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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富国强兵的目的与司马光的“破屋理论”

从北宋建国到王安石变法，北宋已经走过了119年。

时间会改变一切。

在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时候，北宋已经积贫积弱很久了。这里面有很严重的体制问题。首先是文官制，其次是分权制度，第三是募兵制。文官制的弊病是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分权制是一个官职就有好几个人，搞得大家都是官，就是没人真正管事。募兵制让国家养了大量的军队，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这几个合在一起，造成了北宋的财政极为困难。当时的情况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所以，王安石变法就变得十分必要，也获得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因为王安石是动机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中国人最讲究动机，认为只要动机正确，结果自然就是好的。王安石和宋神宗就是这样想的。

王安石所有变法的出发点，就是政府要赚钱。要想尽一切办法开源。

司马光的动机也是要政府有钱，但司马光认为重要的不是开源，而是节流。就是要藏富于民，让老百姓有钱。

王安石的变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等。总之，把政府作为一个经营主体，一方面限制大地主豪强的势力，另一方面从老百姓那里获得利益。当然，在制度的设计的初衷上，是减少对老百姓的剥削的。但是动机是一方面，效果又是另外一方面。王安石变法最终走了样，成了小人们跑官要官的手段。这一点也是王安石所想不到的。

司马光与王安石不一样。司马光是个持正平稳的人，这被后人视为宋代最大的保守派，其实这是历史的误解。司马光不反对改革，但希望改革要平稳地进行。对于改革，他有一套著名的“破屋”理论。他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近代法国人托克维尔写了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改革的后果是引起人们要求进一步改革，但改革却又无法满足无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众不满情绪加剧，最终可能酿成革命。也就是说，改革既要大胆又要审慎。看来，托克维尔颇得司马光“破屋”理论的精髓。在这种“破屋”理论的指导下，司马光和王安石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辩论和拉锯，王安石是个雄辩的演说家，而司马光在这方面实非王安石的对手。但司马光有着与王安石一样的执拗与耐力，反正这辈子和王安石干上了。

也就是说，王安石认为屋子坏掉了，就要推到重来，而司马光认为，越是破屋，越是要小心，修修补补不动根基，一动反而会倒掉。就是这两种针对改革完全不同的看法，决定了司马光与王安石是一辈子的对手。

保守派 司马光最终占据了上风，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之后，把王安石的新法完全废置。导致下野的王安石在南京抑郁而终。

苏东坡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应该说，苏东坡不仅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也是反对旧党的司马光对新法的全部废弃，他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他是蜀党的领袖。苏东坡出身乡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能看到大量的不公平不合理的东西，他在杭州、徐州、密州等地做地方官，与老百姓达成一片，深受老百姓的崇拜。所以，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主要是从实际出发，指出王安石的新法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偏差，力求起到纠偏的作用。

具体表现在：

苏轼认为《青苗法》就是政府放贷赚取高额利息。地方官吏为多放青苗钱以邀功，强迫借贷交息，百姓苦不堪言，必须立即取消《青苗法》。　　

苏轼认为《农田水利条约》只规定“功成则有赏，败事则无诛”，会让那些投机取巧的“浮浪奸人” 肆无忌惮地从中牟取国库和人民的财富。　　

苏轼认为《雇役法》的弊端在于：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女户、未成丁户都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役钱（即所谓“助役钱）会加重一般老百姓的负担，会使那些贪官污吏，“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　　

苏轼认为《均输法》“亏两税而取均输之利”的做法，不仅不能增加朝廷收入，相反为推行《均输法》而“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会增加国库的开支，加重百姓的负担。

虽然王安石、司马光和苏东坡在政治上是对手，但在个人感情上，没有恩怨。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君子之争。这就是君子之交！

好玩的国学

司马光是全面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是部分反对，部分赞成，比如“免役法”，他是赞成的；因此，司马光与苏轼虽然都属于旧党，立场还是有所不同的。

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但实际上存在很大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作个对比。无论在变法的广度上或具体措施，王安石的变法都要超过庆历新政，但是两者重心却是不同的。庆历新政，重心在吏治上。范仲淹的十大改革措施中，前四项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都是针对吏治。而王安石变法重心则在理财技术上，加大国家宏观调的力度，金融成为重要的手段，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明显增加。

