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10期，原文標題《佛光寺，何以為古建築第一瑰寶？》，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作為國內唯一遺存的唐代殿堂級木構建築，佛光寺東大殿成了梁思成一輩子最重要的發現，也是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乃至如今人們提起營造學社，必先想到佛光寺；提起佛光寺，也必先想到營造學社。在其傳奇化的發現經歷背後，既包含接續唐宋建築的史學價值，也有在抗戰特殊時期的文化象徵意義。
記者/張星雲
攝影/王旭華
夕陽下的佛光寺東大殿
不同以往的行程
1937年5月，梁思成、林徽因與結束河南調查後趕來的劉敦楨在西安會合。他們原本想在結束西安的工作後，西行至蘭州，再赴他們心儀已久的敦煌。但因時局緊張，國民政府為防止間諜活動，在陝甘一帶處處設卡。他們因沒有軍事部門的通行證而未能成行，成為梁思成終生遺憾。
不過，梁思成、林徽因剛從西安返北平，便立刻與營造學社的另外兩位成員莫宗江、紀玉堂一起趕赴山西，打算繼續考察。
從1932年薊縣獨樂寺調查開始，營造學社每年都派出兩三個工作組到各地進行調查研究。尤其是1936年以後，隨著時局日益動盪，梁思成、劉敦楨也感到時間緊迫，他們馬不停蹄地連續外出調查，想趕在日本入侵華北、中原地區前，將這裡的古建築全部調查完畢。因此到了1937年時，梁思成他們已經完成了三次山西、兩次陝西、四次河南、兩次山東、兩次正定的考察，在全國上百個縣測繪和攝影了數十座宋遼金時期的木構殿、堂、樓、塔。
但到那時為止，他們發現的最早木結構建築仍是初期調查的薊縣獨樂寺、應縣木塔等宋遼時期建築。
而這次從行程上就不同以往。
莫宗江後來曾回憶說，通常情況下，學社成員在出發考察前會做詳細的行程計劃，在北平圖書館裡找到要去省的地方誌、縣誌，將裡面記載的古廟全抄在本子上，然後到了當地一個一個地找。我們從記載中看到，1933年他們一趟就走了大同、雲岡石窟、應縣木塔和渾源懸空寺四個地方，1934年也是順著太原晉祠、汾陽、趙城上下廣勝寺一條線考察的。
但在1937年6月底，他們的目的地似乎極為明確。先抵達太原，經省政府辦理旅行手續，26日往北出城，前往五臺山。梁思成後來是這樣描述的：“到五臺縣城後，我們不入臺懷，折而北行，徑趨南臺外圍。我們騎馱騾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迴著走，沿倚著岸邊，崎嶇危險，下面可以俯瞰田隴。田隴隨山勢彎轉，林木錯綺；近山婉婉在眼前，遠處則山巒環護，形式甚是壯偉，旅途十分僻靜，風景很幽麗。到了黃昏時分，我們到達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禪寺，瞻仰大殿，諮嗟驚喜。我們一向所抱著國內殿宇必有唐構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個實證了。”正是在佛光寺，他們第一次發現了中國唐代木構建築。
如今從太原出發去五臺縣城，依舊是按照五代以來入五臺山的路線，經古城忻州和定襄，只不過現在太原與大同之間早已通了高速，開車到五臺縣城只需一個半小時。
12月份的山西北部很冷，樹和草都已成了黃色，在冬季陽光的照射下，霧霾覆蓋著整個山谷。出了五臺縣城我們駛入縣道，經過崎嶇的梯田山路，再開半小時，就到了豆村——如今它成了運煤卡車的中轉站，除了幾家小旅館和餐館外，只有飛揚的塵土。從豆村再往北開幾公里，離開縣道，就駛入佛光山。佛光寺便處在佛光山麓一個無人的小山坳裡，坐東面西，三面環山，只有寺門所衝的西面是片平緩谷底，往遠望，便是連綿峰巒。
