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華在《活著》中說，“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裡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喊叫，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
這段話讓我想到了中國與瘟疫的千年戰爭。
公元1877年。這一年，最早的留聲機誕生；這一年，是中國清光緒丁丑年，太平天國已經滅亡了十餘載，左宗棠正在進兵天山南路；這一年，山西河南旱疫並舉，死亡一千餘萬人，慘狀為歷史之最。太原府一地近100萬人，僅倖存5萬餘人。時任陝西巡撫曾國荃哀嘆，“茫茫浩劫，亙古未聞”。
中國可追溯的瘟疫歷史約3500年，從公元前770的春秋時期到公元1911年的清朝末期，共2681年，其中信史記錄的災疫之年669年，平均災難頻度25%,即平均四年一次。古人對瘟疫畏之如虎。“疫，民皆疾也。”“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父子相食，骨肉相棄，千戶滅門，十不存一。”瘟疫，從古到今都不是單純的醫學問題，而是關係到國家政令、醫事制度、法律規範、公共衛生、民眾信仰等方方面面的社會問題。非一人之疫，而是一地、一國乃至全球之疫。
中國防疫系統的建設，可能比很多人認為的都要早。周朝在鄉設立巫醫；永平三年，宣武帝置醫館；唐朝設病人坊；宋代行“駐泊醫官”制度，全國各地普設惠民藥局；公元2年，最早的小湯山醫院；漢平帝下令建公立臨時醫院；清政府隔離安置天花病人……《防疫全書》記載古代隔離“四毋原則”——毋近病人床榻，毋憑死者屍棺，毋食病家時菜，毋拾死人衣物。古人提出“不出戶庭，無咎”，可惜很多人在幾千年後的今天也做不到。對於疫情中的死者由政府出資置棺下葬，一直是古代政權非常重視的一件事。一是出於對逝者本身尊嚴的保全，二是對於逝者家屬心情的安撫，三是妥善安置屍體從而降低疫情擴散的風險。另外，還有派藥、醫官派遣、減免賦稅、錢糧保障、建立社會保障機構、祈神禁巫、預防、人痘接種法等辦法。我國古代並未出現微生物學，古人並不瞭解瘟疫的傳播機理，但是這並不等於古人不知道瘟疫的傳播途徑。總的來說，我國古代針對疫情的政策與手段包括了隔離、救治、賑濟、安撫、人工免疫等多種方式。
但以上種種防疫措施的生效有一個共同的大前提，即國家安定，經濟繁盛。天災、戰爭、腐敗、人口失衡都可能成為瘟疫爆發的誘因。東漢末期，政治動盪，刀兵四起，瘟疫爆發頻次由平均15.7年一次上升到2年一次，曹魏初期更高達1年1次，與旱災、蝗災、兵災並生群發。從順帝時期的人口約6000萬人銳減到約3000萬人。唐朝中期以前，政治穩定，經濟繁榮，良好的防疫措施使得疫情可以很快地消滅在萌芽階段，但安史之亂後，割據、黨爭、外族入侵，那個較為清正廉明且執行力較高的政府卻早已不復存在。國家動盪往往會導致疫情爆發，疫情爆發往往導致刀兵之禍，而刀兵之禍又加重了國家動盪，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這個循環每進行一次都如磨盤一樣碾碎無數人的性命。
以上僅僅是中國近千年瘟疫抗爭史的冰山一角，人類與瘟疫的抗爭從未停止過，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瘟疫會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反覆來襲，直到我們滅亡的那一刻。但是起碼這次，我們不會輸。中國，迎難而上，不畏艱辛，必將走過黑暗，涅槃重生！
鼎為煉銀，爐為鍊金，苦難熬煉人心。人的一生要做很多選擇，但最難的是要帶著選擇生活下去。你若光明，這世界就不會黑暗；你若心懷希望，這世界就不會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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