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撞”的命運裡,是誓死不對“平凡”就範的人生——路遙

就讓人們忘記掉你吧,讓人們說你才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裡一樣從文學界消失;要忘掉你寫過《人生》,忘掉你得過獎,忘掉榮譽,忘掉鮮花和紅地毯。從今往後你仍然一無所有,就像七歲時赤手空拳離開父母離開故鄉去尋找生存的道路。

---------路遙《早上從中午開始》

路遙,中國當代文學史裡一個特殊的存在。這位出生在陝北普通農戶裡的作家,在十一年中,先後發表了《驚心動魄的一幕》《人生》等數十萬字的作品。百萬字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更是以其恢弘的氣勢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直抵中國當代文學的最高峰。

然而,獲茅獎還不到一年,42歲的路遙就走完了他平凡而又悲壯的一生。在新中國的文學天幕上,路遙猶如一顆耀眼的流星,璀璨劃過。

在他四十二年的短暫生命中,是他不對平凡的就範,是他竭力在筆下決出的人生。

這位寫出《人生》和《平凡世界》的陝北作家,曾喚醒一代人的集體共鳴,卻從未獲得主流文學文壇的認可。

路遙信奉“文學是愚人的事業,最終也以愚人之精神。”回看路遙的一生,在中國文學版圖上,路遙留給後世讀者只有一個沉重而孤獨的殉道者

的背影。

“磕撞”的命運裡,是誓死不對“平凡”就範的人生——路遙

路遙,一個“撞擊年代”裡風雨飄搖的作家。


貧困給予的力量——自卑。

中學生馬建強是路遙中篇小說《在困年的日子裡》的主人公,這個農民的兒子,貧困既給了他自尊也給了他自卑。都說文學是對於作者生活的印證,小說《在困難的日子裡》原型馬健強與路遙的經歷如出一轍。在路遙的筆下,這種苦難不僅僅是生存環境,物質生活的悲苦更意味著在困苦的境遇裡,對人生特有的心理感受。

1949年,路遙就出生在這個偏遠貧困的陝北農村。七歲的那年,一個深秋的早晨,父親帶著路遙來到了延川縣郭家溝村的伯父家。

我躲在村口的一顆老樹背後,遠看著我父親,踏著朦朧的晨霧夾著包袱,像小偷似的從村口裡流了出去。過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

------路遙

默默著看著父親離開自己,這是七歲的路遙所面臨最為悲壯的一幕。多年後路遙回憶,這時候我有兩種選擇,一是大喊一聲衝下去,死活都要跟著我父親回去;但我咬著牙忍住了,因為我想到我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而回家後,父親沒法供我上學,儘管淚水唰唰地流下來,但我咬著牙,沒跟父親走。

“磕撞”的命運裡,是誓死不對“平凡”就範的人生——路遙

舊時的中國,讀書就是平民唯一的翻身之路。

九歲那年,路遙在伯母的支持下進入村裡的小學讀書,四年後,路遙考上了延川城關小學高小部。在城關小學,路遙操著一口與當地不合時宜的清澗話,別人吃著白麵饅頭和玉米糰子,他卻只能吃著麩糠(麩是小麥種子的皮而糠是小米種子的皮)做的菜糰子。

整個初中三年,就像我在《在困難的日子裡》寫的那樣,班上大都是幹部子弟,而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受盡了歧視、冷遇,也得到過溫暖和寶貴的友誼。這種種給我留下了非常強烈的印象,這種感情上的累積,,儘管已經是很遙遠了,我總想把他表現出來。

------路遙

這種刻骨銘心的飢餓感和匱乏感,像一個巨大的黑洞,需要日後用超乎想象的能量,去滿足和填補。最終,那些苦難的日子,都成了路遙文學裡的縮影。

《烏合之眾》的作者阿德勒,在他的《自卑與超越》中說道:“個體生來就有追求優越的內驅力,在這種力量的驅動下,個體會力圖做一個沒有缺陷的、完善的人。

與此同時,自卑感則是個體行為的原始決定力量,為個體追求優越提供了根本動力。”

而路遙的這個對於貧困帶來的自卑,驅動他為之“代為補償”的就是他手中的筆。

都說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早年物質環境的貧乏,為他錘鍊出一顆細膩敏感的心靈,一種對於世界的全新看法——也就是在他文學裡所展示的世界和人生。

革命與文學給予的新生。

1982年,路遙的《在困難的日子裡》在《當代》雜誌發表,這並不是路遙的處女作,早在這部小說創作的初始,路遙就在等待著他手頭上的首部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的審核,而這一等就是兩年。

七十年代末,全國文聯、作協逐漸恢復工作。各地的作家群體佳作連出,這對於在聯合工作近兩年的路遙來說,或許是一種精神上的刺激,又或許是一種動力。路遙決心創作有別於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創作走向作品。

1978年,路遙開始創作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他以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文革武鬥為題材進行創作。小說的取材,來源於路遙在青蔥歲月發生過的真實故事——文化大革命。