與遊客眾多的五臺山中心景區臺懷鎮不同，地處五臺核心之外的佛光寺遊客寥寥。我在佛光寺住了兩天，每天遊客十幾人，他們在佛光寺的平均停留時間差不多20分鐘。這裡離太原三個小時車程，離臺懷鎮一個多小時車程，因此並不在五臺山旅遊大巴路線上，甚至連停車場都沒有，只有出租車司機會極力推薦臺懷鎮的散客來這裡看看，因為往返車費貴。
實際上自宋金之交起，這裡便是如此寂寥。宋末詩人姚孝錫曾在《題佛光寺》中寫：“孤鳥帶煙來遠樹，斷雲收雨下斜陽。人間未卜蝸牛舍，遠目橫秋益自傷。”1937年，梁思成也看到了寂寥之景：“左右蕭條，寂寞自如。唐代一時之盛，已渺不可追，亦不禁黯然矣。”不過正因此寂寥，梁思成他們才找到了唐代建築。而對那些熱鬧的地方，後來梁思成寫道：“臺懷是五臺山的中心，附近寺剎林立，香火極盛。殿塔佛像都勤經修建。其中許多金碧輝煌，用來炫耀香客的寺院，都是近代的貴官富賈所佈施重修的。千餘年來所謂文殊菩薩道場的地方，竟然很少明清以前的殿宇存在。”
不過這一路我一直都在想，如此偏僻的佛光寺，梁思成他們當年是怎麼從太原過來一下就找到了呢？
相比於五台山臺懷鎮旺盛的香火（上圖），臺外的佛光寺冷清很多
“國內殿宇必有唐構”
“80多年後重新看，如果去山西調研，我們會怎麼安排路徑？”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建築歷史與文物建築保護研究所所長劉暢跟我們分析，“我會先按三個線索調研，第一個是連接山西與中原的太行八陘古道，沿途的古村落、古建築；第二個是連接山西與大唐陝西的路；第三個才是山西境內的支線，比如去呂梁、去陝北的小徑。”
梁思成1944年曾在調查報告《記五臺山佛光寺建築》一文中提到他如何得知佛光寺的所在。梁思成說，他偶然從伯希和的《敦煌圖錄》中看到了一幅莫高窟第61窟《五臺山圖》（繪於五代時期）的照片，發現其中畫有一座叫大佛光寺的廟宇。“寺當時即得描影於數千裡沙漠之外，其為唐代五臺名剎，於此亦可徵矣。”梁思成寫道。於是他們按圖索驥，最終找到了佛光寺。
但這段記述在今天看來還需要其他歷史資料來作補充。之前我有次採訪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他曾用兩年時間專門研究過莫高窟第61窟《五臺山圖》，他告訴我此圖不是標準意義上的地圖，而是介於地圖與繪畫之間，融入了諸多敘事、歷史，五臺山的五臺和十大寺廟則被繪畫者以中軸對稱的形式均勻地安排在畫中。也就是說，實際的地理位置關係並非如此，也不具備地圖的精準性。
另外從歷史資料看，在梁思成他們之前，已經有日本學者到訪並記述過佛光寺。
1922年，日本僧人學者小野玄妙前往五臺山考察，路過佛光寺，就曾被東大殿中央佛壇上的30餘尊佛教塑像吸引。他為這些塑像拍了照片，回國後發表了數篇文章，佛光寺就此進入了現代學術研究的視野。只不過小野玄妙是佛學家，對古建築並不敏感。
1925年，日本建築學者關野貞與日本佛教史學者常盤大定著手合著《支那佛教史蹟》一書。兩人志趣相同，都屢次到中國考察，積累了很多古建築照片與記錄。因此他們商定，彙集兩人考察所得，編一部有關中國佛教遺蹟的圖片集。在那本書中，他們收錄了小野玄妙拍攝佛光寺的6張老照片，常盤大定還託太原美麗興照相館的人去現場補拍了3張新照片。
但他們兩人都沒有真正去過佛光寺，而且這9張照片皆以佛像、經幢為主要內容，建築物只是作為局部的背景或遠景存在，他們通過照片確認了殿前經幢為唐大中十一年（857）原物。“佛光寺之寺院規模、伽藍並不雄偉，它卻是隋唐之後一大名剎，特別是大殿內三尊佛像是五臺山中唯一傑作。”這是關野貞對佛光寺建築發表的唯一評論。
