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毒王”一役,以客家家風為引,議論家風重要性

家風是個傳家寶。就弘揚中華民族精髓性文化基因而言,家風等問題的挖掘、研討自然是一個可取且很重要的切入點。關於家風問題,過去常有涉獵,但都是擦肩而過,急於申請原創,還沒等研究透眾多大家的鴻篇大論,就草草提交了拙文,以拋磚引玉。

家風具有同一性的特點家風是客家家庭、家族文化血脈的結晶。

歷史上,聞粵贛邊客家地方的客家人多聚族而居,多以血緣聚居。

如永定區,族人聚族而居,一門之內,十數或數十家不等。聚族而居的客家人往往以家族為單位,實行家族的自我管理,族長、房長被賦予一定的、半義務性職權。

如永定區,封建時代,以族中年事較高而被認為有聲望的人為族長,對外代表全族,對內主持族中的興革事宜和調解族人糾紛。宗族的分支稱房,房長為全房的代理人,亦即族長的助手。為了鄉族敦俗淳風的需要,永定客家人根據當時的主流價值觀,重視制定宗規族約,以強化宗族的管理,杜絕歪風邪氣。

如永定廖象湖主導制定的宗規族約成效顯著,“年十三,父病疸,私以口吮。父,哀毀骨,立瑩葬,躬負土石。妻範氏,與同心,冒病助辦。裡多偷俗,象湖立規條,朔望會父老於祖祠,聚族人申明約束,俗賴以端。“

有的還重視家庭教育。如上世紀50年代旅居馬來西亞的永定下洋籍華僑胡日皆傳承故里家風,用嚴厲的家規教育孩子,孩子們用餐都有守時要求,為了培養孩子們的守時美德,凡錯過用餐時間,不論是誰,一律不準吃飯。應該指出的是,各客家聚落在管理和規範上不可能千篇一律,所呈現的

家風差異肯定也是存在的。

“河南毒王”一役,以客家家風為引,議論家風重要性


如永定高陂廖氏《族訓》與林氏《族規》在具體內容上就存在一定的差異。高陂廖氏《族訓》共10條:遵鄉約、懲不孝、正閨門、端蒙養、完正供、息爭訟、厚宗族、務積德、勤職業、尚節儉。而高陂林氏則是按照四民職業和人生八德來設計《族規》,分“士、農、公、商、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十二條。

但歷史上客家聚落不是獨立王國,其鄉村自治是相對的,官方總是通過各種方式對客家聚落進行主流價值觀的滲透和影響。如明清兩朝均重視通過鄉飲等形式,樹立道德楷模,張揚儒家道德觀。鄉民把治家有方、內睦宗族、外和鄉里、義舉社會、有崇高社會威望之人推薦為“鄉飲大賓”,由縣方舉辦宴會隆重宴請,這一習俗在客家傳統社會中起到了敦親睦族、止惡揚善的導向作用。永定鄭永大即茉磨這一榮譽,“樂善好施,屢舉鄉賓。“再如官方還以行政審批、授權的方式對客家宗規族約進行指導。永定撫市一帶黃氏《族規》的實施即是縣衙授權的結果,“時以嘉慶年間,曾經先輩會同族長,設立家規,議定條約,赴縣請示,業蒙前縣主霍公準出示禁,是以風俗較淳、人心漸正。“

而且歷史上永定客家聚落的客家人也還主動與當時傳統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相對接,宣傳”禮義仁智信”這一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龍潭、湖坑、撫市一些客家人的土樓內的顯目位置即常見“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行仁義事,存忠孝心”的楹聯,以直觀的教化內容對家人、族人進行潛移默化、絲絲入扣的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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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客家世家大族的族譜還引用“朱子箴銘八字(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來制定家訓、族規。“如重修於清光緒年的永定高陂林氏族譜的《族規》即是如此。該《族規》共12條,除"士衣工商“4條外,另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8條,完整反映了傳統社會主流價值要求。總之,各客家聚落也都經受著同一的主流價值觀的薰陶和影響。也因此,客家聚落的家風總體上是大同小異的,具有顯著的同一性特點。

