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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富國強兵的目的與司馬光的“破屋理論”

從北宋建國到王安石變法，北宋已經走過了119年。

時間會改變一切。

在王安石主持變法的時候，北宋已經積貧積弱很久了。這裡面有很嚴重的體制問題。首先是文官制，其次是分權制度，第三是募兵制。文官制的弊病是軍事上奉行守內虛外，分權制是一個官職就有好幾個人，搞得大家都是官，就是沒人真正管事。募兵制讓國家養了大量的軍隊，消耗了大量的財政資源。這幾個合在一起，造成了北宋的財政極為困難。當時的情況是"百年之積，惟存空簿"。

所以，王安石變法就變得十分必要，也獲得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因為王安石是動機是：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中國人最講究動機，認為只要動機正確，結果自然就是好的。王安石和宋神宗就是這樣想的。

王安石所有變法的出發點，就是政府要賺錢。要想盡一切辦法開源。

司馬光的動機也是要政府有錢，但司馬光認為重要的不是開源，而是節流。就是要藏富於民，讓老百姓有錢。

王安石的變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馬法等。總之，把政府作為一個經營主體，一方面限制大地主豪強的勢力，另一方面從老百姓那裡獲得利益。當然，在制度的設計的初衷上，是減少對老百姓的剝削的。但是動機是一方面，效果又是另外一方面。王安石變法最終走了樣，成了小人們跑官要官的手段。這一點也是王安石所想不到的。

司馬光與王安石不一樣。司馬光是個持正平穩的人，這被後人視為宋代最大的保守派，其實這是歷史的誤解。司馬光不反對改革，但希望改革要平穩地進行。對於改革，他有一套著名的“破屋”理論。他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近代法國人托克維爾寫了一本《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認為改革的後果是引起人們要求進一步改革，但改革卻又無法滿足無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眾不滿情緒加劇，最終可能釀成革命。也就是說，改革既要大膽又要審慎。看來，托克維爾頗得司馬光“破屋”理論的精髓。在這種“破屋”理論的指導下，司馬光和王安石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辯論和拉鋸，王安石是個雄辯的演說家，而司馬光在這方面實非王安石的對手。但司馬光有著與王安石一樣的執拗與耐力，反正這輩子和王安石幹上了。

也就是說，王安石認為屋子壞掉了，就要推到重來，而司馬光認為，越是破屋，越是要小心，修修補補不動根基，一動反而會倒掉。就是這兩種針對改革完全不同的看法，決定了司馬光與王安石是一輩子的對手。

保守派 司馬光最終佔據了上風，在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上臺之後，把王安石的新法完全廢置。導致下野的王安石在南京抑鬱而終。

蘇東坡為什麼要反對王安石的變法？應該說，蘇東坡不僅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也是反對舊黨的司馬光對新法的全部廢棄，他既不是新黨，也不是舊黨，他是蜀黨的領袖。蘇東坡出身鄉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能看到大量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東西，他在杭州、徐州、密州等地做地方官，與老百姓達成一片，深受老百姓的崇拜。所以，蘇東坡反對王安石變法，主要是從實際出發，指出王安石的新法在執行過程中產生的偏差，力求起到糾偏的作用。

具體表現在：

蘇軾認為《青苗法》就是政府放貸賺取高額利息。地方官吏為多放青苗錢以邀功，強迫借貸交息，百姓苦不堪言，必須立即取消《青苗法》。　　

蘇軾認為《農田水利條約》只規定“功成則有賞，敗事則無誅”，會讓那些投機取巧的“浮浪奸人” 肆無忌憚地從中牟取國庫和人民的財富。　　

蘇軾認為《僱役法》的弊端在於：原來不負擔差役的女戶、未成丁戶都要按定額的半數交納役錢（即所謂“助役錢）會加重一般老百姓的負擔，會使那些貪官汙吏，“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　　

蘇軾認為《均輸法》“虧兩稅而取均輸之利”的做法，不僅不能增加朝廷收入，相反為推行《均輸法》而“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會增加國庫的開支，加重百姓的負擔。

雖然王安石、司馬光和蘇東坡在政治上是對手，但在個人感情上，沒有恩怨。他們之間的鬥爭是君子之爭。這就是君子之交！

好玩的國學

司馬光是全面反對王安石變法，蘇軾是部分反對，部分贊成，比如“免役法”，他是贊成的；因此，司馬光與蘇軾雖然都屬於舊黨，立場還是有所不同的。

王安石的變法在歷史上非常有名，但實際上存在很大的問題。

我們可以把王安石的熙寧變法與范仲淹的慶曆新政作個對比。無論在變法的廣度上或具體措施，王安石的變法都要超過慶曆新政，但是兩者重心卻是不同的。慶曆新政，重心在吏治上。范仲淹的十大改革措施中，前四項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都是針對吏治。而王安石變法重心則在理財技術上，加大國家宏觀調的力度，金融成為重要的手段，政府對經濟的干涉明顯增加。

