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對人類的歷史產生了重要影響，它們既是人類發展過程中被使用的“工具”，也是主動的參與者。這篇文章或可幫助你理解動物與人在歷史上的關係，以這篇文章為線索，在“科技史”中搜索“動物”，查看更多細節信息。
自古以來，動物與人類之間就存在著複雜和不斷變化的關係，這種關係塑造並改變了歷史。
當然，人類也是動物，又不同於一般動物。我們是現代人（Homo sapiens），是智人，獨一無二的認知能力把我們和其他所有獸類區分開來。流暢的表達、善於思考和推理的特性以及複雜的情感反應使我們在生物界一枝獨秀，這是其他物種永遠無法完全企及的高度。我們也是社會性動物，有著強烈的與其他動物建立關係的心理衝動。我們和動物相處的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人類獵殺動物，馴化動物，畜養動物。無論身邊的動物是寵物還是役畜，可以說人類離不開動物。
我們人類與各種動物親密相處的時間已超過250萬年，這些動物有大有小，有哺乳動物和無脊椎動物，有兇猛的食肉動物，也有與世無爭的食草動物。我們最早的祖先是弱肉強食法則下的捕食者——既是獵人也是獵物。在數萬年的時間裡，他們積累了各種動物習性的知識。這些知識關係到人類的生存，但是他們可能仍然缺乏和動物建立心理聯繫的慾望，還沒有在精神層面把動物和他們的生活聯繫到一起。最終他們沒有越過捕食者的藩籬。
具有獨特認知能力的現代人在歷史舞臺上的出現使一切發生了改變。優越的狩獵技術、新式先進的武器，而最重要的是推理能力，改變了人類和獵物之間的關係。這一變化發生的時間還不能完全確定，但至少是在70000年以前全球人口極其稀少的時候。
我們完全成為社會性動物的年代仍不明確，那時我們的內心開始出現強烈衝動，不僅想要與自己的同類，也希望與其他動物建立聯繫。我們渴望和身邊的動物休慼與共的慾望如此強烈，以至於我們很難無視它的存在。關係的建立是無形的，可以通過肢體或口頭語言傳遞信息，也可以通過手指的撫摸或眉毛的輕挑進行交流。它們是歷史的精髓，在某種程度上比輝煌的建築或藝術傑作更為重要。文獻資料和藝術創作及工藝製品和動物骨骸就像映射歷史的鏡子，我們只能透過它們模糊的鏡面窺探早期人類的往事。
20000 年前的歐洲藝術家將捕獲的獵物刻畫在岩石和洞穴的巖壁上，如法國的拉斯科洞窟和西班牙北部的阿爾塔米拉洞窟。他們通過強大的儀式夥伴動物，闡述他們生活的世界。獵人尊重動物，將它們作為獨立的個體，作為充滿個性的生物和鮮活的生命，與人結成物質和儀式夥伴關係。我們可以想象這些鮮活的動物，如熊、馴鹿或者渡鴉，它們的行為在儀式中被描述得猶如人類，深刻介入到創造和詮釋人類社會的過程中。在澳大利亞原住民和一些北極自給型獵人的生活中，這種人與動物之間的親密夥伴關係至今仍然存在。
15000多年前，親密和尊重的關係使人與狼之間產生了合作和友情，第一種動物的祖先便成為人類家庭的成員。無論只是作為伴侶，還是如你所願，將其視為寵物或役犬，對狗的依戀改變了人類和動物的關係，儘管這種改變悄無聲息。牢固不破的夥伴關係，即緊密的相互依存關係，就此形成。接下來的幾千年大事頻發，產生了巨大的社會變革。
大約12000年前，人們開始將野生動物馴化成家畜。山羊、綿羊、豬，緊接著還有牛—這些家畜在今天已經司空見慣，對它們的馴化過程幾乎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人和動物雙方都不曾感到害怕。在這些改變歷史的夥伴關係中，人和動物都各得其所。我們今天稱為家畜的動物，雖然失去了自由，但受到精心的牧養，並避免了被捕食的威脅，還獲得了更好的牧場和草料，而人類獲得了穩定的肉食、奶以及完備而珍貴的副產品，從皮毛到角和製作皮鞭的肌腱，無所不包。
可能最為重要的是，這四種家畜使人們建立了永久定居點，紮根於農田和牧場，紮根於世代相傳的固有土地。早期的牧群很小，每一隻動物都非常重要。因而牧民和牧群之間保持著緊密的關係。動物遠不止是食物那麼簡單；它們是日常生活萬花筒和個人社會地位的一部分。對自給型農民來說，役畜既是社會工具，也是生活伴侶，是人們對其沒有幻想的朋友。它們成為聯結長輩與晚輩、活人與祖先之間的重要紐帶，成為營養來源的親密象徵和人際關係的潤滑劑。農業和動物馴化並不是什麼革命性的人類發明，但是其結果卻改變了歷史，特別是城市和文明由此出現。
牛的意義很快遠不止肉食、牛角和皮革來源那麼簡單。它們成為蹄子上的財富、人際交往的厚禮和儀式上的大餐。它們是埃及法老力量與王權的象徵，對其他統治者，如3500年前克里特島的米諾斯王，又何嘗不是如此。它們也成了最早的馱畜。公元前3000年之後，牛很快就被用來牽引實心輪車輛，耕種美索不達米亞的農田。現在，牛擔負著運輸任務，成為道路上和田間地頭的日常勞動力。同時，它們展示了力量和財富，成為權力的象徵和供奉神靈的祭品。在遙遠的鄉村，自給型農民和牧民仍然保持著小規模的牧群，對個體動物的瞭解程度甚至能讓他們叫出動物的名字，就像他們在現代社會所做的那樣。