在王安石变法中，整饬吏治不突出，这导致新法的推行的过程中，完全变样。从王安石的本意来说，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促生产、均赋税、抑兼并，出发点是很好的，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

比如说青苗法。王安石的本意是要救济百姓于青黄不接之时，出发点是很好的。可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并非免息，而是年息二分，虽然比民间借贷要低，但对于普通百姓家，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欧阳修曾批评说“直是放债取利耳”，国家这是变相收刮民财，与民争利。更严重的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贷款利息要远远超过所规定的二分。有的地方执行三分的利息，更有些地方官吏在规定的利息外，还有种种勒索，导致实际利息达到80%甚至100%。这与变法的初衷已全然是南辕北辙了。

再比如免役法。变法的初衷，百姓交了免役钱后，可免除义务劳役。但是一旦政策到了地方，完全变了样。免役钱交了，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强迫百姓服役，活照干，钱还得交，两头受罪。就连神宗皇帝都说：“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民。”

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临朝，下诏让百官写奏折，讨论朝政的阙失。由于新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弊疾丛生，不仅守旧派分子反对新法，甚至民间对新法也不感冒。这言论一开，不得了，成百上千的奏章纷至沓来，大多数都是批评新法的不当。

面对汹汹议论，高太后任命旧党领袖司马光为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议除新法。司马光老头原本就是最顽固的反新法者，现在让他来主持议除新法，这不等于宣布变法的终结吗？

有高太后的支持，司马光废除新法堪称神速。在宋神宗去世当年，保甲法、方田法、市易法、保马法等就被废除了。但是司马光对这个速度还相当不满意。第二年（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晋升为尚书左仆射，此时的他已经六十七岁，身体不太好，担心自己不能在去世前尽废新法。在他眼里，新法中残留的青苗法、免役法、置将法，与盘踞西北的西夏一样，乃是帝国的心腹之患，并称为“四患”。他曾经这样说：“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当然，在这四患中，西夏之患，司马光是除不了的，也没这能耐。对于其他三患，也就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三项，他还是有能力除掉的。在之后短短的几个月里，新法基本都废除了。

君山话史

司马光和王安石之争本质是民国时期的胡适和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历史上很多人都在关注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却很少注意到司马光反对的理由。

必须声明：司马光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拆迁重建式的变法，而是推崇在房屋没有出现重大损坏时采取维修加固的变法：

即：王安石建议拆迁重建，司马光反对拆迁、维修房屋即可。

是推倒重来，还是维修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当年北宋的新旧党争的核心，也是大清甲午战争之后、民国建立后两次遇到的道路选择。

那么北宋需要拆倒重建吗?

北宋面临的问题是

1、官员数目膨胀，厄员问题。宋真宗景德年间北宋内外官员有1万人；宋仁宗皇佑年间内外官员高达2万人。官员数目膨胀，导致公务员工资开销巨大。

2、土地兼并严重，失地农民为了生活纷纷加入军队，谋求活路。宋仁宗庆历年间军队人数是125.9万。

北宋面临的问题在财政上的表现就是因为官员俸禄、军队俸禄、皇室支出等导致收不抵支。以下是北宋的财政收支表（匹贯石两）

1021年，财政收入15085万，财政支出12677.5万，盈余2407.5万，盈余率15.96%；

1048年，财政收入10359.6万，财政支出8938.3万，盈余1421.3万，盈余率13.72%；

1049年，财政收入12625.2万，财政支出12625.2，盈余0万，盈余率为0；

1065年，财政收入11613.8万，财政支出13186.4万，盈余-1572.6，盈余率-13.54%。

从上面北宋四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北宋财政的一个规律：北宋每年财政收入存在滞胀，每年财政收入有下降趋势，同时每年财政支出都在1亿上下浮动。