關野貞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引入西學之後脫穎而出的第一代建築史家。這位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一直以現場調查的方式研究古建築，從日本奈良到朝鮮再到中國。1906至1918年間，他三次到訪中國。對關野貞來說，中國古建築是與日本對比的絕佳資料。但他在對中國進行了20多年的考察之後，認為中國境內已沒有唐代木構，中國人要想研究唐朝建築，只能去日本奈良。“中國全境內木質遺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實際說來，中國和朝鮮1000歲的木料建造物，一個亦沒有。而日本卻有30多所1000至1300年的建築物。”他這樣記述。
唐代塑像被梁思成稱為佛光寺四絕之一
1995年，年近八旬的學社成員莫宗江接受採訪時，曾從他的理解來解讀關野貞60多年前的這句話：“日本自己的建築發展史，前頭沒有。所以，很明顯的是，日本留下了幾個最早的唐朝建築，這些建築是日本當時派的遣唐使帶回的中國工匠乾的，所以是地道的唐朝建築。特別是鑑真大師去蓋的那個唐招提寺，完全是中國式的。日本留下了這些東西，我講建築史的時候沒辦法，講到唐朝，我還得引用日本的這個。”
1930年中國營造學社成立之時，日本建築學者伊東忠太、關野貞都是學社成員。“營造學社是非常開放的。”專門研究中日建築學交流史的天津大學教授徐蘇斌對本刊說，“當時還有好多歐美的學者在裡頭，但後來因為戰爭的原因就慢慢退出了。”隨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日本建築學者逐漸停止了在中國境內的調查，中日建築學者間的關係也從學術交流轉為了一場民族之間的學術競賽，關野貞說中國已沒有唐代木構的那句話則變成了一把武器。“民族主義本身是個中性的概念，在一個時期、一個事件上，會產生積極的作用。在中國近代史中，正是因為有日本作為‘他者’的存在，才使得中華民族這個概念逐漸變得如此強烈。”徐蘇斌說。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梁思成一直抱著“國內殿宇必有唐構的信念”，30年代在全國範圍進行大量考察，並與關野貞在有關獨樂寺的調查上直接“交鋒”。
關野貞和常盤大定所著的《支那佛教史蹟》在1928年被引進到北平北海圖書館，對學界影響極大。梁思成的《記五臺山佛光寺建築》寫於1944年，營造學社考察佛光寺7年後，當時正是抗日戰爭最激烈的時刻，這篇調查報告中隻字未提關野貞。但在1937年，法國漢學大家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為《東方雜誌》撰文，首次將學社剛剛調查過的佛光寺介紹給西方讀者時，他提到過樑思成尋訪佛光寺是受了日本學者有關佛光寺塑像的報道以及伯希和《敦煌石窟》的啟發。
不過關野貞由於不知宋《營造法式》與清工部《工程做法》內蘊之“文法”，當時只通過題記、碑刻、文獻記載，以考古學編年的辦法為建築斷代，錯過了真正發現佛光寺的機會，只留下一句“佛光寺之寺院規模、伽藍並不雄偉”。而梁思成他們則在全國範圍內持續調查古建築6年之久後，終於找到了中國境內留存的這座唐代木構建築。“因此現在我們說佛光寺的價值，不僅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它的社會文化價值也很高。”劉暢說。實際上在我這次為這篇稿子進行的大量採訪中，專家們說到佛光寺，都會說到它振奮民族精神的意義。
1937年梁思成率隊考察時拍攝的佛光寺全景
斗拱雄大、廣簷翼出
第一眼看到佛光寺東大殿的時候，確實像關野貞當年說的那樣，有種“伽藍並不雄偉”的感受。