在王安石變法中，整飭吏治不突出，這導致新法的推行的過程中，完全變樣。從王安石的本意來說，經濟改革的目的是促生產、均賦稅、抑兼併，出發點是很好的，但在實際實施過程中，卻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問題。

比如說青苗法。王安石的本意是要救濟百姓於青黃不接之時，出發點是很好的。可是政府發放的貸款並非免息，而是年息二分，雖然比民間借貸要低，但對於普通百姓家，也是一筆沉重的負擔。歐陽修曾批評說“直是放債取利耳”，國家這是變相收刮民財，與民爭利。更嚴重的是，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貸款利息要遠遠超過所規定的二分。有的地方執行三分的利息，更有些地方官吏在規定的利息外，還有種種勒索，導致實際利息達到80%甚至100%。這與變法的初衷已全然是南轅北轍了。

再比如免役法。變法的初衷，百姓交了免役錢後，可免除義務勞役。但是一旦政策到了地方，完全變了樣。免役錢交了，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強迫百姓服役，活照幹，錢還得交，兩頭受罪。就連神宗皇帝都說：“已令出錢免役，又卻令保丁催稅，失信於民。”

宋神宗去世後，高太后臨朝，下詔讓百官寫奏摺，討論朝政的闕失。由於新法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卻弊疾叢生，不僅守舊派分子反對新法，甚至民間對新法也不感冒。這言論一開，不得了，成百上千的奏章紛至沓來，大多數都是批評新法的不當。

面對洶洶議論，高太后任命舊黨領袖司馬光為門下侍郎（相當於副宰相），議除新法。司馬光老頭原本就是最頑固的反新法者，現在讓他來主持議除新法，這不等於宣佈變法的終結嗎？

有高太后的支持，司馬光廢除新法堪稱神速。在宋神宗去世當年，保甲法、方田法、市易法、保馬法等就被廢除了。但是司馬光對這個速度還相當不滿意。第二年（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晉升為尚書左僕射，此時的他已經六十七歲，身體不太好，擔心自己不能在去世前盡廢新法。在他眼裡，新法中殘留的青苗法、免役法、置將法，與盤踞西北的西夏一樣，乃是帝國的心腹之患，並稱為“四患”。他曾經這樣說：“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當然，在這四患中，西夏之患，司馬光是除不了的，也沒這能耐。對於其他三患，也就是王安石變法中的三項，他還是有能力除掉的。在之後短短的幾個月裡，新法基本都廢除了。

君山話史

司馬光和王安石之爭本質是民國時期的胡適和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

歷史上很多人都在關注王安石變法的措施，卻很少注意到司馬光反對的理由。

必須聲明：司馬光不是反對變法，而是反對拆遷重建式的變法，而是推崇在房屋沒有出現重大損壞時採取維修加固的變法：

即：王安石建議拆遷重建，司馬光反對拆遷、維修房屋即可。

是推倒重來，還是維修解決。這個問題不僅僅是當年北宋的新舊黨爭的核心，也是大清甲午戰爭之後、民國建立後兩次遇到的道路選擇。

那麼北宋需要拆倒重建嗎?