客家社會是由眾多客家聚落互相聯繫、互相作用共同形成的。客家社會的民風作為客家社會文明進步的精神結晶,是各聚落家風的有機總和。客家家風的同一性特點決定了客家家風與民風必然是相通的。客家家風與民風一體相通、一脈相承,客家家風從一個側面展現客家社會民風,展現客家風尚,展現客家社會的文明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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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風具有傳承性的特點

東漢歷史學家班固說得好,風習有其跨越時代的繼承性,風故非一二人所能獨當,亦非時代所能界劃。良好的家風是寶貴的精神財富。客家人良好的家風源自中原。客家先民遷入閩粵贛邊之後,也把中原故里的家風傳統播植於此。

哪怕是在戰亂歲月,客家人都秉持中土家風,操持著堅毅、質樸、大愛、無私的人生理念。唐末,逃難中的寧化石壁葛藤坑客家婦女背侄攜子一事最具典型,“在昔,黃巢造反,隔山搖劍,動輒殺人;時有賢婦,睪男孩二人,出外逃難,路遇黃巢。巢怪其負年長者於背,而反攜幼者以並行,因叩其故。婦人不知所遇即黃巢也,對日:聞黃巢造反,到處殺人,旦夕且至;長者先兄遺孤,父母雙亡,懼為賊人所獲,至斷血食,故負於背;幼者固吾生子,不敢置侄而負之,故攜行也。巢嘉其賢,因慰之曰:毋恐!巢等邪亂,驚葛藤,速歸家,取葛藤懸門首,巢兵至,不廝殺矣。婦人歸,急於所居山坑徑口,盛掛葛藤,巢兵過,皆以巢曾命勿殺懸葛藤者,悉不敢入,一坑男子,因得不死。後人遂稱其地日葛藤坑,今日各地客家,其先,皆葛藤坑居民。“唐末寧化葛藤坑客家婦女義舉的真實性己不重要,但此事之後在聞粵贛邊客家地區不脛而走廣泛傳播卻是不爭的事實。透過葛藤坑客家婦女義舉故事和自寧化石壁葛藤坑流傳開來的掛青習俗,我們不難看出,應是在唐宋之際,閩粵贛邊客家鄉村社會已經形成了堅毅、大愛、純樸的民風認同。

永定客家人也認同這一風尚。永定自古至今都有掛青的傳統,永定的端午節大體上繼承了傳統的做法。每逢端午,除了準備好酒食敬神、祭祖外,還要折桃條、艾枝和菖蒲等插在門上,這叫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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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區域客家人確實傳承了源自中原堅毅、友善的純樸民風,圓首之倫,生而勤苦,食不暇給。是以,習尚敦樸,龐而不桃。堯舜之民,于于如也。想必永定民間客家人傳誦著很多那種客家人堅毅、友善、大愛、無私的故事,遺憾的是由於筆者在永定民間田野調查功課的欠缺,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很少佔有。

倒是在永定下洋籍胡日皆長子胡萬鐸先生所著《胡說真言》裡讀到了他母親鄭細妹感人至深的故事,讓我看到了永定良好的客家民風在海外的傳承。胡萬鐸母親鄭細妹是與胡日皆在永定下洋結婚後一起前往南洋的,“自從與父親結婚,她就背井離鄉隨父南渡,住在霹勇積獲營小鎮的一個礦場工地宿舍。胡日皆事業有成之後的迎娶二妾一事曾經給鄭細妹帶來了巨大的痛苦,母親最痛心之事是父親納妾。.……母親是典型的傳統婦女,對父親納妾內心雖不滿,也不敢公然反對,卻暗地裡以淚洗面。但在小妾去世的變故面前,鄭細妹拋棄了先前的所有恩怨,毅然擔當起來撫養小妾孩子的責任,1954年7月,丈夫小妾因生產雙胞胎流血過多而死亡,遺留下二男四女孤稚。母親看到那一群像樓梯般高低的稚童幼女,更激發了他母性的天職。她把二孃的孩子視為已出,撫養了連同自己親生的一共19位孩子,其辛苦可想而知。這是對母親的一次嚴重考驗。她對孩子們的管教一視同仁毫無偏私。鄭細妹的不平凡行為在胡萬鐸先生心裡豎起了高大的客家母親形象。