佛光寺的古建築分佈在由西向東逐層抬高的三進臺地上。剛進院子，由於被古松擋著，在下層臺地看不到上層臺地的東大殿。但一進院子左側的金代文殊殿已經震撼了我，因此對接下來將要看到的東大殿增加了許多幻想。當爬上臺階，真正第一眼看到東大殿時，卻發現並沒有想象中雄壯，而是給人一種胖胖墩墩的憨厚、樸實感。
可當山西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佛光寺管理所主任範永偉把梯子靠牆架好，我扶著梯子搖搖晃晃地朝屋簷斗拱的方向往上爬的時候，才意識到這座古寺到底有多高。我發現，正是因為屋簷的巨大，讓同樣巨大的斗拱失去了參照比例，加之平緩的屋頂消除了通常會出現的壓迫感，使東大殿在視覺上削弱了建築的宏大感。
“斗拱雄大、廣簷翼出”，正是梁思成當年第一眼看到佛光寺東大殿的感受。
1937年6月30日，在黃昏中抵達佛光寺的梁思成，一到殿前，就看到了幾年來已經熟悉的七輔作大斗拱，此前他們看到的獨樂寺觀音閣、應縣木塔等遼構建築都是這樣的形制。但這一回的斗拱，比前幾次要更大。“殿斗拱雄大，屋頂坡度緩和，廣簷翼出，全部龐大豪邁之象，與敦煌壁畫淨土變相中殿宇極為相似，一望而知為唐末五代時物也。”梁思成記述。
佛光寺管理所主任範永偉扶著梯子朝屋簷斗拱方向往上爬，當年梁思成他們就是從這裡爬入殿頂
第二天，考察工作正式開始。為了取得確鑿的證據，他們決定爬上殿頂，因為通常殿宇建造年代多寫在脊槫上。範永偉告訴我，梁思成、林徽因當年很可能就是從我現在爬梯子的地方爬入殿頂。
東大殿建築平面屬於《營造法式》中的“金箱鬥底槽”，建築立面有上下兩層結構體系，分別是明栿和草栿。平闇相當於現在人們說的天花板，平闇之下是人們在殿內抬頭能直接看到的樑架結構明栿，而草栿則在平闇之上，相當於隱藏在閣樓裡的樑架，而他們尋找的脊槫就在草栿上。
範永偉熟練地推開東大殿東北角屋簷下鋪的三塊木製椽子，露出一個半米大的洞，縱身一躍，爬進了殿頂裡，我緊隨其後。殿頂內沒有任何光線進來，在巨大的黑暗中，手電筒的光柱成了我們唯一的狹小視線，這時我才發現，但凡我們稍微一動，就會揚起周圍無數的古老塵土。在黑暗中我翻過草栿梁，穿過幾個狹小空間，直到被範永偉帶到大“叉手”下。這裡是樑架核心結構之一，“叉手”下的四椽栿，極其粗壯，是整個建築裡最厚的木材，但由於隱藏在殿頂內，做工並不精細，顯得渾厚有力。
跟在我身後的攝影師舉起相機，閃光燈照亮了整個空間。當年梁思成也在同樣的位置舉起過相機，亮起過閃光燈。“蝙蝠驚飛，穢氣難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萬萬的臭蟲（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梁思成記述。脊槫已被千百成群的蝙蝠盤踞，無法驅除，因此也看不清上面有無題字。但樑架上古制“叉手”的做法，是他們從未見過的實物，屬國內孤例，使他們驚喜得如獲至寶。
之後幾日，他們就住在文殊殿旁邊的明代建築香風花雨樓裡，測繪工作陸續展開。林徽因用鉛錘、皮尺測量，莫宗江繪圖，梁思成除了測繪，還負責拍照，如今保留下來的佛光寺考察照片，基本都出於梁思成之手。“我們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頂內，與蝙蝠臭蟲為伍，或爬到殿中構架上，俯仰細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為那時我們深怕機緣難得，重遊不是容易的，這次圖錄若不詳盡，恐怕會辜負古人的匠心的。”梁思成寫道。
後來的故事廣為傳播。林徽因憑著一雙遠視眼發現樑架下的題記，過程頗具傳奇性。但如今大部分的演義，都是從梁思成1944年所寫調查報告中的那幾百字內容裡衍生而來。唯一對這段歷史做出真正補充的，是1995年時任新華社記者王軍對莫宗江的採訪。
