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是个传家宝。就弘扬中华民族精髓性文化基因而言，家风等问题的挖掘、研讨自然是一个可取且很重要的切入点。关于家风问题，过去常有涉猎，但都是擦肩而过，急于申请原创，还没等研究透众多大家的鸿篇大论，就草草提交了拙文，以抛砖引玉。
家风具有同一性的特点家风是客家家庭、家族文化血脉的结晶。
历史上，闻粤赣边客家地方的客家人多聚族而居，多以血缘聚居。
如永定区，族人聚族而居，一门之内，十数或数十家不等。聚族而居的客家人往往以家族为单位，实行家族的自我管理，族长、房长被赋予一定的、半义务性职权。
如永定区，封建时代，以族中年事较高而被认为有声望的人为族长，对外代表全族，对内主持族中的兴革事宜和调解族人纠纷。宗族的分支称房，房长为全房的代理人，亦即族长的助手。为了乡族敦俗淳风的需要，永定客家人根据当时的主流价值观，重视制定宗规族约，以强化宗族的管理，杜绝歪风邪气。
如永定廖象湖主导制定的宗规族约成效显著，“年十三，父病疸，私以口吮。父，哀毁骨，立莹葬，躬负土石。妻范氏，与同心，冒病助办。里多偷俗，象湖立规条，朔望会父老于祖祠，聚族人申明约束，俗赖以端。“
有的还重视家庭教育。如上世纪50年代旅居马来西亚的永定下洋籍华侨胡日皆传承故里家风，用严厉的家规教育孩子，孩子们用餐都有守时要求，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守时美德，凡错过用餐时间，不论是谁，一律不准吃饭。应该指出的是，各客家聚落在管理和规范上不可能千篇一律，所呈现的
家风差异肯定也是存在的。
如永定高陂廖氏《族训》与林氏《族规》在具体内容上就存在一定的差异。高陂廖氏《族训》共10条：遵乡约、惩不孝、正闺门、端蒙养、完正供、息争讼、厚宗族、务积德、勤职业、尚节俭。而高陂林氏则是按照四民职业和人生八德来设计《族规》，分“士、农、公、商、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十二条。
但历史上客家聚落不是独立王国，其乡村自治是相对的，官方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对客家聚落进行主流价值观的渗透和影响。如明清两朝均重视通过乡饮等形式，树立道德楷模，张扬儒家道德观。乡民把治家有方、内睦宗族、外和乡里、义举社会、有崇高社会威望之人推荐为“乡饮大宾”，由县方举办宴会隆重宴请，这一习俗在客家传统社会中起到了敦亲睦族、止恶扬善的导向作用。永定郑永大即茉磨这一荣誉，“乐善好施，屡举乡宾。“再如官方还以行政审批、授权的方式对客家宗规族约进行指导。永定抚市一带黄氏《族规》的实施即是县衙授权的结果，“时以嘉庆年间，曾经先辈会同族长，设立家规，议定条约，赴县请示，业蒙前县主霍公准出示禁，是以风俗较淳、人心渐正。“
而且历史上永定客家聚落的客家人也还主动与当时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对接，宣传”礼义仁智信”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龙潭、湖坑、抚市一些客家人的土楼内的显目位置即常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行仁义事，存忠孝心”的楹联，以直观的教化内容对家人、族人进行潜移默化、丝丝入扣的道德教育。
许多客家世家大族的族谱还引用“朱子箴铭八字（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来制定家训、族规。“如重修于清光绪年的永定高陂林氏族谱的《族规》即是如此。该《族规》共12条，除"士衣工商“4条外，另有“孝、弟、忠、信、礼、义、廉、耻“8条，完整反映了传统社会主流价值要求。总之，各客家聚落也都经受着同一的主流价值观的熏陶和影响。也因此，客家聚落的家风总体上是大同小异的，具有显著的同一性特点。
客家社会是由众多客家聚落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共同形成的。客家社会的民风作为客家社会文明进步的精神结晶，是各聚落家风的有机总和。客家家风的同一性特点决定了客家家风与民风必然是相通的。客家家风与民风一体相通、一脉相承，客家家风从一个侧面展现客家社会民风，展现客家风尚，展现客家社会的文明进步。
家风具有传承性的特点
东汉历史学家班固说得好，风习有其跨越时代的继承性，风故非一二人所能独当，亦非时代所能界划。良好的家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客家人良好的家风源自中原。客家先民迁入闽粤赣边之后，也把中原故里的家风传统播植于此。
哪怕是在战乱岁月，客家人都秉持中土家风，操持着坚毅、质朴、大爱、无私的人生理念。唐末，逃难中的宁化石壁葛藤坑客家妇女背侄携子一事最具典型，“在昔，黄巢造反，隔山摇剑，动辄杀人；时有贤妇，睾男孩二人，出外逃难，路遇黄巢。巢怪其负年长者于背，而反携幼者以并行，因叩其故。妇人不知所遇即黄巢也，对日：闻黄巢造反，到处杀人，旦夕且至；长者先兄遗孤，父母双亡，惧为贼人所获，至断血食，故负于背；幼者固吾生子，不敢置侄而负之，故携行也。巢嘉其贤，因慰之曰：毋恐！巢等邪乱，惊葛藤，速归家，取葛藤悬门首，巢兵至，不厮杀矣。妇人归，急于所居山坑径口，盛挂葛藤，巢兵过，皆以巢曾命勿杀悬葛藤者，悉不敢入，一坑男子，因得不死。后人遂称其地日葛藤坑，今日各地客家，其先，皆葛藤坑居民。“唐末宁化葛藤坑客家妇女义举的真实性己不重要，但此事之后在闻粤赣边客家地区不胫而走广泛传播却是不争的事实。透过葛藤坑客家妇女义举故事和自宁化石壁葛藤坑流传开来的挂青习俗，我们不难看出，应是在唐宋之际，闽粤赣边客家乡村社会已经形成了坚毅、大爱、纯朴的民风认同。