歷史以來,永定家風傳統在不斷揚棄的過程中代代相傳,還漂洋過海,在異國他鄉生根發芽。傳統社會,客家人秉承傳統家風,客家家風之所以代代相傳,根本上是因為客家家風內蘊著普適性的精神價值內涵。

家風具有精神性的特點家風問題不是簡單的道德人倫問題,而是精神問題。

客家家風是客家精神的集中展現,客家家風確實內蘊著普適性的精神價值內涵。時代需要精神力量。我們也注意到,前些年,學界即有一些專家以永定籍的傑出華僑為例,去解讀客家精神。

“河南毒王”一役,以客家家風為引,議論家風重要性


胡冠中先生用”勤奮、開拓“來概括客家精神,什麼是客家精神?在我看來最主要的是勤奮、開拓四個字。李逢蕊先生則用四個詞語來概括,還特別強調這是獨特的“客家精神”,形成了一種勇幹拼搏、奮發自勵、剛強自健、百折不饒的獨特的‘客家精神。

筆者認為這些概括具有可取之處,表達出了本身作為客家人強烈的自豪感。但是筆者今天在聽取了很多非客家人士意見的基礎上,再重新審視這些問題的時候,隱約覺得概括客家精神不能停留於表象性的概括,而要能夠再做進一步提煉,提煉出客家人靈魂深處的精神內容,而且也還要善於排除那些其他民系也具有的精神表述語。要能夠做到這兩個方面,選擇參照系、認知的窗口就顯得極為重要。可以說,參照系是否合適、窗口是否對路,決定了所概括的客家精神是否準確。客家精神不能在客家文化表象裡去找,在客家文化表象裡去找尋,找到的終歸是表象的、似是而非難於取捨的東西。

“河南毒王”一役,以客家家風為引,議論家風重要性


客家家風為我們開啟了一扇認知客家精神的窗口。獨特的家風必定會有獨特的精神,不至於雷同。而且具有同一性的客家家風是在客家歷史的長河裡形成的,透過歷史,客家家風的傳統脈絡一目瞭然;客家家風蘊涵精神,其中必然有貫穿古今的精神傳統。廖象湖、廖永大、鄭細妹等是由古至今客家家風風景線上的座標。他們雖然自為個體,卻共同承載了同一性的客家精神內涵;他們雖然代表那個和這個時代片段,卻一同接通了客家家風風景線的線頭。

透過這些家風座標,“堅毅誠信、大愛無疆“順樸的客家精神自然閃現眼前。如果一定要去概括、提煉出客家精神,筆者認為,這就是客家精神。

客家精神就蘊含在我們的家風裡。我們只要懷著宗敬的心情,就能輕易觸摸到客家精神的溫暖;我們只要懷著宗敬的心情,去做簡單淘洗,亮的客家精神的金沙就閃現其間;我們只要懷著宗敬的心情,登高疾呼,定然一呼百應,人人皆成堯舜。客家家風就在我們心裡,縱然在世風日下的環境條件下,也不會被湮沒。相反,客家家風還能扶正世風。

“河南毒王”一役,以客家家風為引,議論家風重要性


“河南毒王”一役,以客家家風為引,議論家風重要性


綜上所述,客家家風具有同一性、傳承性、精神性的特點。從客家家風同一性、精神性的固有特點出發,結合時代精神,大力弘揚客家家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客家家風的傳承性特點決定了客家家風可以與時代特徵結合,煥發時代活力,發揮固本培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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