北宋面臨的問題是

1、官員數目膨脹，厄員問題。宋真宗景德年間北宋內外官員有1萬人；宋仁宗皇佑年間內外官員高達2萬人。官員數目膨脹，導致公務員工資開銷巨大。

2、土地兼併嚴重，失地農民為了生活紛紛加入軍隊，謀求活路。宋仁宗慶曆年間軍隊人數是125.9萬。

北宋面臨的問題在財政上的表現就是因為官員俸祿、軍隊俸祿、皇室支出等導致收不抵支。以下是北宋的財政收支表（匹貫石兩）

1021年，財政收入15085萬，財政支出12677.5萬，盈餘2407.5萬，盈餘率15.96%；

1048年，財政收入10359.6萬，財政支出8938.3萬，盈餘1421.3萬，盈餘率13.72%；

1049年，財政收入12625.2萬，財政支出12625.2，盈餘0萬，盈餘率為0；

1065年，財政收入11613.8萬，財政支出13186.4萬，盈餘-1572.6，盈餘率-13.54%。

從上面北宋四年的數據可以看出北宋財政的一個規律：北宋每年財政收入存在滯脹，每年財政收入有下降趨勢，同時每年財政支出都在1億上下浮動。

司馬光和王安石爭論的本質

在《宋史 司馬光傳》中記錄了司馬光和王安石在熙寧變法前二人的爭辯：

這段記錄表達了司馬光和王安石二人不同的態度：

1、司馬光認為收不抵支，應當裁剪貴族和官員的支出；王安石認為收不抵支的原因是不懂理財導致。

即：面對財政危機，司馬光主張節流，王安石要求開源。

2、司馬光認為理財不過是拆東牆補西牆，王安石認為高明的理財可以在不增加百姓負擔上增加財政收入；

3、司馬光駁斥王安石不增加百姓負擔可以增加財政收入的觀點，認為一個社會一定時期內的GDP總量是固定不變的（即使變動也不會大），社會財富數目固定，政府收取多了，百姓能收的就少了，即國富民窮。

就一個蛋糕，國家切走大塊的，人民只能一起吃那一小塊。這就是司馬光的觀點：

司馬光對王安石變法措施的駁斥本質是對變法措施的補充

1、對於新設立的獨立統稱財政的三司條例司，司馬光認為丞相是大局統籌，不應當過多參與具體事務，丞相通過設立三司條例司進行財政統籌進行治理，和小吏沒有區別；

2、對於青苗法司馬光認為危害在於：A、一般富人放高利貸都能獲利，官府放貸是嚴重的與民爭利；B、針對非強制放貸的說法，認為一般民眾貪圖貸款卻忘記還貸風險——參考最近的P2P案例；C、官府以貸款金額為政績，不加分辨的發放貸款，導致：窮人還不起，連夜搬走逃債；富人搬不走，幾代人揹負沉重債務；

司馬光認為青苗法短期危害不足為患，長期危害巨大：

窮人逃難、富人變窮、用於賑災的常平錢又拿去放貸收不回來，一旦發生災害，或者發生戰爭，國家無錢可用，結果只有老少殘弱餓死、強壯之人做盜賊搶劫。

蘇軾反對變法根本原因在於價值觀不同

1、結人心，不要與民爭利。

2、厚風俗，以崇道德。

3、存綱紀，保朝廷清明。

王安石對北宋問題的認識：

1、北宋問題的根源在於不知法度。

2、財政危機要用理財手段解決。

3、解決方法是變風俗、立法度。

簡單看看王安石變法措施

1、均輸法，是國有資產運營，以追逐利潤、降低國家採購成本為目的，增加收入，降低支出；

2、保甲之法，某種程度上是恢復府兵制，兵農結合，裁剪地方兵力數量，減少軍費；

3、免疫法，讓富人通過交錢得以免除勞役，增加財政收入，屬於開源；

4、市易法，說好聽就是銀行貸款，難聽點就是高利貸，每年20%的利息，逾期不還，加收2%的罰息——20%的利息也太黑了吧！

5、保馬法，就是官府出馬讓人民養，官府回購或自己賣均可，但馬死必須賠償；

6、方田法，測量耕田面積、評定耕田優劣等級，按照優劣等級進行有差別納稅；

7、免行錢，就是在京師各行各業的利潤中收取一部分作為稅收，屬於開源；

8、三司條例司，統一財政權的機構，類似今日的財政部；

9、農田水利法，將修建農田水利的財政責任轉移給農戶，向農戶攤牌修建費用，不足部分由官府貸款——又是貸款；

10、裁兵法：規定禁軍、廂軍50歲退役；考核不合格的，禁軍下降為廂軍，廂軍改為民戶（即退伍）；

11、制將法：廢除更戍法，將各路駐軍分為若干單位，每單位設立專門負責練兵的將軍和副將，和明朝的五軍都督府類似；

12、軍器監法：將所有工匠都集中，負責製造兵器、器甲等戰爭器械；

13、廢除科舉，將太學分為外舍、內設、上舍三等進行考核士子，以平時太學成績作為錄取依據，取代科舉的一考定終身；

14、修正考試內容：廢除明經，詩詞、賦、論等，改為考實務策論。

綜述

王安石變法有經濟、軍事、教育三個方面，遭到反對主要是在經濟方面——因為北宋最突出的問題也是經濟問題。

針對北宋的財政危機（官吏厄員、軍費臃腫、土地兼併導致稅源減少等），王安石主張推倒重建，司馬光主張房屋維修，蘇軾主張佛儒融合改造社會。

王安石推崇的是理財經國之術，追求的是大財政、大政府；司馬光推崇的是維新漸變，追求的是小財政、小政府；蘇軾認為只有從人的信仰源頭上端正了，才能讓社會得到改變，即信仰問題。

歷史哨聲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咱們先來簡單的介紹一下，何為王安石變法?