司马光和王安石争论的本质

在《宋史 司马光传》中记录了司马光和王安石在熙宁变法前二人的争辩：

这段记录表达了司马光和王安石二人不同的态度：

1、司马光认为收不抵支，应当裁剪贵族和官员的支出；王安石认为收不抵支的原因是不懂理财导致。

即：面对财政危机，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要求开源。

2、司马光认为理财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王安石认为高明的理财可以在不增加百姓负担上增加财政收入；

3、司马光驳斥王安石不增加百姓负担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的观点，认为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内的GDP总量是固定不变的（即使变动也不会大），社会财富数目固定，政府收取多了，百姓能收的就少了，即国富民穷。

就一个蛋糕，国家切走大块的，人民只能一起吃那一小块。这就是司马光的观点：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措施的驳斥本质是对变法措施的补充

1、对于新设立的独立统称财政的三司条例司，司马光认为丞相是大局统筹，不应当过多参与具体事务，丞相通过设立三司条例司进行财政统筹进行治理，和小吏没有区别；

2、对于青苗法司马光认为危害在于：A、一般富人放高利贷都能获利，官府放贷是严重的与民争利；B、针对非强制放贷的说法，认为一般民众贪图贷款却忘记还贷风险——参考最近的P2P案例；C、官府以贷款金额为政绩，不加分辨的发放贷款，导致：穷人还不起，连夜搬走逃债；富人搬不走，几代人背负沉重债务；

司马光认为青苗法短期危害不足为患，长期危害巨大：

穷人逃难、富人变穷、用于赈灾的常平钱又拿去放贷收不回来，一旦发生灾害，或者发生战争，国家无钱可用，结果只有老少残弱饿死、强壮之人做盗贼抢劫。

苏轼反对变法根本原因在于价值观不同

1、结人心，不要与民争利。

2、厚风俗，以崇道德。

3、存纲纪，保朝廷清明。

王安石对北宋问题的认识：

1、北宋问题的根源在于不知法度。

2、财政危机要用理财手段解决。

3、解决方法是变风俗、立法度。

简单看看王安石变法措施

1、均输法，是国有资产运营，以追逐利润、降低国家采购成本为目的，增加收入，降低支出；

2、保甲之法，某种程度上是恢复府兵制，兵农结合，裁剪地方兵力数量，减少军费；

3、免疫法，让富人通过交钱得以免除劳役，增加财政收入，属于开源；

4、市易法，说好听就是银行贷款，难听点就是高利贷，每年20%的利息，逾期不还，加收2%的罚息——20%的利息也太黑了吧！

5、保马法，就是官府出马让人民养，官府回购或自己卖均可，但马死必须赔偿；

6、方田法，测量耕田面积、评定耕田优劣等级，按照优劣等级进行有差别纳税；

7、免行钱，就是在京师各行各业的利润中收取一部分作为税收，属于开源；

8、三司条例司，统一财政权的机构，类似今日的财政部；

9、农田水利法，将修建农田水利的财政责任转移给农户，向农户摊牌修建费用，不足部分由官府贷款——又是贷款；

10、裁兵法：规定禁军、厢军50岁退役；考核不合格的，禁军下降为厢军，厢军改为民户（即退伍）；

11、制将法：废除更戍法，将各路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设立专门负责练兵的将军和副将，和明朝的五军都督府类似；

12、军器监法：将所有工匠都集中，负责制造兵器、器甲等战争器械；

13、废除科举，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设、上舍三等进行考核士子，以平时太学成绩作为录取依据，取代科举的一考定终身；

14、修正考试内容：废除明经，诗词、赋、论等，改为考实务策论。

综述

王安石变法有经济、军事、教育三个方面，遭到反对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因为北宋最突出的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针对北宋的财政危机（官吏厄员、军费臃肿、土地兼并导致税源减少等），王安石主张推倒重建，司马光主张房屋维修，苏轼主张佛儒融合改造社会。

王安石推崇的是理财经国之术，追求的是大财政、大政府；司马光推崇的是维新渐变，追求的是小财政、小政府；苏轼认为只有从人的信仰源头上端正了，才能让社会得到改变，即信仰问题。

历史哨声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何为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时期，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在皇帝的支持下，由王安石牵头，发动了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其目的是为富国强兵，挽宋朝政治危机。变法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

