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我们由《钱从哪里来》这本书中了解到了未来的“职业风口” ，以及大众如何通过“滚雪球”型的职业来积累财富，本章我们将着重强调人口的“聚集”趋势，城市的发展脉络，房地产的投资方向，以及资产配置的选择。
2、城市的选择
为什么要选择城市
城市之于人和机构，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盖娅之于巨人安泰俄斯。一旦脱离大地的滋养孕育，巨人也会孱弱不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个人或者家庭的财富路径，大多是我们所在城市的注脚。城市决定着你财富的上限，也决定着你财富的下限。
人无法选择先天的禀赋，就像一颗种子不能选择自己的基因和种属一样。但人可以选择城市，由于蒲公英可以选择落地的土壤——同样的种子，在肥沃的土壤、温润的季候风中结出的果实和在贫瘠的土地上结出的果实是不一样的。
在顶级经济学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中，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汉斯伯格等人总结到：“一个人所占的位置，决定了他的生产效率、收入以及福祉。”
在美国，城市人口比重从1800年6%上涨到了1950年的60%多，用了15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人均收入增长了近8倍。在我们国家，从村镇走向城市的人口持续增加，城市人口比重从1950年的11%上升到1996年的30%，再到现在的60%，仅用了近7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人均收入增长了20倍。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找到身边的例子，比如当年的同学，即使学习很差的王二麻子，到了北上广深发展以后，好像混的都挺好。城市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发展的机遇，还是包括从资产、教育、医疗方方面面的肥沃土壤，这样的环境发展起来的年轻人和下一代又会对这些城市产生更加巨大的积极影响，差距，会越来越大。
城市发展的脉络
世界上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
在“万元美金”这个节点上，都经历过一次人口对城市的“再选择”——从小城市汇聚到大城市。多个维度的测算表明，中国当前的大城市集聚程度还很有限。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考虑了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口规模和距离附近大城市的通勤距离后，2006年世界平均人口集聚程度是52。其中，美国是72.3，日本是92.9，韩国是89.6，英国是84.7。与之相比，中国36.2的人口集聚水平，则和刚果、几内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接近。而从每平方公里的产出（城市经济密度）来看，即使是我国当前的北上广深，经济密度也仅为2亿～3亿美元/平方公里，在新加坡、首尔，这一指标是5亿美元，东京为7亿美元，纽约接近10亿美元。这些国际化大都市在单位面积上的高经济产出，均由人口规模支撑。
“聚集”仍然是中国城市人口的发展趋势。
作者的团队利用智能手机设备的定位数据，测算出了各个城市的“网络人口”，对人口的分布情况进行了全新的刻画。网络人口比常住人口多，是“火焰之城”，相反，是海水支撑。
“火焰之城”和“海水之城”的人口对比
火焰之城
海水之城
例如：西南一隅的成都是北上广深以外的一颗明珠。成都的网络人口为2684万，比1605万的常驻人口数高出1000多万。从流向分析来看，流入成都的外地人中，来自四川省内其他地区的人口占比为43.2%，来自云南、贵州、西藏、甘肃、陕西等周边省份的人口占比为9.3%。换句话说，成都是当仁不让的人口磁铁，加上省内城市及四川周边，最少有1000万人在用脚步选择走向这座城市。
在人口流出的城市中，作为传统直辖市的天津是个令人惊奇的存在：户籍人口1050万，常住人口1557万，而这座城市的活跃网络人口只有1402万。也就是说，人们的脚步在选择离开天津，去往北京、上海、深圳、石家庄、郑州以及天津周边的廊坊、唐山。究其原因，是因为天津的第二产业占比高达43%，其经济体内部没能演化出很好的支柱型服务业，所以人们的脚步会转向服务业更发达、生产效率更高的其他“火焰之城”。
2019年中国人的城市选择主要基于“就近”和“经济”两个原则——人们就近聚集，选择离家最近的经济发达的城市。
2019年的网络人口分布情况告诉我们：城市选择中的马太效应正在不断增加，
从小城汇聚到大城的城市选择拐点正在到来。向大城市靠近，这是2019年中国人城市再选择的真实写照。这个选择的背后，是清晰可见的经济规律：大城市的“规模杠杆”。
规模杠杆的典型效应：
1.规模越大的城市，学历和工作经验的溢价越高。
2.“知识外溢效应”——人口越集聚，我们越有机会和更有经验的人在一起，向更优秀的人学习。大城市支付给我的高薪酬，不是因为房价和生活成本更高，而是因为我们的人力资本成长更快。人口规模撬动的知识外溢效应还体现在“创新”上。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中心大城市，是最好、最强的知识聚集地，自带很强的向心力。很多需要知识外溢效应的行业，比如互联网、金融、软件等，根本离不开大城市的怀抱。
3.“专业化溢价”——巨大的市场容纳度可以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大城市里，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自己完成很多工作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所以，大城市对专业化从业人员的数量需求越来越大，愿意支付的溢价也越来越高。
4.“规模溢出效应”，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并非呈现一种非此即彼的博弈状态，两者正在通过大城市的规模溢出效应，形成一种合作博弈机制。工业文明来，当大城市的规模达到一定量级后，城市的地价就跟着上涨，这时因为扩建资金较大工厂多数都会往外搬迁，而周边的小城镇就成了“大城企业外溢”的首选。2019-2020年是我国大城市规模溢出效应凸显的时期。