宋神宗時期，為了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在皇帝的支持下，由王安石牽頭，發動了一場社會改革運動。其目的是為富國強兵，挽宋朝政治危機。變法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

按理說，這是件大好事，可為什麼司馬光和蘇軾都反對呢？

有書君認為，雖然兩人均對變法表示反對，但反對的原因卻不盡相同。

首先來說下兩人之所以反對的共同的理由，那就是他們都敏銳地覺察到了變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1.王安石的政治理想，猶如空中閣樓，不切實際。

都說“理想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王安石的變法理想，猶如空中閣樓，中看卻不切合實際。

以青苗法為例，王安石的本意，是想讓農民在青黃不接的季節裡得到幫助，由國家以低利息借錢給農民，以緩和民間高利貸的盤剝現象。同時也能為國家增加收入，是個雙贏的計劃。

但因為他急於看到改革的成果，給各地方政府下達了任務指標。以至於地方官員為了政績，強行攤派，就連富裕人家和城市居民也要被迫去貸款，否則便是犯法。

並且在這過程中，還滋生了大量腐敗現象。好多官員為了中飽私囊，私自提高利率，更讓百姓們苦不堪言。

至於其他的新法，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均暴露出不少弊病。如1071年冬，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不惜割腕斷指等。

面對種種慘象，士大夫們議論紛紛，許多忠心耿耿的大臣也相繼出來反對新法。

2.“拗相公”為了推廣新政，遠忠臣而親小人。

王安石此人，十分的固執，他認準了的事，哪怕明知是錯的，也要一條道走到黑。所以，落了個“拗相公”的稱號。

因為他能言善辯，個人能力確實超強，所以深得宋神宗賞識，以為他可以建立強國。為此，他也磨拳擦掌，雄心勃勃地欲大展宏圖。

在推廣新法的過程中，面對不同的聲音，他毫不猶豫地給予無情的還擊，不論這個人是朋友，還是敵人。

因為他的這種個性，加劇了朝廷內的黨派之爭。許多元老、重臣紛紛站到了他的對立面。而一些善於鑽營拍馬的小人卻投其所好，藉此機會上位。比如呂惠卿、李定、舒亶、鄭綰等佞臣，爭先恐後地充當改革的急先鋒，為了滿足一己私慾，大肆打擊異己。

面對這種現狀，一身正氣的司馬光和蘇軾憂心忡忡。因為他們深知，任何一個時期，只要有奸臣當道，國家和人民的命運便堪憂了。

他們覺得，王安石改變國家貧窮落後面貌的初衷是無可厚非的，但做法卻不甚妥當，甚至是矯枉過正了，故而均表示反對。

除了以上原因，還有兩點理由讓司馬光反對變法:

1.墨守成規，深受傳統儒家思想的束縛。

司馬光從小熟讀四書五經，作為一個傳統守舊的大儒，他固執地認為:一切社會現狀，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所有的倫理道德和政治制度本身是沒有問題的，至於國家發展到如此地步，只是因為人們沒有盡守職責所造成的。

所以，他堅定地指出，在守成時期，更應注重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制度之內。他希望通過“節流”，而不是“開源”，來增加財政收入。

這種政見和學術上的不同，也讓他堅定不移地反對改革。

2.變法會觸及官僚地主的利益，而司馬光無意中成了他們的代言人。

北宋中期，官員們的俸祿相當可觀，隨著官僚機構的日益膨脹，也讓國家的財政支出不堪重負。

倘若王安石變法，貴族階層的既得利益首當其衝會受到影響。這難免要讓過慣了優渥物質生活的官僚地主們坐立不安。他們又豈甘心被別人動了自己的乳酪呢？

於是，他們背後極力煽動位高權重，且又性格耿介的司馬大人，讓他出面替他們說話。可能司馬光也不曾想到，自己在無意中竟被別人當槍使呢。

再說蘇軾，他並非全盤否定變法，只是不支持急功冒進的做法。

蘇軾不是變法派，但也不傾向保守派，他認為:變法應當循序漸進，和風細雨地進行改良。像王安石這樣急功近利的行為，確實不可取。

所以，他在擔任殿中丞、直史官的時期，多次給皇帝上書，極力反對王安石“苛政”、“急政”，希望皇帝能注重大宋歷經六帝形成的政治體系。正所謂“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太急於求成的話，反而會走向事物的反面。