年近八旬的莫宗江在採訪中回憶說，當時他們在佛光寺進行了連續幾天的測繪，從院內的經幢到後山的墓塔，但大家就是不敢下結論說東大殿肯定是唐代建築。待全部測量完畢，林徽因忽然對梁思成說梁底下好像有字，梁思成拿著望遠鏡追看。東大殿早年重修的時候，當地人因為沒有錢補畫彩畫，就用土朱將樑架全刷了一遍。林徽因看到的梁，是大殿明栿下的虹梁，字跡從梁底面土朱淡的地方隱約露出來。實際上題記出現在這個位置，也是情理之中，4年前，他們去大同華嚴寺，900年前的遼代題記就是書寫在這個位置。但東大殿內樑架極高，誰也看不清字，只有遠視眼的林徽因看清了四道梁下題記的最末六個字：“女弟子寧公遇”。他們又詳細檢查殿前經幢上的姓名，果然，幢上除官職外也有女弟子寧公遇，她被稱為“佛殿主”。
上、下圖：林徽因當年找到出資建殿的施主寧公遇的塑像，與其合影
隨後他們爬上架子，用沾溼的紗包塗刷梁底。土朱一遇水，被覆蓋的墨跡就顯出來了，水乾之後，墨色又淡去，就這樣用了三天時間讀出了四道梁下的全部題字。如題記記述，寧公遇是出資建殿的施主，而受她好處的功德主是兩位宦官，即梁下寫的“功得主故右軍中慰王”和“功得主河東監軍使元”二人。他們與經幢上的佛殿主人名相互印證，確認佛光寺東大殿建成於唐大中十一年（857)。
這便是國內發現首座唐代建築的歷史性時刻。大家都很開心，傍晚林徽因提出，把帶來的所有罐頭拿到大殿前的空地上吃，鋪上席子、毯子，就像野餐似的，顯然這是與佛光寺最後的告別晚餐了，他們就這樣在大殿前的空地上一邊吃一邊欣賞。那是每天欣賞坐東朝西的佛光寺東大殿最好的時刻，至今依舊如此。斜陽將黃昏全部投射在大殿正立面上，為本就帶有土紅色的門板、柱子和巨大斗拱再添一層暖色，殿前千年古松的影子映在門板上，與大殿相互襯托雄偉。那一天是1937年7月5日。
戰亂中再談佛光寺
梁思成他們是在7天后才知道“盧溝橋事變”的。
當時他們離開佛光寺，又往臺懷鎮諸寺考察，越過北臺去沙河鎮，直到進了代縣，有了報紙、通了電報，才知道了一點外面的新聞，此時中國進入全面抗戰已經5日。
梁思成的長孫梁鑑向我回憶說，那些年梁思成、林徽因經常去外地考察古建築，他們的女兒梁再冰、兒子梁從誡有時就由梁思成的妹妹梁思莊帶著。1937年夏天，梁思莊帶著梁再冰、梁從誡到北戴河避暑，結果趕上了“盧溝橋事變”。郵路不通，消息阻隔，焦急的林徽因給兩個孩子寫了封信。“當時我姑姑梁再冰8歲，我父親梁從誡5歲，林徽因寫給他們的信往往是圖文並茂的，寫幾句，就會為他們畫一張畫。我父親小，她寫給我父親的信有的甚至是連環畫。”梁鑑說。
“寶寶，媽媽不知道要怎樣告訴你許多的事，現在我分開來一件一件的講給你聽。”林徽因在信中一點一點把這次外出去五臺山考察的路途經過做了介紹，又叮囑兩個孩子在大姑家要聽話，“游水如果能學會了，這趟海邊的避暑就更有意思了”。接著對當前發生的戰事說了原因，鼓勵不要害怕，要堅強。“我覺得現在我們做中國人應該要頂勇敢，什麼都不怕，什麼都要頂有決心才好。”
信後附了一張林徽因手繪的地圖，太原、五臺山、代縣、大同、張家口，用一個個小箭頭標出她和梁思成的行程軌跡，並用不同顏色的筆將山西省塗成綠色，河北省塗成紅色，山東省是黃色的，渤海則是藍色的，被細膩溫柔地畫上了水波。林徽因還特意畫出了萬里長城，此時這條從山海關經張家口，沿著山西省北沿通向陝西的長城已不只具有地理位置的作用，而是她潛移默化地向兩個幾歲大的孩子解釋什麼是抗日戰爭。“我父親後來說，林徽因、梁思成並沒有把他們當作孩子，而是當作朋友，那時我們家的教育方式是這樣的。”梁鑑說。
當時北平形勢危殆，從太原回北平的津浦、平漢兩路已不通車，梁思成、林徽因很著急。好在平綏鐵路沒有斷，他們慌慌張張地繞到大同，由平綏鐵路回北平。路上他們向北平發了一份電報，7月9日，《北平晨報》第五版的頭條文章《營造學社調查組發見唐代建築寺院，梁思成由五臺佛光寺報告，測繪故宮趕製模型即開始》，即是關於中國首次發現唐代木結構建築的報道。