正是在擁擠而快速發展的城市及其郊外地區，動物和人類的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城市市場對肉類和其他動物產品的需求如此旺盛，以至於需要顯著擴大畜牧業的規模。農場裡飼養的牛羊達到幾百頭。役畜逐漸成為公共商品，人們以營利為目的飼養牲畜並論頭出售。這並不是說許多人不再喜歡與動物建立緊密的關係，而是人口膨脹引發的對食物的巨大需求不利於這種關係的建立。到公元前2500年，在緩慢全球化的世界裡，動物不知不覺地發揮了新的作用，我們可以將其稱為馱畜革命。
我認為，歷史上最重要的動物之一是卑微的驢，後來是一種驢和馬的雜交動物騾子。驢是第一種在商隊中使用的動物，早在駱駝出現之前，它就改變了乾旱地區的陸路旅行狀況，在此之前的大多數長途旅行需要藉助水路才能進行。它們是埃及邦國發展的催化劑，在數個世紀裡，將西南亞的廣闊區域連接起來；遠在馬拉戰車出現之前，它們就為軍隊運送補給，為統治者提供騎乘工具。多產的驢運輸貨物和人員，它們吃苦耐勞，任勞任怨，有時甚至因過度勞累而命喪黃泉。在那樣的社會關係中，人們將馱畜作為大眾運輸工具而非個體動物來對待。
類似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動物和人之間的親密關係歸根結底只存在於個體與個體之間。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驢的龐大數量，才導致了它們中的大多數只能成為馱載貨物的工具。農民，甚至貴族和祭司，可能會非常珍愛自己精心修飾的坐騎，但是它們中的大多數就像汽車那樣，只不過是供人使用的工具。歷史告訴我們，馬與人類的關係要親密得多。
這並不是因為馬可以馱運貨物、拉車、犁地，而是因為馬和騎手之間有著與眾不同的關係。成功的騎術需要騎手和馬之間保持微妙的默契，並不斷得到強化，在放牧馬匹或訓練戰車的時候尤其如此。馬和騎手成為一對如此強大的搭檔，以至於這些動物成為珍貴的財產以及聲望和王權的象徵。蒙古軍隊橫掃歐亞大陸並改變了歷史，成吉思汗發動的戰爭成為他豐功偉績的象徵。騎兵成為戰場上強大的突擊部隊並非巧合。他們的效能取決於士兵與戰馬之間的密切關係。
駱駝是另一種改變歷史的角色，不僅因為它在乾旱環境中的獨特才能，還因為它與人類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人類發明的駝鞍將駱駝變成了高效的馱畜，據說它們不僅征服了撒哈拉沙漠，而且還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裡，一舉取代了東地中海地區的輪式車輛。那些駝夫和騎手與他們照顧的對象建立了一種近乎神秘的默契，指引他們的馱畜穿越幾乎無路可走的險境，尋到水源。
在過去的5000 年裡，馱畜商隊成為歷史上偉大的主題之一。他們運送貨物和人員、稀世珍品和外交遠征團，併為軍隊提供支持。最重要的是，他們在相隔遙遠的人民和國家之間建立起了相互聯繫—不僅開啟了貿易和政治互動，也讓人們意識到了遙遠的土地和人民以及文化多樣性的存在。伴隨著貨物和食品的流通，思想從亞洲流向地中海地區，又從非洲向北方傳播。我們不應該忽略馱畜的力量，它們為羅馬軍隊提供補給，15 世紀時，整個歐洲2/3的黃金都由它們從西非馱入。成千上萬的人在商隊往返途中耗盡一生；中世紀的開羅、大馬士革和撒馬爾罕等重要商隊交通樞紐成為溝通古代文明的中心。沒有這些馱畜和驅趕並理解它們的男男女女，這些傳說中的貿易中心就不可能形成。伴隨大規模的交流，動物不可避免地成為交通工具。
對我們來說，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裡令人難以想象——槳、帆、人類的手，而最重要的是動物，驅動著日常生活。在這個現已基本消失的動物驅動的世界裡，仍然有幾百萬自給型農民與他們的動物親密相處。例如，許多中世紀的農民和他們的家畜同住一屋，能夠記住每一隻動物的模樣，並高度認可它們對日常生活的貢獻。他們和動物之間是一種真正的夥伴關係，這樣的關係使人類的生活得以延續，並決定了幾千年的歷史進程。
然而，隨著城市人口的穩步增長及後來工業革命的爆發，對所有權的尊重和自豪感與作為商品的動物之間產生了巨大鴻溝，人類與動物之間的親密關係消失在不斷加劇的裂痕之中。工業革命的幾個世紀是人類真正獲得主導權的時期，遠遠超越了羅馬時期和中世紀農民原始的養殖方式。到18 世紀，對牛和豬等家畜的控制育種改變了人類和動物的關係，育種技術達到令人稱羨的程度。自豪的主人珍愛賽馬和優質家畜，他們對動物無微不至的關懷在19 世紀早期的貴族階層廣為傳播。
動物對人類的歷史產生了重要影響，它們既是人類發展過程中被使用的“工具”，也是主動的參與者。這篇文章或可幫助你理解動物與人在歷史上的關係，以這篇文章為線索，在“科技史”中搜索“動物”，查看更多細節信息。
（本文內容系《親密關係：動物如何塑造人類歷史》（[英] 布萊恩·費根 著，劉詩軍 譯，啟真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前言部分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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