3、房子的选择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伴随国家的经济增长，房地产都出色地完成了分享增长红利、抵抗通货膨胀的任务。
从全球范围看，房地产在居民总财富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在49%左右。就发达国家的数据来看，房地产在居民总财富中的占比要比发展中国家低一些。美国房地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约为26%，英国的这一数字是35%，德国是42%，意大利是50%，西班牙是60%。而众多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房地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要高很多，比如，印度是77%，中国是54%。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的计算，2014年房地产占中国家庭财富的比例为54%，是家庭财富的半壁江山。除房地产之外，中国人的另一部分财富主要是银行储蓄和理财，占到了总财富的30%。这意味着除了房地产和在银行的资产之外，中国居民的股票、债券、基金和保险等资产少的可怜，加起来才占总财富的百分之十几。
对比之下，美国居民的财富构成则更加多元。虽然房地产也是比重最大的资产，但是只占到了总资产的20%左右，和保险、股票等平分秋色。另外，储蓄、理财、投资基金和债券所占比例也相当大。
中国为什么不一样？
房产的正式称呼是“房地产”，房子的价格反应的是房子所在土地的价值。而土地的价值来自这片土地上经济的增长潜力，即大家对这片土地未来可以创造多少财富的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买房就是买增长。所以，房地产的长期价值，由国家、地区和城市的增长水平决定 。
国内高房价的支撑来自哪些方面：一是1978-2018年国内经济总量增长了13.5万亿美元，直到19年，中国依然保持着每年超过6%的经济增速。经济飞速发展，人民钱袋子越来越鼓，可支配收入增加；二是自中国开始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后，2亿多人从农村迁到城市，此外还有数亿人在城市间流通，或等待迁往城市。城市流动人口增加，买房租房需求增大。
国内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自1998年开始，政府将土地作为类似股权的融资工具，为城市建设提供源源的动力，加之17年，国内土地收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近一半，超过税收，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因此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具有强大的资金筹集能力。
国内房地产行业当前颓势是否会一直持续
2016年下半年起政府采取各种政策限制房屋买卖，包括“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19年前八个月，全国共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达367次之多。受此影响，16-19年，国内一线城市房价只上涨了2%，而二线和三线城市房价分别上涨14%和24%，商品房成交量则也进入“低增长时代”。
对于房地产行业是否就此走入下行通道我们可以从两大方面来分析，第一，房地产财富的内在价值取决于中国的长期增长趋势，而房地产财富的价格波动则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简言之，政策调整只会带来短期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而不会改变中国房地产的基本面，如果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依旧保持乐观，那基本就可以对中国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保持乐观。第二，虽然国内房价长期的增长趋势不会改变，但增长模式却在发生改变，据测算，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步伐已经慢慢接近尾声，人口流动方向由从农村到城市，变成从小城市到大城市，这也将直接映射在楼市的分化上。中国房市将呈现一面是“海水”，一面是“火焰”的局面，且随着人口集中度继续上升，房价分化程度也会不断加剧 。
如何选出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的房子
2019年-2020年中国进入“万元美金”社会的开端，人们从基本的生存需求转向发展性需求，随着收入提高，时间越来越贵（时间溢价），人们对子女的金钱投入越来越高，因需求改变而可能产生的溢价，就成为了房地产的投资机会 。以燕郊为例，当通州被正式赋予“北京城市副中心”后，“30分钟直达北京国贸”的宣传一出，燕郊房价经历了短期的大涨。所以，就投资价值而言，处于网络核心节点的城市中心的房子价值最高，郊区地铁站旁边的房子次之，郊区没有地铁的房子则几乎没有投资价值。
在中国进入“万元美金社会”的基调里，后期大众将更多的奔向更加舒适的城市，像成都，杭州等这些生活节奏缓慢，温暖湿润，养身健体的南方城市，将会越来越有吸引力，对房产投资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投资方向。
当前贫困阶层和工薪阶层家庭对于孩子的时间和物质的投入比例比较低，而中产阶层和富豪阶层则对子女投入的物质和时间越来越多，人们对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向往，房子的区位变得尤为重要，学区房成为大多数父母的首选。
结合以上三点，从需求端考虑我们不难看出，
房产投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仍是位置，宁要核心区的“老破小”，也不要远郊的大别墅。但房产投资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供给”，即使再好的地段，再好的环境，我们都需求对房子的供给心存警惕。以国内的海景别墅为例，交通、生活设施不完善，教育医疗匮乏，对于时间就是金钱的年轻人来说，简直就是浪费生命，需求不高，但供应充足，空有美好景象，然实用价值不高。只有“供给弹性小”、“复制成本高”的房子，才是最有投资价值的，“物以稀为贵”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4、资产配置的选择
