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之戰是蒙古帝國統治者消滅南宋政權的一次重要戰役，是中國歷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關鍵一戰。歷時近6年，以南宋襄陽失陷而告結束。丟失襄陽對南宋意味著什麼？
襄陽是個很特別的城市，以漢江為界，這個城市被分成了兩部分。江北的樊城與南岸的襄陽。樊城和襄陽一樣古老，在很長的歷史時段內，它們唇齒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1273年初春的一天，這兩座城迎來了“俱損”的時刻。隨著城門的緩緩開啟，蒙古軍隊以征服者的姿態進入了襄陽城。在此之前，他們剛剛屠滅了一江之隔的樊城。
那一天，呂文煥看著困守六年之久的襄陽，痛苦、無奈、淒涼，或許還有一絲輕鬆，同時湧上心頭。那是一個命運轉折的時刻，無論對於南宋王朝還是呂文煥本人來說都是如此：南宋最重要的北部屏障瓦解，元朝南下的步伐驟然提速，他自己也從此背上了判臣的罵名。
呂文煥的投降和襄陽的失守，可以視作南宋滅亡的前奏。這場曠日持久的會戰，從某種程度上令人聯想起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戰——發起進攻的都是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被動應戰的都是偏安南方的中原王朝。只不過，南宋沒有東晉那麼好的運氣，它輸掉了這場會戰，基本上等於輸掉了整個國家。又一個六年之後，南宋退出歷史舞臺，元朝統一了中國。
南宋亡於蒙古之手，是兩個軍事實力相差巨大的政權之間長期博弈的必然結果，並不令人覺得可惜。敗於能征慣戰的蒙古鐵騎之手，也是當時已知世界裡所有稱霸一時的帝國的必然結局，南宋的戰敗也並不丟人。南宋雖然偏安一隅，但國祚綿延一個半世紀而不亡，在與北方的蒙古、金、西夏等政權的兇險博弈中還能時有斬獲，為什麼在忽必烈1268年正式下手之後只堅持了8年就開臨安城投降了呢？
如果從襄樊失守開始算起，南宋甚至只堅持了2年。蒙宋兩者在地理上發生了什麼致命的反轉，讓堅持了這麼久的南宋一下散了元氣。為什麼襄陽對宋朝的存亡如此重要？
公元1268年，繼承了蒙哥大位的忽必烈經過一年的準備，從北宋舊都開封整兵出發，南下漢江流域，矛頭直指襄陽和樊城兩座雙子城。襄樊之戰一觸即發。通過金庸的文學作品渲染，襄樊之戰已經成為了南宋抗元戰事中最為著名的一場戰役。儘管俠客為報國而奮戰至死的場景刻畫有誇張之處，襄樊之戰的重要性和艱苦程度卻是現實存在的。
南宋方面率兵進入襄樊的，是與當時權相賈似道過從甚密的呂文德呂文煥兄弟。不過這兩人本質上還不是賈似道的親信，而是在南宋當時的地方軍閥博弈中和中央關係比較緊密的一支，即“荊湖制置司”。呂氏兄弟所率領的衛隊雖然是冠以中央邊防部隊的名號，實質上卻是一支私人部隊。這種部隊性質，為後來南宋在荊襄之地的崩潰埋下了深遠的伏筆。
當時的南宋軍閥普遍認為，擅長騎射野戰的蒙軍攻城水平並不值得擔憂。只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敵軍終究會撤退的。但他們沒有想到，襄樊之戰雖然只是忽必烈南下攻宋的首戰，卻在事實上成為了一場決戰。雙方都主力盡出，蒙古軍隊的戰術能力也遠遠超出了宋軍的想象力，最終成就了一場令人咋舌的勝利。
蒙軍在陸續到達襄樊城下之後，卻一直處在集結的狀態而沒有擺出攻城的態勢。出乎呂氏兄弟意料的是，蒙古人非但沒有用弓騎兵進行騷擾，反而開始做起了不常見的土工作業，在城外挖土築起了高牆。隨著時間流逝，城外的土牆日漸牢固，甚至出現了安置指揮部的平臺。城外各處蒙軍據點連接起來有百餘公里之長，形成了巨大的包圍圈。城內守軍和城外的聯繫被完全隔絕，襄陽和樊城成為了兩座城中城。守軍反而變成了想要突圍的進攻方，可是突圍卻屢屢失敗。
