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衛報》3月22日文章指出，新冠肺炎危機可能帶來新的經濟思維方式。文章編譯如下：
英國財政大臣裡希·蘇納克說，他宣佈的支持經濟的措施在和平時期是沒有先例的，他說得沒錯。此前英國政府從未同意向有可能失業的人支付工資。此前政府也從未下令關閉酒吧。
財政大臣並不是唯一認為抗擊新冠疫情的鬥爭類似於軍事行動的人。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把現在比作1940年夏天，他本人就是丘吉爾。
那些尋求與二戰進行類比的人需要拓寬視野。看待當前事件的一種方式是，將2007至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15年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那些年相比較。儘管看上去是一個和平繁榮的時期，但實際情況並不像看上去那麼平和。當時全球力量對比正發生變化，出現了政治動盪和日益加劇的階級衝突。而以債務推動的增長和金融市場的混亂為特點的21世紀頭幾年同樣容易給人錯覺。
金融危機就像1914年爆發的戰爭一樣粉碎了自滿情緒。事實證明，打贏這兩場鬥爭都比預想的更加艱難，而且在這兩場鬥爭中，世界都試圖在宣佈勝利後努力使一切恢復如常：在20世紀20年代是平衡預算和迴歸金本位；在21世紀頭十年則是平衡預算、重拾債務推動的增長和金融投機。
但是，讓時鐘倒轉已被證明是不可能的。隨著經濟陷入困境，政治不滿和憤怒與日俱增。相互信任已經瓦解。國際合作很少。
在這兩場鬥爭結束大約15年後，都出現了第二次衝擊：1929年的金融泡沫破滅；2020年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如果說歷史可以提供什麼借鑑的話，那就是第二次衝擊使根本性的改變成為可能。
20世紀30至40年代發生了四件大事。首先，舊經濟學被拋棄。各國脫離了金本位，政府開始以投資刺激增長，儘管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小心翼翼地。梅納德·凱恩斯的理論激勵了整整一代經濟學家和決策者。
第二，試圖通過加強工會權力、進一步推行累進稅制和擴大福利國家制度來為經濟注入公平因素。
第三，進步運動很早就開始了。在英國，《貝弗裡奇報告》、《巴特勒教育法》和就業白皮書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仍如火如荼之際出臺的。
最後，試圖通過成立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來構建一個新的國際架構，旨在避免20世紀30年代的政策碎片化。
我們離這一切重演還有多遠？想想看，已經拋棄的是一個不止失敗一次，而是兩次都失敗的模式。政府認識到，必須通過拋棄原有模式來支持自己的公民。諸如全民基本收入之類的新思想正得到擁護，而沒有多邊合作，就無法贏得應對新冠肺炎的勝利。
3月17日，在英國倫敦，國家美術館門前行人寥寥。（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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