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大家對“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個詞，或許都耳熟能詳了。但常常聽到有人說“戰略性新興產業只是業界的一種說法”，這其實是一種錯誤認識。
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就已正式提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概念，明確要求“把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成為先導性、支柱性產業”。同時，還列舉了一些具體的產業領域，如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可以說，戰略性新興產業是繼高技術產業之後，對“頭部產業”發展作出的新概括。
“十三五”規劃進一步增加數字創意產業，並將它們整合為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生物技術、綠色低碳（節能環保與新能源）、高端裝備與材料（高端裝備製造與新材料）、數字創意等六大產業領域。2018年，國家統計局發佈戰略性新興產業分類，又加入了相關新興服務業（領域）。
今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最後一年，明年將開啟“十四五”規劃。可以期待，在“十四五”規劃中，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會增加新的內容，也可能有新的概括。
大致來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體現了以下幾個特徵：其一，高科技含量。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內涵上與高技術產業是一致的。其二，先導性、支柱性。戰略性新興產業對產業轉型升級具有先導性，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支柱性。其三，能夠滿足重大需求。戰略性新興產業可通過改變產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狀，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從互聯網化到數字化，蘊藏了化危為機的各種可能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經濟社會運行帶來了巨大考驗。具體到產業發展，一個基本判斷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呈現加速發展的態勢，疫情將倒逼產業轉型升級。兩股力量的合流預示著，疫情後戰略性新興產業有能力化危為機，加速引領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
事實上，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危機時有發生。有些危機是源於經濟運行本身的問題，有些則是因為戰爭、疾病等突發事件而導致的。在程度上，危機的影響不盡相同，但如何儘快恢復經濟生產、實現社會正常運行，是危機後的頭等大事。在這個過程中，產業發展常常面臨新一輪的挑戰和機遇。
以2003年的非典疫情為例，當時對中國產業發展的影響主要集中在旅遊、交通運輸、商業零售、餐飲、會展等領域。由於整個疫情發生的時間不是很長，非典過後，因疫情被抑制或延遲的消費需求、消費力再趨活躍，中國經濟重新駛入“快車道”。
即使受非典影響較大的一些產業,也不全是負面影響。相反，非典疫情大大加快了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催生出更多的網上交易和電子商務。其中，“非接觸經濟”使第三產業的構成發生很大的變化,也促使很多企業改變了傳統的管理模式、營銷方式和服務方式。
當前，按照中央要求，非重點地區的復工復產正在有序推進。我們看到，在第五代移動通信（5G）等新技術的支持下，物聯網、遠程醫療、視頻會議與在線辦公等已經並將進一步得到迅速發展；用戶行為習慣的改變，在疫情結束後有望得到延續，或將促進相關優勢產業的發展壯大。
可以說，從互聯網化到數字化，蘊藏了化危為機的各種可能。同時，無論從市場容量、產業成熟度和人力資本情況來看，中國仍然是國際資本和新興產業的發展熱土。
近年來，戰略性新興產業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數據顯示，2018年，戰略性新興產業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超過19%，佔規模以上服務業主營收入的比重超過25%。2010年至2018年，全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7.1%，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高8.7個百分點，比GDP增長高9.6個百分點。
進一步的研究顯示，近10年來中國經濟能夠保持年均7.5%的中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拉動作用。正是這一高速增長，有力地對沖了其他領域的下行壓力。
從空間上說，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分佈於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作為產出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源自創新創業。創新創業和新興產業都具有集群的空間特徵，這是被實踐證明的，也是被實證研究證實的。
所謂創新集群和新興產業集群，特指某個物理空間聚集著別的地方難以模仿的創新創業資源，並由此培育出新創企業和新興產業。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形成創新集群、新興產業集群。創新需要若干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如人才、資本、基礎設施、創新生態甚至氣候。這些要素和條件要同時存在且均衡配置，要求近乎苛刻。
所以，創新集群和新興產業集群一般生成於某個中心城市，分佈於全球為數不多的幾個地方。所幸，在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和成都等地，就擁有發展創新集群和新興產業集群的巨大潛力和光明前景。
在創業創意中不斷催生新的產品、服務、業態、行業
戰略性新興產業究竟如何化危為機？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來看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上下游”。
在以製造業為主導的年代，我們有基礎產業和加工產業的分類。前者通常稱為上游產業，後者就是下游產業。
一般認為，基礎產業是指在國民經濟中處於基礎地位、對其他產業發展起著制約和決定作用的產業群，如能源、交通運輸、原材料等部門。一國基礎產業越發達，國民經濟發展後勁越足，國民經濟運行就越有效，人民生活就越便利，生活質量也就越高。因此，要使國民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首先發展基礎產業。過去40多年來，中國經濟在眾多發展中國家中脫穎而出，很大程度上與基礎產業的發展有關。
至於加工產業，主要是指對採掘業產品和農產品進行加工、對加工產業產品進行再加工、對零部件進行裝配以及修理加工產品的產業部門。