按理说，这是件大好事，可为什么司马光和苏轼都反对呢？

有书君认为，虽然两人均对变法表示反对，但反对的原因却不尽相同。

首先来说下两人之所以反对的共同的理由，那就是他们都敏锐地觉察到了变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王安石的政治理想，犹如空中阁楼，不切实际。

都说“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王安石的变法理想，犹如空中阁楼，中看却不切合实际。

以青苗法为例，王安石的本意，是想让农民在青黄不接的季节里得到帮助，由国家以低利息借钱给农民，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的盘剥现象。同时也能为国家增加收入，是个双赢的计划。

但因为他急于看到改革的成果，给各地方政府下达了任务指标。以至于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强行摊派，就连富裕人家和城市居民也要被迫去贷款，否则便是犯法。

并且在这过程中，还滋生了大量腐败现象。好多官员为了中饱私囊，私自提高利率，更让百姓们苦不堪言。

至于其他的新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均暴露出不少弊病。如1071年冬，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不惜割腕断指等。

面对种种惨象，士大夫们议论纷纷，许多忠心耿耿的大臣也相继出来反对新法。

2.“拗相公”为了推广新政，远忠臣而亲小人。

王安石此人，十分的固执，他认准了的事，哪怕明知是错的，也要一条道走到黑。所以，落了个“拗相公”的称号。

因为他能言善辩，个人能力确实超强，所以深得宋神宗赏识，以为他可以建立强国。为此，他也磨拳擦掌，雄心勃勃地欲大展宏图。

在推广新法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声音，他毫不犹豫地给予无情的还击，不论这个人是朋友，还是敌人。

因为他的这种个性，加剧了朝廷内的党派之争。许多元老、重臣纷纷站到了他的对立面。而一些善于钻营拍马的小人却投其所好，借此机会上位。比如吕惠卿、李定、舒亶、郑绾等佞臣，争先恐后地充当改革的急先锋，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大肆打击异己。

面对这种现状，一身正气的司马光和苏轼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深知，任何一个时期，只要有奸臣当道，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便堪忧了。

他们觉得，王安石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初衷是无可厚非的，但做法却不甚妥当，甚至是矫枉过正了，故而均表示反对。

除了以上原因，还有两点理由让司马光反对变法:

1.墨守成规，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

司马光从小熟读四书五经，作为一个传统守旧的大儒，他固执地认为:一切社会现状，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所有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国家发展到如此地步，只是因为人们没有尽守职责所造成的。

所以，他坚定地指出，在守成时期，更应注重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制度之内。他希望通过“节流”，而不是“开源”，来增加财政收入。

这种政见和学术上的不同，也让他坚定不移地反对改革。

2.变法会触及官僚地主的利益，而司马光无意中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北宋中期，官员们的俸禄相当可观，随着官僚机构的日益膨胀，也让国家的财政支出不堪重负。

倘若王安石变法，贵族阶层的既得利益首当其冲会受到影响。这难免要让过惯了优渥物质生活的官僚地主们坐立不安。他们又岂甘心被别人动了自己的乳酪呢？

于是，他们背后极力煽动位高权重，且又性格耿介的司马大人，让他出面替他们说话。可能司马光也不曾想到，自己在无意中竟被别人当枪使呢。

再说苏轼，他并非全盘否定变法，只是不支持急功冒进的做法。

苏轼不是变法派，但也不倾向保守派，他认为:变法应当循序渐进，和风细雨地进行改良。像王安石这样急功近利的行为，确实不可取。

所以，他在担任殿中丞、直史官的时期，多次给皇帝上书，极力反对王安石“苛政”、“急政”，希望皇帝能注重大宋历经六帝形成的政治体系。正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太急于求成的话，反而会走向事物的反面。

对苏轼的看法，宋神宗也表示赞同。但这时，他却遭到奸佞小人莫须有的弹劾，被外放。后来，更是遭到了王安石曾经的门徒们的构陷，从“乌台诗案”开始，一再走上贬谪之路。

但正是在基层生活的经历，让苏轼也目睹了变法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他开始觉得变法的某些方面还是值得推广的。

