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我們由《錢從哪裡來》這本書中瞭解到了未來的“職業風口” ，以及大眾如何通過“滾雪球”型的職業來積累財富，本章我們將著重強調人口的“聚集”趨勢，城市的發展脈絡，房地產的投資方向，以及資產配置的選擇。
2、城市的選擇
為什麼要選擇城市
城市之於人和機構，就像希臘神話中的大地女神蓋婭之於巨人安泰俄斯。一旦脫離大地的滋養孕育，巨人也會孱弱不堪。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個人或者家庭的財富路徑，大多是我們所在城市的註腳。城市決定著你財富的上限，也決定著你財富的下限。
人無法選擇先天的稟賦，就像一顆種子不能選擇自己的基因和種屬一樣。但人可以選擇城市，由於蒲公英可以選擇落地的土壤——同樣的種子，在肥沃的土壤、溫潤的季候風中結出的果實和在貧瘠的土地上結出的果實是不一樣的。
在頂級經濟學期刊《政治經濟學雜誌》中，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漢斯伯格等人總結到：“一個人所佔的位置，決定了他的生產效率、收入以及福祉。”
在美國，城市人口比重從1800年6%上漲到了1950年的60%多，用了150年的時間。在此期間，人均收入增長了近8倍。在我們國家，從村鎮走向城市的人口持續增加，城市人口比重從1950年的11%上升到1996年的30%，再到現在的60%，僅用了近70年的時間。在此期間，人均收入增長了20倍。
我們可以很輕鬆的找到身邊的例子，比如當年的同學，即使學習很差的王二麻子，到了北上廣深發展以後，好像混的都挺好。城市給我們的不僅僅是發展的機遇，還是包括從資產、教育、醫療方方面面的肥沃土壤，這樣的環境發展起來的年輕人和下一代又會對這些城市產生更加巨大的積極影響，差距，會越來越大。
城市發展的脈絡
世界上幾乎所有高收入國家，
在“萬元美金”這個節點上，都經歷過一次人口對城市的“再選擇”——從小城市匯聚到大城市。多個維度的測算表明，中國當前的大城市集聚程度還很有限。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考慮了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口規模和距離附近大城市的通勤距離後，2006年世界平均人口集聚程度是52。其中，美國是72.3，日本是92.9，韓國是89.6，英國是84.7。與之相比，中國36.2的人口集聚水平，則和剛果、幾內亞、肯尼亞等非洲國家接近。而從每平方公里的產出（城市經濟密度）來看，即使是我國當前的北上廣深，經濟密度也僅為2億～3億美元/平方公里，在新加坡、首爾，這一指標是5億美元，東京為7億美元，紐約接近10億美元。這些國際化大都市在單位面積上的高經濟產出，均由人口規模支撐。
“聚集”仍然是中國城市人口的發展趨勢。
作者的團隊利用智能手機設備的定位數據，測算出了各個城市的“網絡人口”，對人口的分佈情況進行了全新的刻畫。網絡人口比常住人口多，是“火焰之城”，相反，是海水支撐。
“火焰之城”和“海水之城”的人口對比
火焰之城
海水之城
例如：西南一隅的成都是北上廣深以外的一顆明珠。成都的網絡人口為2684萬，比1605萬的常駐人口數高出1000多萬。從流向分析來看，流入成都的外地人中，來自四川省內其他地區的人口占比為43.2%，來自雲南、貴州、西藏、甘肅、陝西等周邊省份的人口占比為9.3%。換句話說，成都是當仁不讓的人口磁鐵，加上省內城市及四川周邊，最少有1000萬人在用腳步選擇走向這座城市。
在人口流出的城市中，作為傳統直轄市的天津是個令人驚奇的存在：戶籍人口1050萬，常住人口1557萬，而這座城市的活躍網絡人口只有1402萬。也就是說，人們的腳步在選擇離開天津，去往北京、上海、深圳、石家莊、鄭州以及天津周邊的廊坊、唐山。究其原因，是因為天津的第二產業佔比高達43%，其經濟體內部沒能演化出很好的支柱型服務業，所以人們的腳步會轉向服務業更發達、生產效率更高的其他“火焰之城”。