永定客家人也认同这一风尚。永定自古至今都有挂青的传统，永定的端午节大体上继承了传统的做法。每逢端午，除了准备好酒食敬神、祭祖外，还要折桃条、艾枝和菖蒲等插在门上，这叫挂青。
永定区域客家人确实传承了源自中原坚毅、友善的纯朴民风，圆首之伦，生而勤苦，食不暇给。是以，习尚敦朴，庞而不桃。尧舜之民，于于如也。想必永定民间客家人传诵着很多那种客家人坚毅、友善、大爱、无私的故事，遗憾的是由于笔者在永定民间田野调查功课的欠缺，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很少占有。
倒是在永定下洋籍胡日皆长子胡万铎先生所著《胡说真言》里读到了他母亲郑细妹感人至深的故事，让我看到了永定良好的客家民风在海外的传承。胡万铎母亲郑细妹是与胡日皆在永定下洋结婚后一起前往南洋的，“自从与父亲结婚，她就背井离乡随父南渡，住在霹勇积获营小镇的一个矿场工地宿舍。胡日皆事业有成之后的迎娶二妾一事曾经给郑细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母亲最痛心之事是父亲纳妾。.……母亲是典型的传统妇女，对父亲纳妾内心虽不满，也不敢公然反对，却暗地里以泪洗面。但在小妾去世的变故面前，郑细妹抛弃了先前的所有恩怨，毅然担当起来抚养小妾孩子的责任，1954年7月，丈夫小妾因生产双胞胎流血过多而死亡，遗留下二男四女孤稚。母亲看到那一群像楼梯般高低的稚童幼女，更激发了他母性的天职。她把二娘的孩子视为已出，抚养了连同自己亲生的一共19位孩子，其辛苦可想而知。这是对母亲的一次严重考验。她对孩子们的管教一视同仁毫无偏私。郑细妹的不平凡行为在胡万铎先生心里竖起了高大的客家母亲形象。
历史以来，永定家风传统在不断扬弃的过程中代代相传，还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传统社会，客家人秉承传统家风，客家家风之所以代代相传，根本上是因为客家家风内蕴着普适性的精神价值内涵。
家风具有精神性的特点家风问题不是简单的道德人伦问题，而是精神问题。
客家家风是客家精神的集中展现，客家家风确实内蕴着普适性的精神价值内涵。时代需要精神力量。我们也注意到，前些年，学界即有一些专家以永定籍的杰出华侨为例，去解读客家精神。
胡冠中先生用”勤奋、开拓“来概括客家精神，什么是客家精神？在我看来最主要的是勤奋、开拓四个字。李逢蕊先生则用四个词语来概括，还特别强调这是独特的“客家精神”，形成了一种勇干拼搏、奋发自励、刚强自健、百折不饶的独特的‘客家精神。
笔者认为这些概括具有可取之处，表达出了本身作为客家人强烈的自豪感。但是笔者今天在听取了很多非客家人士意见的基础上，再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隐约觉得概括客家精神不能停留于表象性的概括，而要能够再做进一步提炼，提炼出客家人灵魂深处的精神内容，而且也还要善于排除那些其他民系也具有的精神表述语。要能够做到这两个方面，选择参照系、认知的窗口就显得极为重要。可以说，参照系是否合适、窗口是否对路，决定了所概括的客家精神是否准确。客家精神不能在客家文化表象里去找，在客家文化表象里去找寻，找到的终归是表象的、似是而非难于取舍的东西。
客家家风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认知客家精神的窗口。独特的家风必定会有独特的精神，不至于雷同。而且具有同一性的客家家风是在客家历史的长河里形成的，透过历史，客家家风的传统脉络一目了然；客家家风蕴涵精神，其中必然有贯穿古今的精神传统。廖象湖、廖永大、郑细妹等是由古至今客家家风风景线上的坐标。他们虽然自为个体，却共同承载了同一性的客家精神内涵；他们虽然代表那个和这个时代片段，却一同接通了客家家风风景线的线头。
透过这些家风坐标，“坚毅诚信、大爱无疆“顺朴的客家精神自然闪现眼前。如果一定要去概括、提炼出客家精神，笔者认为，这就是客家精神。
客家精神就蕴含在我们的家风里。我们只要怀着宗敬的心情，就能轻易触摸到客家精神的温暖；我们只要怀着宗敬的心情，去做简单淘洗，亮的客家精神的金沙就闪现其间；我们只要怀着宗敬的心情，登高疾呼，定然一呼百应，人人皆成尧舜。客家家风就在我们心里，纵然在世风日下的环境条件下，也不会被湮没。相反，客家家风还能扶正世风。
综上所述，客家家风具有同一性、传承性、精神性的特点。从客家家风同一性、精神性的固有特点出发，结合时代精神，大力弘扬客家家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客家家风的传承性特点决定了客家家风可以与时代特征结合，焕发时代活力，发挥固本培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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