以至于后来旧党当政时，对司马光全盘否定变法的行为，苏轼又不以为然。为此，他甚至成为夹缝中人，两面不讨好。

因此，有书君认为，苏轼并没有极力反对变法，为了国家发展之大计，他更希望取变法之精华，而弃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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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共读

王安石有一句话著名的话，叫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此话意思很简单，就是天塌下来了，也不足畏惧‘祖宗所立下来的规章制度，不应该盲目去遵循；改革过程中的人言与污蔑等，都不足以动摇其决心。王安石变法之时，若无强大的阻力，他需要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么？

无论中外古今，但凡涉及到变法，都会产生反复与斗争。如商鞅变法，结果很快使秦国强大。可在变法过程之中，商鞅又损害了旧有贵族、统治阶级的利益，于是在后期自己也落得个五马分尸的后果。

所以，政治的本质，其实是在既定的规则里，分配利益。改革者注定要改变旧的规则，因此会伤害到既得利益者。

由此观之，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分属不同的阵营，有各自的施政主张。司马光属于保守派，苏轼属于温和的改革派。

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如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即使在今天看来，都具有进步意义。可是在推行这些政策的时候，一些酷吏难免会为了完成政绩，做出伤害百姓的举动来。

如青苗法，本来是好的政策，最后却成为了一些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政策。上有政策，下有政策，千古皆是也。

苏轼正是看到变法在执行层面的危险，才会反对王安石激进的变法措施。

辉城啊

司马光与王安石之争，并不在形式上的新法旧法，也并非私利之争，且当时的王安石不止与司马光、苏轼意见相左，而是几乎得罪了包括：苏洵、苏辙、程颢、程颐、张载、张戬等等一系列清流名士，其实他们之间属于小利与大义之争，王安石认为强国之法，莫过兴财，所以其变法重点放在经济上，视德治为治国之根本的司马光等，从根本上就不认可此次变法，直接或消极对待新法的实施，迫使王安石不得不启用一系列图利之辈，以便于行事，从而加剧了清流们的抵触情绪，矛盾变得不可调和，由此形成了两大阵营即新党与旧党，也使得原本个人见解之争最终演化成两大集团利益之争的党争，也最终导致了宋朝的灭亡。

六翮斋主人曹渊

司马光和苏轼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们绝不是什么奸臣之流。

如果说王安石是变法派领袖，那么司马光就是反对派领袖。这二人堪称是棋逢对手。二人都生活简朴、学富五车、忧国忧民、敢于直鉴。王安石曾经在地方试行新法，司马光也曾在地方屯垦戍边，成效不比王安石差。

但是除了领袖以外的其他人，两派就完全没法比了。变法派小人众多，典型如吕惠卿，后来落井下石陷害王安石。而反对派则人才济济，欧阳修、苏轼、文彦博、韩琦、范纯仁等，都是一时英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彦博曾经与司马光之师庞籍一起推行过军事改革，而韩琦则与范仲淹一起推行过庆历新政。范纯仁则是范仲淹之子。

当这些原本的改革派一起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反思一下王安石变法本身的问题了。

首先是王安石个人的问题。王安石的口号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且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可以说，有商鞅、晁错、范仲淹等前辈的前车之鉴，王安石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他知道改革必定困难重重，会受到各种反对，他一定要坚持住。但是他的这种觉悟让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只要有反对意见，他就当作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意见，不予理睬。

熙宁四年，开封民众为了逃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消息传到朝廷，王安石不屑一顾，表示不可信，并且即使是真的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连士大夫都理解不了新法，何况老百姓。这个话连宋神宗都不能赞同。变法应该是造福百姓的，如果连老百姓都反对，那说明改革没有带来福利，这难道还不值得警惕吗？王安石真的是把一切不同意见都给无视了，固执过头。于是，他众叛亲离。

那么说回到政策本身，为什么连老百姓都反对呢？因为理想跟现实是两回事。新法其实在设计之初真的是很替老百姓着想的。

我们以青苗法为例。在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没有收入。这时候地主会借钱借粮给农民，等粮食成熟后加息偿还。双方互利，原本没问题。可是一旦发生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农民还不起，就只好卖地，土地兼并就会严重。