這一分類方法同樣適用於戰略性新興產業，它也有類似的基礎產業、加工產業之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基礎產業包括數字基礎產業、綠色基礎產業和公共服務基礎產業。最近有一個熱詞“新基建”，就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基礎產業是基本吻合的。
新一代信息技術呼喚相應的新一代基礎設施產業。具體來看，數字基礎設施包括三大類基礎設施：一是信息網絡，二是大數據中心，三是網絡信息安全保障系統。
信息網絡是重中之重。現階段，信息網絡建設的四大方向是第五代移動通信（5G）、互聯網協議第六版（IPV6）、窄帶物聯網和北斗導航。
其中，第五代移動通信網絡具有高速率、大容量與低延時特點，為新一代通信技術發展打下了關鍵性基礎；互聯網協議第六版比上一代提供了更多的IP地址，還具備更高的安全性，正在打開新一代互聯網的廣闊發展空間；窄帶物聯網利用窄帶LET技術承載物與物的聯結，有望實現萬物互聯，進而促成物聯網崛起；北斗導航對中國導航技術自主發展的意義不言而喻，到2020年將實現全球覆蓋。
進入數字經濟時代，無論從主觀願望還是客觀效果來說，綠色可持續發展都成為必要。工業革命以來，經濟發展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相對於人口急劇增長和經濟規模擴大，綠色基礎產業建設嚴重滯後。
傳統上，城市環保基礎設施包括汙水處理、垃圾處理、集中供熱、燃氣供應與環境綠化等。應該說，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這些設施的建設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綠色基礎設施作為城市環保基礎設施的擴展與升級，不僅涵蓋城市，也涵蓋城市以外的廣大地區。
在美國，綠色基礎設施被定義為國家自然生命保障系統，是一個相互聯繫的網絡，包括水系、溼地、林地、野生生物的棲息地及其他自然區，綠色通道、公園及其他自然保護區，農場、牧場和森林，荒野和其他支持本土物種生存的空間。可見，綠色基礎設施是基礎設施建設的新亮點，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大趨勢相呼應。
再來看公共服務基礎產業，此次疫情暴露了公共衛生體系兩個方面的短板。在“軟”的一面上，主要表現為前期應急反應有一定的滯後。這是一個有待優化、完善和改革的課題。在“硬”的一面，主要表現為公共服務基礎產業尤其是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的不足。
在公共衛生和醫療領域，按人均計算，我國無論是醫院、病床和設備數量，還是醫生和護士數量，都低於西方發達國家，甚至低於一些發展中國家。在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更為短缺。
當然，公共服務基礎產業還包括教育、文化、體育、社區服務設施等。它們一起擔負著推動社會發展的重任，還有著很大的發展空間。
那麼，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下游產業又包括哪些呢？例如，數字創意產業領域就是一個典型的下游產業，還有遊戲娛樂與體育融合的電子競技產業等。這一下游產業的最大特點就是，在持續的創業創意過程中不斷催生新的產品、服務、業態和行業。
基於“轉型重生”和“無中生有”，延伸產業鏈價值鏈
以上通過類比，介紹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上下游”，這主要是從產業格局的角度來說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所以能夠化危為機，還在於其顯著地表現出“轉型重生”和“無中生有”的發展特徵，由此就構成另一個基本格局。這一特徵和格局的形成，與新科技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不同路徑有關。
一個路徑是新科技作為一種驅動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促使其轉型升級。
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科技在其他產業領域的廣泛使用，會引發產業運作方式的顯著改變，使舊產品、舊服務轉變為新產品、新服務，使舊產業重生為新產業。
例如，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激光雷達、毫米波雷達等技術的深度使用，助力傳統汽車向無人駕駛汽車演進。由此，圍繞傳統汽車形成的產業生態將逐步被顛覆，從而形成以電動化、智能化、網聯化為主要內容的新興汽車產業及產業生態。
傳統產業在與新科技融合後的生產率提升、成本降低、競爭力增強、市場規模擴大、盈利狀況改善等，反過來又會帶動對新科技的需求。
另一個路徑是新科技直接轉化為可供銷售、消費的產品或服務。當這些產品或服務的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就會形成新行業。
例如，從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而來的雲計算服務、大數據服務，從虛擬現實技術發展而來的虛擬現實頭盔、眼鏡以及虛擬現實視頻，智能傳感器與互聯網結合而形成的可穿戴設備、智能家居，機器人技術進一步發展而形成的服務機器人、手術機器人，生命科技產業化形成的基因測序、精準醫療服務，等等。
經過4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中低端產業得到了充分發展，甚至可以說達到了飽和乃至出現過剩。但是，高端產業的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產業結構的現代化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由此，產業轉型升級勢在必行。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將加快轉型升級的步伐，以產業的現代化力促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更為重要的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可以延伸產業鏈、價值鏈。隨著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的普及，互聯網網速將成倍提升，“互聯網+”和“數字化+”的能力將大大提高，進而催生物聯網的實質性發展以及人工智能、區塊鏈、金融科技的普及應用。在這一背景下，產業鏈、價值鏈都將重構和延伸，對國民經濟會產生難以估量的引領作用。
“轉型重生”和“無中生有”可以說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化危為機的兩大絕招。某種意義上講，戰略性新興產業所起的不是物理反應，而是一種化學反應。如果引導發展得當，會產生具有顛覆性創新意義的新動能。這正是其能夠化危為機的奧秘所在。
當然，戰略性新興產業本身還處於發展過程中。未來，可從產業組織、產業生態和產業政策三個方面對其進行提升。尤其是在產業生態上，要進行思路轉換。
產業生態的核心是創新生態。如果將之前的創新範式比作目標明確的“工廠”，那麼現在的創新生態就是眾多“物種”雜居、有可能產生新物種的“雨林”。與此前的機械式、靶向式和精準式創新範式不同，“雨林”範式具有多樣性、開放性、自組織性、動態性特徵。在“雨林”型創新生態中，新的科技創新成果會在一定的概率下產生，進而產出新產品和新服務，形成新興行業。
創新生態和產業生態的質量是由連接創新主體、相關要素以及創新環節的各種“鏈”所決定的，即相互聯繫和依賴的產業鏈、配套鏈、供應鏈、服務鏈和社交鏈等。因此，各種政策措施要有利於與“鏈”有關的初創企業、服務機構和政府部門良性互動。唯其如此，產業生態才能高效率、高質量地運作。
閱讀更多 VANEQI工業互聯網平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