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義上的淮北地區涵蓋今皖北、蘇北、豫東、魯南等淮河流域北部區域，是中國早期農業文明發源地之一，在先秦至兩宋長期作為歷代封建王朝的腹心之地，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歷史上屢屢成為南北割據政權對峙前沿、攻守縱橫之地，歷來有“守江必守淮”之說。而元明以來淮北地區經濟、政治地位逐步衰落，民生凋敝，盜匪橫起，成為中央政府的“包袱”，其中滄桑鉅變之原因，值得令人深思，研究淮北地域文化與社會變遷之歷史進程，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意義。梁家貴教授著《元明以降淮北地區社會變遷研究》（黃山書社，2019年）是作者集近十年研究之成果。全景式的展現了元明以來淮北地區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的變遷，以及地方宗族、民間社團與宗教信仰、倫理觀念的嬗變過程，史料翔實，灼見頻現，是淮北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又一佳作。筆者以為該書有如下三個鮮明的特點：
第一、內容全面，重點突出。淮北地區涵蓋區域廣，自然及社會環境歷史變化差異性大，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元明以來淮北地區社會變遷，具有很強的挑戰性。該書研究重心橫跨元明以降七百餘年之時間，亦對史前文明至隋唐時期淮北地區社會發展脈絡做了清晰的回顧總結（第一章）；研究視角包含生態環境及水系、社會環境變遷，地方宗族、女性群體、民間社團及信仰的整體特徵及歷史嬗變等各個層面；研究範疇則涉及歷史地理學、考古學、區域經濟學、民俗學、社會心理學、法學、生態學等多個方面。作者用力甚勤，蒐集史料廣泛，利用了大量的官方政書、地方誌、家譜、近現代檔案文獻，結合針對性的實地調查與走訪，充分借鑑當代最新研究成果和前沿理論視角，為我們較為清晰的展現出淮北地區社會歷史變遷豐富而多彩的整體風貌。一般而言，針對宏觀視角及長時段、大區域歷史問題研究，史料的取捨和研究結構安排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容易陷入寬泛無核的俗窠。但該書很好地解決了這一難題，首先在於各部分專題研究切入點選擇之恰當，層次遞進關係分明，結構緊湊。另外更重要的一點，在於作者始終緊緊圍繞研究的核心問題，問題意識明顯。作者從元明以來淮北地區黃河及淮河水系變化帶來的生態環境變遷（第二章）之細緻分析入手，展現出由人地關係緊張這一根源性問題帶來的人際關係及民風民俗的蛻化（第三章），由此逐漸影響到倫理觀念（第四章，以女性貞節觀為代表）、民間信仰（第五章）、宗族結構（第六章）等社會風貌，主線清晰，重點突出，顯示出作者較強的宏觀駕馭能力和嫻熟的史料分析功底。
第二、細微著手，新見迭現。該書廣徵博引，作者長期專注於淮北區域史研究，以對地方史料蒐集與整理見長，通過紮實的史料考證，剝絲抽繭，小中見大。結合大量的田野調查和嚴密的邏輯論證，得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如該書在論證“元以降汝潁沙水系巨大變化”（63-69頁）關於《明史》所載元末“堨斷故汝”這一歷史玄案中，並未輕率採用“元代至正年間，汝水氾濫，有司自舞陽截斷汝水，約水東注，改道入潁，此即汝水南北截分之始”這一至今缺乏明確出處但廣泛流傳的結論，而是通過對清乾隆《潁州府志》和明顧炎武《肇域志》所載導出的“截斷汝水在元朝初年”這一歧論進行了審慎的文獻學考察，再結合對元末動盪不安的政局形勢的合理分析，認為“截斷汝水的年代應該在至正元年到十年之間”。