對蘇軾的看法，宋神宗也表示贊同。但這時，他卻遭到奸佞小人莫須有的彈劾，被外放。後來，更是遭到了王安石曾經的門徒們的構陷，從“烏臺詩案”開始，一再走上貶謫之路。

但正是在基層生活的經歷，讓蘇軾也目睹了變法給老百姓帶來的好處，他開始覺得變法的某些方面還是值得推廣的。

以至於後來舊黨當政時，對司馬光全盤否定變法的行為，蘇軾又不以為然。為此，他甚至成為夾縫中人，兩面不討好。

因此，有書君認為，蘇軾並沒有極力反對變法，為了國家發展之大計，他更希望取變法之精華，而棄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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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書共讀

王安石有一句話著名的話，叫做“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此話意思很簡單，就是天塌下來了，也不足畏懼‘祖宗所立下來的規章制度，不應該盲目去遵循；改革過程中的人言與汙衊等，都不足以動搖其決心。王安石變法之時，若無強大的阻力，他需要說出這樣的豪言壯語麼？

無論中外古今，但凡涉及到變法，都會產生反覆與鬥爭。如商鞅變法，結果很快使秦國強大。可在變法過程之中，商鞅又損害了舊有貴族、統治階級的利益，於是在後期自己也落得個五馬分屍的後果。

所以，政治的本質，其實是在既定的規則裡，分配利益。改革者註定要改變舊的規則，因此會傷害到既得利益者。

由此觀之，王安石與司馬光、蘇軾分屬不同的陣營，有各自的施政主張。司馬光屬於保守派，蘇軾屬於溫和的改革派。

王安石變法的措施，如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等，即使在今天看來，都具有進步意義。可是在推行這些政策的時候，一些酷吏難免會為了完成政績，做出傷害百姓的舉動來。

如青苗法，本來是好的政策，最後卻成為了一些貪官汙吏魚肉百姓的政策。上有政策，下有政策，千古皆是也。

蘇軾正是看到變法在執行層面的危險，才會反對王安石激進的變法措施。

輝城啊

司馬光與王安石之爭，並不在形式上的新法舊法，也並非私利之爭，且當時的王安石不止與司馬光、蘇軾意見相左，而是幾乎得罪了包括：蘇洵、蘇轍、程顥、程頤、張載、張戩等等一系列清流名士，其實他們之間屬於小利與大義之爭，王安石認為強國之法，莫過興財，所以其變法重點放在經濟上，視德治為治國之根本的司馬光等，從根本上就不認可此次變法，直接或消極對待新法的實施，迫使王安石不得不啟用一系列圖利之輩，以便於行事，從而加劇了清流們的牴觸情緒，矛盾變得不可調和，由此形成了兩大陣營即新黨與舊黨，也使得原本個人見解之爭最終演化成兩大集團利益之爭的黨爭，也最終導致了宋朝的滅亡。

六翮齋主人曹淵

司馬光和蘇軾雖然反對王安石變法，但他們絕不是什麼奸臣之流。

如果說王安石是變法派領袖，那麼司馬光就是反對派領袖。這二人堪稱是棋逢對手。二人都生活簡樸、學富五車、憂國憂民、敢於直鑑。王安石曾經在地方試行新法，司馬光也曾在地方屯墾戍邊，成效不比王安石差。

但是除了領袖以外的其他人，兩派就完全沒法比了。變法派小人眾多，典型如呂惠卿，後來落井下石陷害王安石。而反對派則人才濟濟，歐陽修、蘇軾、文彥博、韓琦、範純仁等，都是一時英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彥博曾經與司馬光之師龐籍一起推行過軍事改革，而韓琦則與范仲淹一起推行過慶曆新政。範純仁則是范仲淹之子。

當這些原本的改革派一起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反思一下王安石變法本身的問題了。

首先是王安石個人的問題。王安石的口號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並且揚言“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可以說，有商鞅、晁錯、范仲淹等前輩的前車之鑑，王安石已經做好了思想準備，他知道改革必定困難重重，會受到各種反對，他一定要堅持住。但是他的這種覺悟讓他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那就是獨斷專行、聽不得不同意見。只要有反對意見，他就當作是反對變法的保守意見，不予理睬。

熙寧四年，開封民眾為了逃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斷腕者”。消息傳到朝廷，王安石不屑一顧，表示不可信，並且即使是真的也沒什麼大不了。因為連士大夫都理解不了新法，何況老百姓。這個話連宋神宗都不能贊同。變法應該是造福百姓的，如果連老百姓都反對，那說明改革沒有帶來福利，這難道還不值得警惕嗎？王安石真的是把一切不同意見都給無視了，固執過頭。於是，他眾叛親離。