“盧溝橋事變”也成了營造學社事業的轉折點。學社南遷雲南昆明，後又搬到四川李莊，考察的地區和對象都與以前不再相同。雅安的漢闕和彭山的崖墓，又接著讓他們發現漢朝。學社諸多寄存於天津麥加利銀行的手稿慘遭水淹，被重抄後帶到李莊。無論學社成員，還是研究成果，都在經歷逃難和輾轉。
山西淪陷7年之後，多病纏身的梁思成才在李莊動筆撰寫佛光寺調查報告。“我正在寫這個報告的時候，豆村正是敵寇進攻臺懷的據點。當時我們對這名剎之存亡，對這唐代木建孤例的命運之惴懼憂惶，曾經十分沉重。”梁思成寫道。1944年，因戰時停刊7年之久的《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發行了復刊號第七卷第一期，鉛印本變成了艱苦環境下的油印本，其中刊載了梁思成的《記五臺山佛光寺建築》，文中說：“這不但是國內古建築之第一瑰寶，也是我國封建文化遺產中最可珍貴的一件東西。佛光寺一寺之中，寥寥幾座殿塔，幾乎全是國內建築的孤例：佛殿建築物，本身已經是一座唐構，乃更在殿內蘊藏著唐代原有的塑像、繪畫和墨跡，四種藝術萃聚在一處，在實物遺蹟中誠然是件奇珍。”
漫長的歲月在佛光寺裡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此時的梁思成同時在寫《中國建築史》，對中國建築的研究已有相當積累，中國建築史的敘述框架事實上也已基本搭建完成。在他看來，佛光寺再次證明了他通過獨樂寺提出的《營造法式》“以材為祖”理論，“以材栔為度量之制，遼宋已符，其為唐代所遺舊制必可無疑”。在佛光寺調查報告中，他還為《營造法式》所規定的度量單位“分”創造了一個新文字“分°”，並詳細列出了所有斗拱相對的分°，以此來分析《營造法式》所規定的各結構間的比例關係。
“之後的60多年裡，無論傅熹年、柴則俊、陳明達、羅哲文，後人們撰寫的佛光寺研究文章全都使用的是梁思成當年測量的數據。”國研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總工程師張榮告訴我。2005年，山西省文物局邀請清華建築與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所合作對佛光寺進行保護規劃，他負責其中的測繪工作。“如果用傳統的皮尺測量，精度只能到釐米，而那次我們使用了3D激光掃描儀和全站儀，將測繪精度提升到了毫米級。”由此很多問題得到了進一步解釋。
按照《營造法式》的“以材為祖”，材之廣（高）為15分°，其厚（寬）為10分°，這一高寬比例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構件強度，而材的厚度又是整座建築的基本模數。但在此前按釐米測量的結果中，10分°搖擺於20和21釐米之間。因此張榮的團隊花了很長時間，重新測量了佛光寺東大殿99件第一跳華拱的材厚，並最終確認10分°為210毫米，也就是說，1分°為21毫米。
“這證明了兩件事情。”張榮說，“第一，21毫米是佛光寺一個基本的尺度，說明當時建造時所用的尺子就是21毫米一格，材寬10分°，高15分°，它的開間是240分°，進深是210分°，這都是有明確比例關係的。另外，當時唐尺是300毫米，210毫米剛好是7寸。按照宋代《營造法式》規定，材分八等，宋代使用的最高等級一等材是6寸，而佛光寺東大殿用的是特等材7寸，這也就證明唐代最高等級材制是大於宋式的，印證了林徽因他們曾經認為大木構件從唐宋至明清趨向小型化的演變過程。”
“佛的住宅”