1966年夏天,17歲的路遙初中畢業,考取了西安石油化工學校,這對於一個貧寒的農家子弟來說無疑是鯉魚躍龍門。

然而,新生尚未入學,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這一年高校停止招生,路遙選擇留在延川中學,參加文化大革命。不久,路遙加入了延川中學紅衛兵隊伍,奔赴北京,參加大串聯。

這是路遙第一次離開黃土地,第一次坐火車,第一次來到北京,第一次站在天安門廣場仰望毛主席,第一次感受到了紅色帶給他內心的澎湃······無數個第一下替代了路遙無法上學的絕望,甚至可以說帶來了新的希望。

“磕撞”的命運裡,是誓死不對“平凡”就範的人生——路遙

文化大革命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帶給路遙的是全新的希望和夢想。

1968年路遙19歲,那一年他成為名操一時的風雲人物,當上了陝西省延川縣哥革委會副主任。從政滿足給予出身貧寒的路遙太多的憧憬,然而在變化莫測的政治鬥爭中,好運轉瞬即逝。

不久,路遙牽扯進了一場武鬥事件被調查,第二年就像是他的《人生》中的高價林一樣,路遙以回鄉青年的身份,回到了劉家圪勞村,當上了一名民辦鄉村教師。

那一年與路遙一同到達他家鄉的還有很多年輕人,他們的身份就是知識青年。這些年輕人的到來,給在困境中的路遙帶來了一場來自文化與精神的強烈衝擊。

北京知青的到來,把路遙的視野從貧瘠的黃土高坡導向了現代文明的廣闊田地。然而,功利文明的現代城市與自由野蠻的農村的碰撞才剛剛開始。

1969年,路遙戀愛了。初戀女友是北京的知青。

我永遠記得拿過遙遠的大雪紛飛的夜晚,我有生第一次用顫抖的手握住我初戀女友的手。那美好的感受至今如初。

------路遙

1970年,路遙將走向城市的一份招工指標讓給了初戀女友,然而分開不久,路遙收到的卻是一封絕交信。

這是自由野蠻捧著“純真自願”原則的農村路遙,首次見證現代文明所透露出的刺。這讓原本就生活在自卑的路遙逼上了自我內心的絕路。

信上的每一個字,好像都在跟路遙說:“癩蛤蟆也想吃天鵝肉,你一個一窮二白的土包子也想著北京女知青。”路遙想過自殺,但是內心的自卑精神上的刺痛感,迫使他掩聲含淚的活著。

或許這次為愛哭泣是路遙對於過去的一場告別儀式,他要在絕境中尋找新的機會。一如他中學畢業的那一年,絕望總能為其留下些許的希望。文學創作,成了路遙青春時期的另一個嶄新的開始。

“磕撞”的命運裡,是誓死不對“平凡”就範的人生——路遙

路遙,一個在用生命寫作的陝北漢子。

在曹谷溪的幫助下,1971年路遙正式進入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從事文藝創作與當時熱愛文學的青年們,一起進行詩歌創作。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他的作品不斷地出現在延安當時的文學刊物上。

一直堅定不移向著文學之路前進的路遙,在1978年遭受到了一次刻骨銘心的打擊。那一年,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完成在陝西省作家協會小院,一間十平米,只有一桌一凳一床的宿舍裡。

路遙筆下《驚心動魄的一幕》的縣委書記,用生命平息了兩隊紅衛兵的武力鬥爭,謳歌這樣一種飛蛾撲火的精神,在文化大革命末期的文學界,顯然已經是一種越界的觀點。也顯然註定了小說的發表過程,舉步維艱,為其往後的生涯埋下一顆定時炸彈。

1973年,對於24歲的路遙來說同樣也是舉步維艱。這一年的夏天,路遙向劉家圪勞大隊遞上了《入學申請書》。這是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國各高等大專院校停招後時隔六年再次招生,招生的對象是政治清白的工農兵 。不久延川縣委做出最終決定,同意選送王路遙同志上陝西師範大學學習。然而陝西師範大學並未錄取路遙,隨後其他幾所高等院校也同樣沒有錄取,原因是同一個,政治問題。

1973年9月,在延川縣委領導幫助下,最終延安大學決定錄取路遙。

1978年相戀多年的林達與路遙結婚了,這一年,路遙把《驚心動魄的一幕》的稿件,投給了當時幾乎所有的大型刊物,然而小說均被客氣的退回。

兩年間,連續的打擊讓路遙心灰意冷,最後他託朋友向《當代》投稿,路遙認為,這個心目中的全國最高的“文學裁判所”足以能判定自己的最後生死,如果《當代》仍舊不刊用,那稿子就不必寄回,一燒了之。

不久,就在路遙幾經絕望的時候,接到了《當代》編輯的電話,通知他儘快來北京修稿。20多天的時間裡,在《當代》首任編輯秦兆陽的指導下修改,字數比原來增加了一萬多字。

不久31歲的路遙引人注目地,在權威文學雜誌《當代》發表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之後,獲得了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路要說:“我幾十年在飢寒、失誤、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長曆程中,苦苦追尋一種目標,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對我都至關重要。”獲獎給路遙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他將開始新的文學探索,實現自己更高更遠的人生目標。