2019年中國人的城市選擇主要基於“就近”和“經濟”兩個原則——人們就近聚集，選擇離家最近的經濟發達的城市。
2019年的網絡人口分佈情況告訴我們：城市選擇中的馬太效應正在不斷增加，
從小城匯聚到大城的城市選擇拐點正在到來。向大城市靠近，這是2019年中國人城市再選擇的真實寫照。這個選擇的背後，是清晰可見的經濟規律：大城市的“規模槓桿”。
規模槓桿的典型效應：
1.規模越大的城市，學歷和工作經驗的溢價越高。
2.“知識外溢效應”——人口越集聚，我們越有機會和更有經驗的人在一起，向更優秀的人學習。大城市支付給我的高薪酬，不是因為房價和生活成本更高，而是因為我們的人力資本成長更快。人口規模撬動的知識外溢效應還體現在“創新”上。具有一定人口規模的中心大城市，是最好、最強的知識聚集地，自帶很強的向心力。很多需要知識外溢效應的行業，比如互聯網、金融、軟件等，根本離不開大城市的懷抱。
3.“專業化溢價”——巨大的市場容納度可以讓每個人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具有一定人口規模的大城市裡，隨著人們收入的提高，自己完成很多工作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所以，大城市對專業化從業人員的數量需求越來越大，願意支付的溢價也越來越高。
4.“規模溢出效應”，大城市與小城鎮之間並非呈現一種非此即彼的博弈狀態，兩者正在通過大城市的規模溢出效應，形成一種合作博弈機制。工業文明來，當大城市的規模達到一定量級後，城市的地價就跟著上漲，這時因為擴建資金較大工廠多數都會往外搬遷，而周邊的小城鎮就成了“大城企業外溢”的首選。2019-2020年是我國大城市規模溢出效應凸顯的時期。
3、房子的選擇
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伴隨國家的經濟增長，房地產都出色地完成了分享增長紅利、抵抗通貨膨脹的任務。
從全球範圍看，房地產在居民總財富中所佔的比重較大，在49%左右。就發達國家的數據來看，房地產在居民總財富中的佔比要比發展中國家低一些。美國房地產佔總資產的比例約為26%，英國的這一數字是35%，德國是42%，意大利是50%，西班牙是60%。而眾多增長較快的發展中國家，房地產在總資產中的佔比要高很多，比如，印度是77%，中國是54%。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的計算，2014年房地產佔中國家庭財富的比例為54%，是家庭財富的半壁江山。除房地產之外，中國人的另一部分財富主要是銀行儲蓄和理財，佔到了總財富的30%。這意味著除了房地產和在銀行的資產之外，中國居民的股票、債券、基金和保險等資產少的可憐，加起來才佔總財富的百分之十幾。
對比之下，美國居民的財富構成則更加多元。雖然房地產也是比重最大的資產，但是隻佔到了總資產的20%左右，和保險、股票等平分秋色。另外，儲蓄、理財、投資基金和債券所佔比例也相當大。
中國為什麼不一樣？
房產的正式稱呼是“房地產”，房子的價格反應的是房子所在土地的價值。而土地的價值來自這片土地上經濟的增長潛力，即大家對這片土地未來可以創造多少財富的預期。從這個意義上說，買房就是買增長。所以，房地產的長期價值，由國家、地區和城市的增長水平決定 。
國內高房價的支撐來自哪些方面：一是1978-2018年國內經濟總量增長了13.5萬億美元，直到19年，中國依然保持著每年超過6%的經濟增速。經濟飛速發展，人民錢袋子越來越鼓，可支配收入增加；二是自中國開始大規模城市化建設後，2億多人從農村遷到城市，此外還有數億人在城市間流通，或等待遷往城市。城市流動人口增加，買房租房需求增大。
國內房地產行業的特殊性：自1998年開始，政府將土地作為類似股權的融資工具，為城市建設提供源源的動力，加之17年，國內土地收入佔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近一半，超過稅收，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因此我國的房地產市場具有強大的資金籌集能力。
國內房地產行業當前頹勢是否會一直持續
