納祥的好的作用就可以了。鄧小平說的好，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
而對於楊柳青年畫業者來說，應該好好對“外應”進行研究，讓楊柳青年畫再次“鼓”起來，既做大年畫的市場，又讓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貝得以真正的傳承併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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