那麼說回到政策本身，為什麼連老百姓都反對呢？因為理想跟現實是兩回事。新法其實在設計之初真的是很替老百姓著想的。

我們以青苗法為例。在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沒有收入。這時候地主會借錢借糧給農民，等糧食成熟後加息償還。雙方互利，原本沒問題。可是一旦發生自然災害，糧食歉收，農民還不起，就只好賣地，土地兼併就會嚴重。

青苗法的做法，是官府取代地主發貸款，利息更低。既可以減輕農民壓力，又可以增加政府收入。王安石對青苗法極為得意，甚至誇下海口，說自己不加稅也能充實國庫。

但實際效果卻令人咋舌。

首先是由於地方的層層加碼，最後農民實際要還的利息極其之高，個別地方甚至高達原標準的三十五倍。

再就是手續繁瑣，先申請再審批，重重手續，都要求人，過一道手續就不知道要打點多少人。農民總共才多少錢，禁得起這些混蛋這樣盤剝？

最後，為了確保新政順利實施，王安石給各地都下了指標。於是為了完成指標，各地都開始硬性攤派。硬性攤派的同時，當然還有一級一級的層層加碼。結果到最後，甚至連地主都被迫要貸款。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改革幫了貪官的忙。

更何況，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什麼？增加政府收入。當時宋朝廷國庫拮据，因此才有了變法。但是我們說錢就這麼多，要麼藏於國，要麼藏於民。你現在要增加國家收入，那麼老百姓手裡的錢勢必要減少。正如司馬光所言，“不取諸民，將焉取之。”

假如老百姓本來生活富裕，政府多收一點倒也無妨。可是老百姓本來就很窮，可見國庫拮据的問題不在於收入不夠多，那在哪呢？亂花錢。

司馬光曾經明確指出:“國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所以你王安石在變法方向上就錯了，還急功近利、一意孤行，豈有不失敗之理？

攸揚拾羽

這個問題的核心在於“王安石變法”，也就是這場變法給北宋王朝帶來了什麼？如果僅僅是國庫充盈足用二十年，顯然不能作為司馬光和蘇軾不反對的理由。因為一個國家政權如果要使國庫充盈，方法有很多，畢竟掌握國家權柄。

比如說，在南宋初期，為了應對金國南征，南宋政府需要籌措軍費，而國庫卻日益空虛。於是南宋政府就使用了王安石的方法，操縱民間借貸，對幾十種百姓使用的日常商品進行變相的徵稅，採取國家政策將江南地區六萬餘富商“明正典刑”，一次性就掠取了江南數十年的財富積累，估計達到了九千萬兩白銀的財富，致使江南地區無數的手工業作坊倒閉，其它富室百姓紛紛通過各種手段向北逃亡到已經安定下來的金國。

這個事實在辛棄疾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的詩詞中得到證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金國的漢族百姓已經神鴉社鼓，慶祝豐收了，而南宋呢？百姓只是南宋政府養的羊而已，一個心情不好，就剪羊毛。如果說金國入侵中原起初的殺戮是硬刀子的話，那麼宋朝整個的統治過程就是軟刀子，殺人不見血。

而南宋政府採取的行政辦法就是來源於王安石的“市易法”“均輸法”。

所以說，使國庫充盈足用二十年，不能作為司馬光以及蘇軾不反對的理由，因為王安石的變法從本質上說是在挖大宋統治的根基，是在竭澤而漁。

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要做什麼？解決冗官冗兵冗費等北宋政府行政支出過大的問題，可是王安石有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呢？沒有。王安石完全就是在撈錢。

或許很多人會說，王安石針對的是大地主大商人，因為他們盤剝百姓，讓百姓沒有了活路。大地主大商人就不是老百姓了嗎？有錢的就不是老百姓，沒錢的就是老百姓？這個道理完全說不過去。

再說，王安石採取行政的辦法，從大地主大商人手中撈錢，與大地主大商人採取資本的方式從老百姓手中撈錢有何區別呢？不都是用軟刀子殺人嗎？

最後，這些撈來的錢用到了哪裡呢？不是用在了再生產，而是用到了不斷增加的龐大而臃腫的官僚機構上，用在了不斷增加的行政支出上，用在了發動對外戰爭上。

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三代君主不斷髮動對外戰爭，或是消耗錢財用來享受。一旦沒有錢，就用王安石的辦法，就啟用蔡京之流用王安石的辦法來搜刮民間，致使江南地區爆發方臘起義，老百姓對北宋政府恨之入骨。金兵南侵之時，老百姓不僅不幫北宋政府抵禦金兵，反而乘機斬殺那些落單的北宋士兵。失去民心的結果是曾經用來保衛汴京的百萬禁軍作鳥獸散。軍隊士兵，除了少數利益階層，絕大多數士兵都是來自老百姓，失去民心，軍隊一定會瓦解，更不用談什麼戰鬥力了。