如今從佛光寺向太原方向開車一小時，就能在一處田隴山坳裡看到另一座唐代木構建築——南禪寺。梁思成、林徽因他們當年錯過了它。直到上世紀50年代初，這裡才被發現，並被證實建於唐建中三年（782），比佛光寺要早上75年，成了如今中國現存最早的木構建築。
後來人們還陸續發現了唐代建築芮城廣仁王廟，介於唐末和五代之間的平順天台庵，以及只能被稱為“半座唐代建築”的正定開元寺鐘樓。不過後面這幾座唐代建築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小。“像南禪寺、廣仁王廟這類都是民間自發建造的建築，而佛光寺是我國現存唯一唐代高等級殿堂式建築。所謂殿堂式建築，就是官式建築，也就是說由官方提供資金建造的。”張榮說，“《營造法式》裡記載的建築類型也都是官式建築。都說‘遼八座’，我國有八座遼代官式建築，而唐代官式建築就佛光寺這麼一座，並且非常完整，對研究《營造法式》很有幫助。”
然而為何在山坳中建造一座當時最高等級的殿堂式建築？東南大學建築學院學者任思捷認為與五臺山在唐代政治上的地位有關。自隋朝和唐初開始，漢化佛教就希望脫離印度的完全控制，五臺山由此被逐漸打造成漢化佛教的聖山。尤其到了武則天在位時，大力推廣《華嚴經》，這是為她能夠自稱佛王、女主天下提供理論依據的重要大乘經典。佛光寺正是在唐初打造五臺聖山的宏大計劃之中，順勢發展起來的顯赫佛寺。
雖然現存的東大殿是經歷了唐武宗“會昌毀佛”之後修建的，但依然能從空間營造上看到印度佛教與漢化佛教的交匯影響。除了皇室資助背景才有的宮殿木構特徵之外，殿內佛壇則是印度傳入、北朝盛行的石窟傳統基岩佛壇。當年梁思成就已經注意到東大殿之基“本鑿巖闢出”，是在東大殿背後的山上挖出一個平臺，東大殿木構建築和佛壇就這樣直接建造在山石地基上。而基於《營造法式》如此工整的比例關係，任思捷認為，東大殿在開山築基之時就已經確定好了建築結構、佛壇像設等所有藍本，因此建成之後殿內空間佈置便難再改動。
這一點後來被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學者王南證實。他將2005年張榮所做的測繪數據做了大量對比研究，發現佛光寺東大殿明間面闊等於明間主佛像淨高的倍，並以此為整體空間設計的“原點”，大殿總高又為明間面闊的2倍，而大殿臺基總寬為大殿總高的2倍，內槽（容納佛殿主要塑像的核心空間）總面闊為總進深的2倍，大殿木構架通面闊為木構架總高的2倍。
實際上是正方形和圓形之間最基本的比例關係之一，正方形的邊長與其外接圓直徑之比即為1∶，這也是中國古代建築運用最廣泛的構圖比例。而王南發現的這4個2則構成了佛光寺東大殿的基本構圖，使建築空間與塑像陳設之間達到了完美的比例關係，更說明此建築是為佛像“量身定做”的。這進一步印證了梁思成的觀點。早在1932年，梁思成在《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一文中就說過：“我們平時一開口就說‘供佛’，供是供奉、是伺候，我們的佛是‘住’在佛殿裡，要人‘供’的。佛殿並不是預備多數人聽講之用，而是給佛住的，所以佛殿是佛的住宅。”
王南還發現，更耐人尋味的是，《營造法式》圖版中的第一幅“圖樣”是“圓方方圓圖”，即一幅為代表/2的圓和其內接正方形，另一幅為代表的正方形和其內切圓。這組圖不僅是《營造法式》全書第一幅插圖，也是“總例”中的唯一插圖，重要性非同一般。《營造法式》作者李誡所引的“圓方方圓圖”來自《周髀算經》，其背後蘊含的是中國古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與追求天、地、人和諧的文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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