青苗法的做法，是官府取代地主发贷款，利息更低。既可以减轻农民压力，又可以增加政府收入。王安石对青苗法极为得意，甚至夸下海口，说自己不加税也能充实国库。

但实际效果却令人咋舌。

首先是由于地方的层层加码，最后农民实际要还的利息极其之高，个别地方甚至高达原标准的三十五倍。

再就是手续繁琐，先申请再审批，重重手续，都要求人，过一道手续就不知道要打点多少人。农民总共才多少钱，禁得起这些混蛋这样盘剥？

最后，为了确保新政顺利实施，王安石给各地都下了指标。于是为了完成指标，各地都开始硬性摊派。硬性摊派的同时，当然还有一级一级的层层加码。结果到最后，甚至连地主都被迫要贷款。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改革帮了贪官的忙。

更何况，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什么？增加政府收入。当时宋朝廷国库拮据，因此才有了变法。但是我们说钱就这么多，要么藏于国，要么藏于民。你现在要增加国家收入，那么老百姓手里的钱势必要减少。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假如老百姓本来生活富裕，政府多收一点倒也无妨。可是老百姓本来就很穷，可见国库拮据的问题不在于收入不够多，那在哪呢？乱花钱。

司马光曾经明确指出:“国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所以你王安石在变法方向上就错了，还急功近利、一意孤行，岂有不失败之理？

攸扬拾羽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王安石变法”，也就是这场变法给北宋王朝带来了什么？如果仅仅是国库充盈足用二十年，显然不能作为司马光和苏轼不反对的理由。因为一个国家政权如果要使国库充盈，方法有很多，毕竟掌握国家权柄。

比如说，在南宋初期，为了应对金国南征，南宋政府需要筹措军费，而国库却日益空虚。于是南宋政府就使用了王安石的方法，操纵民间借贷，对几十种百姓使用的日常商品进行变相的征税，采取国家政策将江南地区六万余富商“明正典刑”，一次性就掠取了江南数十年的财富积累，估计达到了九千万两白银的财富，致使江南地区无数的手工业作坊倒闭，其它富室百姓纷纷通过各种手段向北逃亡到已经安定下来的金国。

这个事实在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诗词中得到证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金国的汉族百姓已经神鸦社鼓，庆祝丰收了，而南宋呢？百姓只是南宋政府养的羊而已，一个心情不好，就剪羊毛。如果说金国入侵中原起初的杀戮是硬刀子的话，那么宋朝整个的统治过程就是软刀子，杀人不见血。

而南宋政府采取的行政办法就是来源于王安石的“市易法”“均输法”。

所以说，使国库充盈足用二十年，不能作为司马光以及苏轼不反对的理由，因为王安石的变法从本质上说是在挖大宋统治的根基，是在竭泽而渔。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要做什么？解决冗官冗兵冗费等北宋政府行政支出过大的问题，可是王安石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没有。王安石完全就是在捞钱。

或许很多人会说，王安石针对的是大地主大商人，因为他们盘剥百姓，让百姓没有了活路。大地主大商人就不是老百姓了吗？有钱的就不是老百姓，没钱的就是老百姓？这个道理完全说不过去。

再说，王安石采取行政的办法，从大地主大商人手中捞钱，与大地主大商人采取资本的方式从老百姓手中捞钱有何区别呢？不都是用软刀子杀人吗？

最后，这些捞来的钱用到了哪里呢？不是用在了再生产，而是用到了不断增加的庞大而臃肿的官僚机构上，用在了不断增加的行政支出上，用在了发动对外战争上。

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三代君主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或是消耗钱财用来享受。一旦没有钱，就用王安石的办法，就启用蔡京之流用王安石的办法来搜刮民间，致使江南地区爆发方腊起义，老百姓对北宋政府恨之入骨。金兵南侵之时，老百姓不仅不帮北宋政府抵御金兵，反而乘机斩杀那些落单的北宋士兵。失去民心的结果是曾经用来保卫汴京的百万禁军作鸟兽散。军队士兵，除了少数利益阶层，绝大多数士兵都是来自老百姓，失去民心，军队一定会瓦解，更不用谈什么战斗力了。