另外對於元末截斷汝水的地點——“渦河”的真實地理位置的考證，清熊會貞《水經注疏》及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都認為存在一條流經今河南商水、項城、沈丘，安徽太和、阜陽境內的“濄河”，而作者通過對明清地方誌的梳理和實地水系情況的考察，認為熊氏及譚圖所載“濄河”乃文獻傳訛，在現實的汝水流域中並不存在，“參詳舊志關於截斷汝水的記載，查看南北汝水的分道處，可以確定，截斷汝水的地點在今漯河市區至西平縣之間，並且就在汝水主河道。”（68頁）這些結論筆者以為都是十分值得信服的，撥冗就簡，聚訟歸一，充分體現了作者嚴謹科學、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又如，作者對“元明以降淮北地區宗族特徵”歸納為貧富差距大、發展歷史短、具有防禦自衛功能三個方面（158—164頁），其取材於地方族譜、縣誌、公函邸抄、私人傳記、筆記信件史料，敏銳的指出了元明以來淮北地區宗族鮮明的地域特徵和時代特色，“與其他宗族相互滲透弱，甚至交往不多、聯繫不強。顯然，第一個後果有利於完備地區宗族開展集體行動，第二個後果則導致他們相互之間不會顧及地緣關係可以放手爭鬥、廝殺”（161頁），導致“結捻”、“圩寨”現象盛行，“剽悍、好勇、尚武等逐漸成淮北地區社會習俗的主流”（176），通過對地方宗族特徵精確歸納為切入點，逐步揭開了清末淮北地區捻軍興起、動亂頻仍的社會根源，小中見大。
第三、現實關懷，學以致用。有國內學者指出淮北地區至明清時期“從沃土到瘠壤”，淪為“被犧牲的局部”。中國君主專制時代政治權力過於強大及其惡劣的影響，在淮北社會變遷中表現得十分明顯，是導致淮北衰落的重要原因；棄海運、行河運君主專制時代的重大政策失誤和“偽大局”，不僅犧牲了淮北，而且使中國社會進一步淪為封閉保守的“超穩定系統”，延擱了中國社會發展進程（見馬俊亞教授訪談錄）。如何在當今政府行政決策中吸取淮北地區發展中的歷史教訓，更好的服務與新時期現代化經濟建設和社會文明體系構建，這是一個值得令人深思的重要問題。本書同樣體現了強烈的現實關懷意識和學以致用的研究態度，正如作者緒論中所言：“探究中國歷史上原本相對發達的文明之地演變為相對落後地區的深層次原因，尋求歷史發展規律，為沿淮各省以及類似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借鑑，更好地服務國家中部崛起及淮河生態經濟帶戰略決策，併為沿淮各省黨委、政府及職能部門謀劃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決策參考。”（第1頁）本書前七章對淮北地區社會歷史變遷的史實考察和規律總結，在豐富而紮實的史料基礎上，都若隱若現的彰顯出作者為破解淮北地區社會發展歷史困境的苦苦思索，最終在全書結尾部分“餘論”（191—224頁，第一、第三節由胡天生執筆）以較大的篇幅集中呈現。第一節“明代淮北的災荒與災荒賑濟”、第二節“淮河流域自然災害史研究述論”、第三節“世界著名大河文明的比較及啟示”，社會救濟、災害治理、行政區域協同等同樣是現代社會治理中面臨的關鍵問題，是政府職能的重要體現，也是緩解社會矛盾、發展經濟建設、促進社會和諧均衡發展的重要手段。“餘論”在全面細緻的學術研究史觀點提煉、規律總結的基礎上提出了不少切實可行的對策建議。
當然，該書也存在不足之處。作者在研究淮北地區社會變遷過程中，若能更多地引入現代社會學理論，結合馬克思、韋伯、涂爾幹、斯賓塞、史賓格勒乃至費孝通等社會學名家相關理論，對元明以來淮北地區社會現象做進一步解釋，無疑將會對該書之研究深度和可讀性產生更積極的影響；另外，近代以來淮北地區社會影像資料亦較為豐富，若能在該書中適當增配一些祠堂族譜、宗教造像、民眾群體乃至地理、水文測繪圖片，則更生動直觀。但智者千慮，白璧微瑕，該書對淮北區域環境及社會史研究具有重要學術貢獻，必將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梁允華 陳隆文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圖書館、鄭州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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