遠在臨安的賈似道當然對這樣的局勢非常緊張。失去襄樊的代價就是蒙軍能夠順漢江南下，直接威脅南宋引以為天險的長江。於是1271年6月，在幾次增兵不成之下，賈似道再次派出由范文虎率領的十萬大軍，從水陸兩線沿漢水北上，孤注一擲地試圖打破蒙軍的封鎖圈。但經過3年的準備，蒙軍的土工作業已經非常成熟，試圖增援的范文虎部隊成為了一支攻城部隊，攻擊難度大大上升。加上此時蒙軍已經從華北調來了水軍助戰，宋軍的水上優勢也並非壓倒性的，增兵襄樊終告失敗。
在城中焦急等待中央援軍的呂氏兄弟沒有等來增兵，認為賈似道已經拋棄了襄樊。再加上呂文德陣亡，以及蒙軍新造回回炮對兩城城牆的猛烈打擊，最終呂文煥決定開城投降。持續6年的襄樊圍城戰，最後竟然是以幾乎沒有流血的狀態而結束的。
拿下襄陽和樊城之後，忽必烈的攻宋之路就顯得順利多了。呂文煥甚至利用自己的荊湖一帶的私人影響力幫助蒙軍快速控制了包括鄂州在內的諸多城市。此後除了賈似道親率水陸軍在蕪湖與蒙古統帥伯顏稍有決戰外，蒙軍沿江而下消滅南宋幾乎是一路摧枯拉朽一般，沒有遇到什麼抵抗。僅僅用了兩年時光就打到了首都臨安城下。
由此看來，南宋苦苦支撐一個多世紀的防守，最終的轉折點就在襄樊。襄樊的失守，徹底敲響了南宋滅亡的喪鐘。下苦功夫，甚至用蒙古人不熟悉的土工作業的方式硬攻襄樊，看來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但這並不是忽必烈的創見。對長江中上游的控制，是蒙古大軍南下時一以貫之的戰略。
從蒙哥時代開始，蒙古人就非常想在長江上中游施壓，從而對最下游的首都臨安造成俯衝打擊。1251年蒙哥即汗位後，開始謀劃大舉南下，派遣弟弟忽必烈率兵南下進行了大量探索，熟悉了四川盆地和更西南大理國的情況。根據復旦大學溫海清的研究，當時忽必烈在對整個西南的情況有了掌握之後，認為四川的防禦過強，取大理國而東進更為容易，這才力主優先攻擊大理國。
但是這個戰略其實遭到了蒙哥的反對，他不僅把忽必烈調回北方，更是在之後對四川的正式攻擊中雪藏了忽必烈。究其原因，正是因為蒙古高層對控制長江上游的極端重視。佔據大理甚至只是這個戰略的一個副產品。
1258 年秋，蒙哥率蒙軍主力四萬，號稱十萬，分三道入蜀。與此同時，蒙軍對鄂州和荊山分別進行了攻擊，對長江上中游的全面施壓意圖已經非常明顯。如果蒙哥能夠順利控制整個四川盆地，那三路蒙軍會合一處，順江東下，南宋會早二十年滅亡。然而蒙哥死在了重慶釣魚城，這個戰略沒有能夠實現。蒙古內部甚至陷入了奪汗內戰，給了南宋喘息準備的機會。
忽必烈上臺以後，蒙古高層轉變了對長江中上游這些城市的看法。四川盆地內的川西和川中平原地帶當然好征服，可川東的嶺谷地帶對蒙古騎兵來說就太令人痛苦了。與其死磕川東的山城，還不如在江漢平原和南陽平原交接處的襄樊下手。攻下襄樊之後，同樣能夠起到東進威脅江淮乃至浙北的作用，同時還能堵住四川援軍東出的渠道，比一味追求打下四川帶來的高勢能更為務實。
這才有了忽必烈對襄樊的不顧一切代價的圍攻，最終讓蒙古大軍完成了統一大業。蒙古大軍控制襄樊以後，從水陸兩路南下，進逼長江流域，威脅東方的臨安。另一方面，從漢江南下，蒙軍也能利用降將呂文煥的個人威信取得長江以南的鄂州。從此，南宋引以為傲的長江天險也就不復存在了。當賈似道的軍隊和蒙古大軍在蕪湖對峙時，蒙古騎兵得以在江兩岸佈陣，同時在江上也有著實力不弱的水師，勝負其實從一開始就已經註定了。襄樊之戰對蒙、宋兩大政權國運的真正影響，其實必須通過對地理條件的解讀才能全面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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