與中國主流文壇的“撞擊”年代。

路遙回憶說:“我寫《人生》反覆折騰了三年,這作品是1981年寫成的。但我1979就動了筆了,1981年我試著又寫了一次,但覺得還是不行,好多人物關係沒有交織起來。”

衣衫襤褸、生活窘迫。1981年的夏天,路遙背上了一個軍用旅行包,回到陝北,開始了《人生》的寫作。

小說中的人物故事,採集於路遙的親人和朋友,濃縮了當時的農村和城市的真實生活。

路遙說“細細想想,迄今為止,我一生中度過最美好的日子是寫《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我準備了近兩年,思想和藝術考慮備受折磨,而終於穿過障礙進入實際表現的時候,精神真正達到了忘乎所以。記得近一個月裡,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渾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通。”

小說《人生》出版八個月,被改編為同名電影。小說中那個既上進又自私,既功利有坦誠的高加林,在農村與城市的夾縫中的矛盾人生,引起正處於改革熱潮中的年輕人普遍的共鳴。

路遙的《人生》於1983年3月,獲得中國當代中篇小說獎,同年7月又拿到了全國第二屆中篇小說將,一時轟動全國文壇。

路遙知道,巨大的成功和名望,只會束縛自己停滯不前滿足於現狀。所以為史自己能夠達成所願,就必須像過去一樣,來一場全新未卜的開始。

路遙說:“我必須離開《人生》所營造出來的暖融融的狀態,再一次踏進冰天雪地,進行一場看不見的旅途。

1985年路遙獨自上路,拋棄之前所有的名與利,深入農村探索出一條全新的路,誓要創造出一部空前的史詩式的農村小說,這注定是一場孤獨的遠征。

當時路遙走訪每一個農村角落,同農民工一起勞作,進入煤礦……取材《平凡的世界》。

“磕撞”的命運裡,是誓死不對“平凡”就範的人生——路遙

寫《平凡的世界》可謂是鉅細無遺。從1975年開始創作到1988年才完結,路遙每天工作18個小時以上,翻偏所有的當地報刊雜誌,名家著作幾百來本,就為了擴大視野。

但是,《平凡的世界》第一卷卻歷經週轉於1986年元旦在一個小出版社才首次出版。一封封的退稿信,把路遙所有的努力否定,這還不算完,第一卷出版一年後甚至被出版社下架。

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是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之際。國內的文化背景是各種文學新思潮風起雲湧,意識流、黑色幽默、魔幻現實主義、象徵主義等文學觀念風靡一時,文學創作在形式和技巧上的求變求新令人目不暇接。

與此相反,傳統現實主義創作卻受到“冷落” 。甚至有批評家認為,路遙的另一部小說《人生》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是落伍的,但這更加堅定了路遙要完成《平凡的世界》的決心。

“磕撞”的命運裡,是誓死不對“平凡”就範的人生——路遙

無節制的壓榨身體,整天活在精神上的創作世界裡,讓路遙在完成第一卷《平凡的世界》時,身體已經在發出紅色警告。第二卷創作完成時,路遙一口血直接噴倒在書桌上。

身體上的嚴重透支,病魔纏身,理智告知的是必須節制或停住寫作。然後,被路遙視為一生的精神導師——《創業史》作者柳青的經歷卻告訴他,停下就是一生再也無法彌補的遺憾(柳青寫《創業史》第一部完成後,在第二部寫到一半時,由於文革爆發耽擱,致死都沒有完成他的《創業史》)。

精神上的激烈廝殺,最終路遙選擇了用生命換取圓滿。

1987年,正處於埋頭苦寫的路遙接到中央電視臺編輯的來信,徵求把《平凡的世界》用聲音的形式播報出來。讓路遙想不到,這本《平凡的世界》幾乎耗費他所有心血的長篇小說,不是以文字,而是以聲音的形式得以傳播。

回顧自己創作《平凡的世界》的十幾年裡,無數的質疑和逼供,把自己封鎖起來,斷絕了家裡人的一切音信,連自己養父死,路遙都無法親臨為其送終。

“田曉霞死了……”1988年初春,路遙哭著告訴自己的弟弟王天樂,自己為《平凡的世界》完成了結局。這樣悲壯的結局,連我們這些隔著幾輩人都潸然淚下,可想而知路遙在創作《平凡的世界》承受多大的物質和心靈的創傷與壓抑。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獲茅盾第三屆文學獎,第二年8月經過三次昏迷暈倒住院,被診斷為肝炎肝硬化後。11月17日晨8時20分,路遙走完了並不平凡的一生,悄悄地離開了這個平凡的世界,時年路遙四十二歲。

“磕撞”的命運裡,是誓死不對“平凡”就範的人生——路遙

寫在最後的話

生命就是一次無邊而又漫長的旅程,為了某種既定的目標而獻身,就應該是永遠不悔的選擇……無論如何,能到這一天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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