2016年下半年起政府採取各種政策限制房屋買賣，包括“限購”、“限貸”、“限價”、“限售”、“限商”，19年前八個月，全國共出臺房地產調控政策達367次之多。受此影響，16-19年，國內一線城市房價只上漲了2%，而二線和三線城市房價分別上漲14%和24%，商品房成交量則也進入“低增長時代”。
對於房地產行業是否就此走入下行通道我們可以從兩大方面來分析，第一，房地產財富的內在價值取決於中國的長期增長趨勢，而房地產財富的價格波動則會受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簡言之，政策調整隻會帶來短期房地產價格的波動，而不會改變中國房地產的基本面，如果中國未來經濟增長依舊保持樂觀，那基本就可以對中國未來的房地產市場保持樂觀。第二，雖然國內房價長期的增長趨勢不會改變，但增長模式卻在發生改變，據測算，大規模的農村人口進城步伐已經慢慢接近尾聲，人口流動方向由從農村到城市，變成從小城市到大城市，這也將直接映射在樓市的分化上。中國房市將呈現一面是“海水”，一面是“火焰”的局面，且隨著人口集中度繼續上升，房價分化程度也會不斷加劇 。
如何選出真正具有投資價值的房子
2019年-2020年中國進入“萬元美金”社會的開端，人們從基本的生存需求轉向發展性需求，隨著收入提高，時間越來越貴（時間溢價），人們對子女的金錢投入越來越高，因需求改變而可能產生的溢價，就成為了房地產的投資機會 。以燕郊為例，當通州被正式賦予“北京城市副中心”後，“30分鐘直達北京國貿”的宣傳一出，燕郊房價經歷了短期的大漲。所以，就投資價值而言，處於網絡核心節點的城市中心的房子價值最高，郊區地鐵站旁邊的房子次之，郊區沒有地鐵的房子則幾乎沒有投資價值。
在中國進入“萬元美金社會”的基調裡，後期大眾將更多的奔向更加舒適的城市，像成都，杭州等這些生活節奏緩慢，溫暖溼潤，養身健體的南方城市，將會越來越有吸引力，對房產投資而言，這無疑是一個投資方向。
當前貧困階層和工薪階層家庭對於孩子的時間和物質的投入比例比較低，而中產階層和富豪階層則對子女投入的物質和時間越來越多，人們對優質的教育資源更加嚮往，房子的區位變得尤為重要，學區房成為大多數父母的首選。
結合以上三點，從需求端考慮我們不難看出，
房產投資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仍是位置，寧要核心區的“老破小”，也不要遠郊的大別墅。但房產投資還有一個最大的敵人----“供給”，即使再好的地段，再好的環境，我們都需求對房子的供給心存警惕。以國內的海景別墅為例，交通、生活設施不完善，教育醫療匱乏，對於時間就是金錢的年輕人來說，簡直就是浪費生命，需求不高，但供應充足，空有美好景象，然實用價值不高。只有“供給彈性小”、“複製成本高”的房子，才是最有投資價值的，“物以稀為貴”是亙古不變的道理。
4、資產配置的選擇
經濟增速放緩遠沒有想象中的恐怖
2019年的中國經濟處在令人不安的陰霾中，內部經濟下行，外部環境惡化，2018年國內的GDP增速還在6.6%，但到了19年，前三季度的增速從6.4%一路下行到6.2%、6.0%，平均增速為6.2%，上一次增速低於6.2%還要回溯到30年前。
經濟下行原因大概了總結為兩方面：從國際上看，中美貿易摩擦加劇，遲遲不能解決，特朗普上臺後一次又一次的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數據顯示，19年前9個月我國進出口總額較18年是下降的，貿易戰對經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從內部看，國內貨幣政策鬆鬆緊緊，房地產調控沒有放鬆反而更緊，2019年，我國企業整體利潤下滑，大規模裁員的消息此起彼伏。
雖國內宏觀經濟數據表現不佳，但“資產價格”卻出現強勁反彈，債券、房地產等行業價格紛紛上漲，這又是為何？其實可以理解為現有GDP增速下行是因為它是與過去的對比，過去10年國內經濟迅速發展，經濟數據一路高歌，但這種高速、迅猛的增長模式不一定是好事，長期來看，平穩、較快的增長要比這種後勁不足的高速增長好的多，所以即使經濟增速下行，但只要波動在合理的範圍內，面對政策的不斷調整，經濟好轉的可行性還是存在的，因此“資產價格”的反彈也是基於對後期經濟走勢預期向穩得來的。