面对北宋王朝的统治危机，面对冗官冗兵冗费等现实问题，司马光作为朝廷重臣也没有切实有效的办法，所以向宋神宗举荐了王安石。王安石变法，的确在很多方面的确解决了很多现实的问题，然而王安石为了迎合宋神宗君意，不注重政策的推行过程，不将取得财富用之于民，反而用在宋神宗那不切实际的恢复汉唐故土的雄才大略上。这一点让司马光等原来支持王安石的人走向了反对王安石的道路。

王安石不知道他的政策有问题吗？肯定是知道的。可是为了让宋神宗支持他变法，他没有反省变法过程中失误的事情，而是只知道迎合宋神宗，不断用钱来加强武备，为发动战争做准备。

司马光做对了吗？也没有。他知道反对王安石，不知道反对宋神宗。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拗相公，就是很多时候不愿意迎合宋神宗的快意。于是，王安石下台了，宋神宗亲自操纵变法，让变法更加面目全非。当宋神宗西征西夏战败，永乐城一战丧师十万，民夫等后勤人员达八十余万，丧师失民近百万，就意味着一场所谓富国强兵的变法失败。

富国强兵，国进民退，这是乱世的征兆。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民富国强。老百姓富了，才能凝聚军心，才有富国强兵的基础。

苏轼是既反对王安石，也反对司马光的。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最初都是变法派，都是爱国君子，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私人利益的冲突。之所以在后来，变法派们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根源在于君主，在于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如果宋神宗不乱搞，甘愿做一个名义上的君主，将国家变法的权柄完全交给王安石，那么司马光也不会反对，苏轼也不会发对，他们反而会合作。

从根本上说，王安石变法应该叫宋神宗变法才是，精忠报国的根本还是君主政治。与王安石变法一样有名气的是明朝的张居正变法。张居正变法是成功的，对外战争也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明朝万历皇帝在张居正当政时基本上就是个摆设。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亲政，张居正的变法也随之败亡。

放弃的回忆

最大的原因是经济思想和治理理念的不同，王安石变法中最为核心的就是经济改革，因此，两方的争论也主要围绕经济和财政展开。

如果将王安石变法放到整个中国的大历史中，你会发现王安石的变法与商鞅、汉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刘晏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主张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加大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力度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

而苏轼和司马光等保守派则不同，他们更认同儒家传统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经济治理理念，主张藏富于民。他们认为桑弘羊式的经济集权改革只会与民争利，最后伤的还是老百姓。

这种治国理念和迥异，注定了两派会水火不容。

一、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应对国库空虚，充盈国家财政

与他的前辈桑弘羊一样，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目标，就是充盈国家财政。王安石时期的北宋，和桑弘羊时的汉朝一样，国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却没有足够的钱。

当时汉武帝为了对抗匈奴，急需用钱，桑弘羊于是就采取了这种加强管控、与民争利，搜刮民间财富的做法。

王安石时期的北宋，也是如此，冗官冗兵严重，耗费钱粮巨大，北方辽国的威胁又刻不容缓，相比之下，则是朝廷财政的紧张，年年亏损。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重振大宋，王安石宣布了很多新政。其中最核心的有以下几条。

一是实行均输法。即让国家把控关键商品的流通权，比如盐、铁、粮食，由国家统一分配经济资源。

二是实行市易法。即将市场定价权收归国家，由国家收购商户商品，并规定出售价格，所有到开封的商户都要将商品运到市易司进行统一出售，通过低买高卖的方式谋求垄断利润。

三是实行青苗法，王安石规定，凡是遭遇灾年青黄不接的农民，可以向国家贷款，年景好时偿还20%的利息，从而增国库收入。

王安石的三条举措，看起来非常完美，但是实际上缺陷很大，苏轼和司马光在一次朝廷辩论上将变法的弊端讲的十分透彻。

二、苏轼、司马光反对变法的原因：与民争利，搜刮民间财富

面对王安石的举措，司马光在朝堂上提出了很多质疑。

当时王安石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理财最为急务。”王安石认为目前朝廷最大的困境就是缺钱，因此应该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标。