面對北宋王朝的統治危機，面對冗官冗兵冗費等現實問題，司馬光作為朝廷重臣也沒有切實有效的辦法，所以向宋神宗舉薦了王安石。王安石變法，的確在很多方面的確解決了很多現實的問題，然而王安石為了迎合宋神宗君意，不注重政策的推行過程，不將取得財富用之於民，反而用在宋神宗那不切實際的恢復漢唐故土的雄才大略上。這一點讓司馬光等原來支持王安石的人走向了反對王安石的道路。

王安石不知道他的政策有問題嗎？肯定是知道的。可是為了讓宋神宗支持他變法，他沒有反省變法過程中失誤的事情，而是隻知道迎合宋神宗，不斷用錢來加強武備，為發動戰爭做準備。

司馬光做對了嗎？也沒有。他知道反對王安石，不知道反對宋神宗。王安石之所以被稱為拗相公，就是很多時候不願意迎合宋神宗的快意。於是，王安石下臺了，宋神宗親自操縱變法，讓變法更加面目全非。當宋神宗西征西夏戰敗，永樂城一戰喪師十萬，民夫等後勤人員達八十餘萬，喪師失民近百萬，就意味著一場所謂富國強兵的變法失敗。

富國強兵，國進民退，這是亂世的徵兆。一個國家真正的強大是民富國強。老百姓富了，才能凝聚軍心，才有富國強兵的基礎。

蘇軾是既反對王安石，也反對司馬光的。王安石、司馬光、蘇軾最初都是變法派，都是愛國君子，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私人利益的衝突。之所以在後來，變法派們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根源在於君主，在於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如果宋神宗不亂搞，甘願做一個名義上的君主，將國家變法的權柄完全交給王安石，那麼司馬光也不會反對，蘇軾也不會發對，他們反而會合作。

從根本上說，王安石變法應該叫宋神宗變法才是，精忠報國的根本還是君主政治。與王安石變法一樣有名氣的是明朝的張居正變法。張居正變法是成功的，對外戰爭也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就在於明朝萬曆皇帝在張居正當政時基本上就是個擺設。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親政，張居正的變法也隨之敗亡。

放棄的回憶

最大的原因是經濟思想和治理理念的不同，王安石變法中最為核心的就是經濟改革，因此，兩方的爭論也主要圍繞經濟和財政展開。

如果將王安石變法放到整個中國的大歷史中，你會發現王安石的變法與商鞅、漢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劉晏是一脈相承的，他們都主張通過加強中央集權，加大政府對經濟的管控力度的方式來增加財政收入。

而蘇軾和司馬光等保守派則不同，他們更認同儒家傳統的休養生息、輕徭薄賦的經濟治理理念，主張藏富於民。他們認為桑弘羊式的經濟集權改革只會與民爭利，最後傷的還是老百姓。

這種治國理念和迥異，註定了兩派會水火不容。

一、王安石變法的背景：應對國庫空虛，充盈國家財政

與他的前輩桑弘羊一樣，王安石變法的核心目標，就是充盈國家財政。王安石時期的北宋，和桑弘羊時的漢朝一樣，國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卻沒有足夠的錢。

當時漢武帝為了對抗匈奴，急需用錢，桑弘羊於是就採取了這種加強管控、與民爭利，搜刮民間財富的做法。

王安石時期的北宋，也是如此，冗官冗兵嚴重，耗費錢糧巨大，北方遼國的威脅又刻不容緩，相比之下，則是朝廷財政的緊張，年年虧損。

為了應對這種局面，重振大宋，王安石宣佈了很多新政。其中最核心的有以下幾條。

一是實行均輸法。即讓國家把控關鍵商品的流通權，比如鹽、鐵、糧食，由國家統一分配經濟資源。

二是實行市易法。即將市場定價權收歸國家，由國家收購商戶商品，並規定出售價格，所有到開封的商戶都要將商品運到市易司進行統一出售，通過低買高賣的方式謀求壟斷利潤。

三是實行青苗法，王安石規定，凡是遭遇災年青黃不接的農民，可以向國家貸款，年景好時償還20%的利息，從而增國庫收入。

王安石的三條舉措，看起來非常完美，但是實際上缺陷很大，蘇軾和司馬光在一次朝廷辯論上將變法的弊端講的十分透徹。

二、蘇軾、司馬光反對變法的原因：與民爭利，搜刮民間財富

面對王安石的舉措，司馬光在朝堂上提出了很多質疑。

當時王安石說：“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理財最為急務。”王安石認為目前朝廷最大的困境就是缺錢，因此應該以增加財政收入為目標。