從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角度來看，經濟增速略慢，但政策上並不需要太過緊張，只需要密切關注經濟變化，隨之預調微調，保持穩定增長便可。
面對美國圍剿，中國應如何應對
自2018年美國3月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以來，至今已經持續了整整兩年，因中國崛起，美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及科技技術方面均受到挑戰，故其一直不餘遺力的打壓和遏制中國核心競爭企業的發展。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美國的遏制呢？戰勝恐懼是前提，“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等均是西方國家不切實際、充滿敵意的幻想，在國際談判桌上，雙方討論的是利益分配和制衡，講究的是實力，以正確的心態，面對強大的對手，堅守自己的核心利益即可。其次在“商品貿易經濟體”的概念下，我們是全球最大的賣家，我們也是全球最大的買家，作為最大買家，我們在全球貿易規則中是擁有話語權的，中美貿易摩擦是可談判的，同時面對中國的崛起，中美貿易戰必將長期化和常態化，戰勝恐懼，迎難而上即可。
經濟轉型悄然發生
其實，中國的經濟結構轉變所引發的經濟轉型，已經悄然發生，時間拐點就在2013年，這一年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三個明顯的變化。
第一，2013年是國內房地產分化的元年。房地產價格從以前的“同漲同跌”，轉變為“大城市大漲”，“中城市中漲”，“小城市小漲”的模式，人口繼續向大城市聚集，房價分化增大。
第二，2013年是服務業的經濟元年。第三產業（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超過第二產業，首次成為中國成立以來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到了2018年，服務業佔比已達到了52%，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時代已悄然到來。
第三，2013年大城市接力工業化，成為經濟增長的主發動機。這一年，一線城市的經濟增長速度反超二三線，背後的原因是大城市基礎設施好，創新能力強，內在的增長動力強勁，能夠更好的對抗經濟下行壓力。此外，
消費性城市增速反超投資型城市，消費時代的曙光已經露出了地平線。
經濟分析中有一句俗語:長期看供給，短期看需求，需求看政策。長期來看，經濟增長會向一個平穩的方向靠近，等待救助的企業不會等來救援，低效收益低的企業會慢慢出清，
只有默默累積、不斷創新，掌握核心技術的企業才能不斷的擴大市場。短期來看，2020年是收穫之年，不管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會走向穩健寬鬆，因為他們要為經濟翻番的任務保駕護航。是的，在宏觀經濟長期預期平穩的前提下，獲取財富就是人力資本和資金資本的不斷增值，職業和城市的選擇是人力資本增值的載體和土壤，房產和其他金融資產的短期配置則是資金資本增值的決定性因素。
決定職業未來的關鍵是摒棄可複製、重複性高、替代性高的工作，積極爭取創造性或者個體化的技能工作；決定城市附加值的是關於規模、知識外溢和專業化外溢的選擇；決定房產價值的則需要考慮的是時間成本、氣候、生活節奏、交通情況、子女教育、供給等方面的問題。
希望這篇分享能夠幫助你找到屬於你自己的財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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