司马光随即就反讽：“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司马光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财富，不在民间就在国家，国家取走多少财富，就意味着民间少了多少财富，没人能生生变出财富。之后，司马光又说了，桑弘羊这种加大政府管控的方法最后导致了与民争利，百姓苦不堪言，进而盗贼四起，生灵涂炭。

司马光认为，如果增加国库收入就意味着与民争利，伤害老百姓，还不如不做。

除了司马光，苏轼说的也很明白，苏轼认为王安石的举措就是一种欺骗，他说：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苏轼认为，王安石这种明着不加税，暗中操控商品价格来谋取垄断利润的做法更可恶。

三、北宋官员腐败，缺乏监督，导致变法最终百害而无一利。

虽然王安石的政策会伤到百姓，但是如果真能起到解国家燃眉之急的作用，倒也罢了。但只可惜，北宋官员的腐败让这一点也没有实现。

就拿青苗法来说，给老百姓贷款，本来老百姓是救急，政府得到收入，但是到了实际操作，变成了官员强行摊派贷款，很多不需要贷款的老百姓也被逼迫贷款，被迫来年交20%利息，使得百姓叫苦不迭。而收上来的利息，最后也被官员们贪污掉了，上交国家的非常少。

（落实到下面，官员们胡作非为，反而官逼民反）

还有市易法，由政府购买，并规定价格进行出售。结果官员们在收购时对商人百般敲诈，给的价格十分不合理，最后搞得商人都不愿来开封了，搞得市场凋敝，朝廷也收不到钱。在定价时，官员们出于私利往往定的十分高，最终让百姓难以接受，引发混乱。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搜刮民间财富，与民争利，但如果能有效执行，至少也能增加财政收入，但很遗憾，在北宋官员的腐败之下，变法彻底成了危害老百姓的劣政。苏轼、司马光的反对也就有了民间的大量声援，变法因而很快式微了。

（水浒传里的大奸臣蔡京就是王安石一派的人物）

但即便如此，在几十年后，依然有蔡京之流借着变法的一些政策与民争利，伤害百姓，可见其弊端之大。

对于当时已病入膏肓的北宋来说，任何激进的变革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到了这步田地，反而苏轼、司马光等人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还能让北宋在多苟活一段时间。

沉思的托克维尔

王安石变法指的是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而推行的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变法以理财为核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科考等多个方面，是对北宋朝政的一次全方位改造，虽然其结果以失败告终，但王安石变法的影响是深远的，直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客观地说，王安石变法对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起了一定的作用，是一次值得再改进后继续推行的改革。但是，就是这样一场在我们看来利大于弊的改革，却遭到了北宋很多人的反对，这其中，大部分是不满于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的大地主阶级，但也有部分是像苏轼、司马光这样出于其他考虑反对变法的人。在此，笔者就来谈谈苏轼和司马光反对这场变法的原因。

苏轼和司马光在当时的宋朝都属于保守一派，他们之所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推行，主要是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损害到了百姓的利益。王安石的变法是以理财二字为核心的，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内容就是所谓的青苗法，主张在每年的二月和五月由官府给农民贷款，帮助农民度过这段青黄不接、庄稼还未成熟的时日，到了夏秋之际，农民再向政府归还所借的银两或粮食，包括利息，这一方法的确有利于帮助农民拜托大地主阶级的盘剥，改由官府为农民提供贷款，打击民间高利贷对农民的损害，并且同时也能增加北宋的赋税。但是，一方面，这种与民争利的改革方式与儒家传统思想是相对立的，苏轼、司马光这样的士大夫自然很难接受并认同；另一方面，青苗法包括其他改革法案在实施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差错，王安石用人不当且急于求成，出现了诸如强迫农民贷款这样的不当行为，也成为苏轼、司马光这样的保守派反对变法的原因。实际上，在整个北宋一朝，变法的阻力都是非常大的，不止来自于利益集团，更来自于一部分也是出于为国家大局考虑的士大夫，宋代的传统是祖宗之法不可违，反对改革的声音一直都比较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在这样的声音之下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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