司馬光隨即就反諷：“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

司馬光的意思很明確，就是財富，不在民間就在國家，國家取走多少財富，就意味著民間少了多少財富，沒人能生生變出財富。之後，司馬光又說了，桑弘羊這種加大政府管控的方法最後導致了與民爭利，百姓苦不堪言，進而盜賊四起，生靈塗炭。

司馬光認為，如果增加國庫收入就意味著與民爭利，傷害老百姓，還不如不做。

除了司馬光，蘇軾說的也很明白，蘇軾認為王安石的舉措就是一種欺騙，他說：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蘇軾認為，王安石這種明著不加稅，暗中操控商品價格來謀取壟斷利潤的做法更可惡。

三、北宋官員腐敗，缺乏監督，導致變法最終百害而無一利。

雖然王安石的政策會傷到百姓，但是如果真能起到解國家燃眉之急的作用，倒也罷了。但只可惜，北宋官員的腐敗讓這一點也沒有實現。

就拿青苗法來說，給老百姓貸款，本來老百姓是救急，政府得到收入，但是到了實際操作，變成了官員強行攤派貸款，很多不需要貸款的老百姓也被逼迫貸款，被迫來年交20%利息，使得百姓叫苦不迭。而收上來的利息，最後也被官員們貪汙掉了，上交國家的非常少。

（落實到下面，官員們胡作非為，反而官逼民反）

還有市易法，由政府購買，並規定價格進行出售。結果官員們在收購時對商人百般敲詐，給的價格十分不合理，最後搞得商人都不願來開封了，搞得市場凋敝，朝廷也收不到錢。在定價時，官員們出於私利往往定的十分高，最終讓百姓難以接受，引發混亂。

王安石的變法，雖然搜刮民間財富，與民爭利，但如果能有效執行，至少也能增加財政收入，但很遺憾，在北宋官員的腐敗之下，變法徹底成了危害老百姓的劣政。蘇軾、司馬光的反對也就有了民間的大量聲援，變法因而很快式微了。

（水滸傳裡的大奸臣蔡京就是王安石一派的人物）

但即便如此，在幾十年後，依然有蔡京之流藉著變法的一些政策與民爭利，傷害百姓，可見其弊端之大。

對於當時已病入膏肓的北宋來說，任何激進的變革只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到了這步田地，反而蘇軾、司馬光等人的休養生息、輕徭薄賦還能讓北宋在多苟活一段時間。

沉思的托克維爾

王安石變法指的是北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為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狀況而推行的一場規模宏大的社會改革運動，變法以理財為核心，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科考等多個方面，是對北宋朝政的一次全方位改造，雖然其結果以失敗告終，但王安石變法的影響是深遠的，直至今日，仍有借鑑意義。客觀地說，王安石變法對於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狀況起了一定的作用，是一次值得再改進後繼續推行的改革。但是，就是這樣一場在我們看來利大於弊的改革，卻遭到了北宋很多人的反對，這其中，大部分是不滿於自己利益受到損害的大地主階級，但也有部分是像蘇軾、司馬光這樣出於其他考慮反對變法的人。在此，筆者就來談談蘇軾和司馬光反對這場變法的原因。

蘇軾和司馬光在當時的宋朝都屬於保守一派，他們之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推行，主要是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損害到了百姓的利益。王安石的變法是以理財二字為核心的，其中最關鍵的一項內容就是所謂的青苗法，主張在每年的二月和五月由官府給農民貸款，幫助農民度過這段青黃不接、莊稼還未成熟的時日，到了夏秋之際，農民再向政府歸還所借的銀兩或糧食，包括利息，這一方法的確有利於幫助農民拜託大地主階級的盤剝，改由官府為農民提供貸款，打擊民間高利貸對農民的損害，並且同時也能增加北宋的賦稅。但是，一方面，這種與民爭利的改革方式與儒家傳統思想是相對立的，蘇軾、司馬光這樣的士大夫自然很難接受並認同；另一方面，青苗法包括其他改革法案在實施的過程中都出現了一些差錯，王安石用人不當且急於求成，出現了諸如強迫農民貸款這樣的不當行為，也成為蘇軾、司馬光這樣的保守派反對變法的原因。實際上，在整個北宋一朝，變法的阻力都是非常大的，不止來自於利益集團，更來自於一部分也是出於為國家大局考慮的士大夫，宋代的傳統是祖宗之法不可違，反對改革的聲音一直都比較強，范仲淹的慶曆新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都在這樣的聲音之下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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