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早在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清軍就慘敗給了英國侵略者，但至少英軍不過是打到了江蘇鎮江。而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直接攻入北京火燒圓明園，逼得咸豐不得不倉皇出逃，這回大清朝的臉可丟大發了。
屈辱的背後，值得反思的是，為什麼第二次鴉片戰爭竟能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原因大體是以下三個方面。
清朝內憂外患，陷入兩線作戰困局。
1850年，廣西爆發了太平天國起義，戰火很快波及了大半個中國。洪秀全、楊秀清就佔據南京，切斷京杭大運河，後來由攻佔了長江中下游的江蘇、浙江兩塊膏腴之地。
俗話說“蘇湖熟，天下足”，太平天國把清政府的糧倉都給端了，不要說北京得不到江南的稅收，就連漕運到北方的漕運命脈也被斷絕，估計連吃飯都成問題。
這還不算，英法等列強，正是瞅準了清政府困於內亂的焦頭爛額局面，不斷在外交上施加壓力想攫取更多利益，直至演變成直接的軍事行動。
第二次鴉片戰爭從頭到尾的1856——1860階段，也是南方曾國藩與太平天國陳玉成、李秀成交戰最激烈的時候。清政府內憂外患同時爆發，局勢比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更危急。
第一次鴉片戰爭捅破清朝“紙老虎”的窗戶紙，令英法聯軍有恃無恐。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時，英法聯軍的心態，已經變化得與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完全不同。
頭一次，英國對清政府軍事實力，畢竟不是那麼有底。而且英軍勞師遠征，也不太敢輕舉妄動推進得太猛。畢竟英國國內之前在是否對清朝開展的問題上，國會是有過一番激烈爭執的，萬一前方作戰失利，搞不好就會動搖國內政治。
所以，英軍從廣東一路北上打到鎮江，逼清廷議和簽訂《南京條約》，英國也就見好就收了。
而第二次鴉片戰爭則完全不同。經過十多年的瞭解，列強對清朝政治的腐敗、軍事的落後已經一清二楚。
如果說，清軍在陸上多少還有那麼一點點戰力的話，在海上就完全是零設防。這次英法聯軍艦隊選擇陳兵大沽口海域，直接威脅北京的門戶天津，原因就是對清軍的海防和陸上作戰能力不屑一顧。
當然，他們也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價，大沽口炮戰英法聯軍由於輕敵，被僧格林沁一口氣擊沉擊傷十餘艘戰艦，還搭進去了五百多人的傷亡。
但接下去戰鬥，清軍就是一邊倒的敗局了。先是英法聯軍攻佔大沽口炮臺，隨後溯白河而上攻佔天津，接著又在北京城南的通州八里橋，將僧格林沁的滿蒙八旗打得個全軍覆沒。
前方戰敗，咸豐只得逃往滿蒙勢力的腹地避暑山莊，仍由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洗劫並燒燬了幾代皇帝拿錢堆起來的圓明園。
清政府對國際外交十分陌生，列強為各自利益合起夥來敲詐清廷。
戰爭，打的不僅是軍事，也是外交。而一旦涉及多國參與，外交方面就更加複雜和撲朔迷離。
第二次鴉片戰爭，不同於第一次時中英雙方一對一的單邊關係，而是英、法、美、俄四國共同對付清朝的多變關係。可以說是英法聯軍在戰場上明攻，美俄打著調停的旗號在後面搞外交暗算。
儘管清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落敗，但顯然還沒能從天朝大國的角色陶醉中完全醒悟過來，所以在國際外交上，還是一副一臉懵逼的被動狀態，任由居心叵測的美俄兩國上下其手。
當清朝派遣直隸總督譚廷襄與美俄談判時，美俄假意敷衍，實則拖延時間，等待著英法聯軍進行完充分的軍事準備，雙方可謂是配合默契。
清軍在戰場上的被動挨打，大沽口炮臺、門戶天津，甚至北京失守等一系列的作戰失利，其中佔很大部分的因素，就是清政府對國際外交的一竅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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