经济增速放缓远没有想象中的恐怖
2019年的中国经济处在令人不安的阴霾中，内部经济下行，外部环境恶化，2018年国内的GDP增速还在6.6%，但到了19年，前三季度的增速从6.4%一路下行到6.2%、6.0%，平均增速为6.2%，上一次增速低于6.2%还要回溯到30年前。
经济下行原因大概了总结为两方面：从国际上看，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迟迟不能解决，特朗普上台后一次又一次的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数据显示，19年前9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较18年是下降的，贸易战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内部看，国内货币政策松松紧紧，房地产调控没有放松反而更紧，2019年，我国企业整体利润下滑，大规模裁员的消息此起彼伏。
虽国内宏观经济数据表现不佳，但“资产价格”却出现强劲反弹，债券、房地产等行业价格纷纷上涨，这又是为何？其实可以理解为现有GDP增速下行是因为它是与过去的对比，过去10年国内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数据一路高歌，但这种高速、迅猛的增长模式不一定是好事，长期来看，平稳、较快的增长要比这种后劲不足的高速增长好的多，所以即使经济增速下行，但只要波动在合理的范围内，面对政策的不断调整，经济好转的可行性还是存在的，因此“资产价格”的反弹也是基于对后期经济走势预期向稳得来的。
从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速略慢，但政策上并不需要太过紧张，只需要密切关注经济变化，随之预调微调，保持稳定增长便可。
面对美国围剿，中国应如何应对
自2018年美国3月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至今已经持续了整整两年，因中国崛起，美国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科技技术方面均受到挑战，故其一直不余遗力的打压和遏制中国核心竞争企业的发展。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的遏制呢？战胜恐惧是前提，“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均是西方国家不切实际、充满敌意的幻想，在国际谈判桌上，双方讨论的是利益分配和制衡，讲究的是实力，以正确的心态，面对强大的对手，坚守自己的核心利益即可。其次在“商品贸易经济体”的概念下，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卖家，我们也是全球最大的买家，作为最大买家，我们在全球贸易规则中是拥有话语权的，中美贸易摩擦是可谈判的，同时面对中国的崛起，中美贸易战必将长期化和常态化，战胜恐惧，迎难而上即可。
经济转型悄然发生
其实，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变所引发的经济转型，已经悄然发生，时间拐点就在2013年，这一年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三个明显的变化。
第一，2013年是国内房地产分化的元年。房地产价格从以前的“同涨同跌”，转变为“大城市大涨”，“中城市中涨”，“小城市小涨”的模式，人口继续向大城市聚集，房价分化增大。
第二，2013年是服务业的经济元年。第三产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首次成为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到了2018年，服务业占比已达到了52%，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时代已悄然到来。
第三，2013年大城市接力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发动机。这一年，一线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超二三线，背后的原因是大城市基础设施好，创新能力强，内在的增长动力强劲，能够更好的对抗经济下行压力。此外，
消费性城市增速反超投资型城市，消费时代的曙光已经露出了地平线。
经济分析中有一句俗语: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需求看政策。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会向一个平稳的方向靠近，等待救助的企业不会等来救援，低效收益低的企业会慢慢出清，
只有默默累积、不断创新，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才能不断的扩大市场。短期来看，2020年是收获之年，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会走向稳健宽松，因为他们要为经济翻番的任务保驾护航。是的，在宏观经济长期预期平稳的前提下，获取财富就是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本的不断增值，职业和城市的选择是人力资本增值的载体和土壤，房产和其他金融资产的短期配置则是资金资本增值的决定性因素。
决定职业未来的关键是摒弃可复制、重复性高、替代性高的工作，积极争取创造性或者个体化的技能工作；决定城市附加值的是关于规模、知识外溢和专业化外溢的选择；决定房产价值的则需要考虑的是时间成本、气候、生活节奏、交通情况、子女教育、供给等方面的问题。
希望这篇分享能够帮助你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财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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