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瑰寶無數、風流人物輩出，每一個不同朝代也是精彩紛呈。宋朝是一個遠不輸於唐朝的繁榮朝代，其經濟、文化、科技都相當出色，然而它也是一個十分坎坷的朝代。它不僅是第一個並非亡於內亂的王朝，也是唯一一個，作為一個曾二度覆滅的王朝，北宋、南宋兩個階段也是各有千秋。

南宋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發達的一個封建王朝時期，然而南宋處於一個多數政權並存的危機中，即使積極開展對外貿易，也逐漸轉向了衰落。在遊牧民族的打擊下艱難生存的南宋，其軍事實力的發展可謂一言難盡，尤其是在能與遊牧民族對抗的騎兵建設上，兩宋的缺馬程度幾乎可以夠得上歷史之最了。然而在朝廷多方面的因素影響下，直至滅亡，這種情況都無甚改善。

一、馬軍之缺與其“替代品

1、“南宋無馬騎”

在冷兵器為主的封建社會，戰馬對於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南宋，一個經濟實力不一般的朝代，且對外貿易事業十分興盛，然而在騎兵戰馬這一方面上遠遠弱於其它朝代。北宋從一開始在抵禦外敵上便少勝多敗，甚至最後的覆滅也是有兵馬弱這樣的因素在。南宋就更為嚴重了，在民間基本很難見到馬，取而代之的是驢子作為百姓日常的交通工具。甚至是官員，想要騎馬也並非一件易事。南宋著名的“騎驢詩人”陸游之所以騎驢度日，也多少有馬匹難得的原因。

南宋時期的馬匹最主要便是來源於茶馬古道，這茶馬貿易是起於唐而盛於宋，尤其是極度缺馬的南宋。它是以中原地區盛產的茶葉來與邊疆地區的馬匹交易的一條重要通道。位處於西南地區的茶馬古道，較為出名的當屬雲南大理馬，南宋朝廷對此也制定了許多相關政策。

無論是與大理當地打好關係，抑或是買賣馬匹的相關優惠即封官進爵等，都可見當朝對於買賣馬匹之事的重視，在《宋會要輯稿》中就有招馬人的相關賞賜標準。然即便如此，盛名如大理馬也並非戰馬首選，其作戰能力遠比不上其負重能力。但對於缺馬的南宋，這已經是上上之選了。

2、各政權並存下的危機四伏

在經歷了艱難的靖康之亂後，南宋政權建立。金滅北宋，山河破碎、風雨飄搖之際，國家民生尚未恢復，外又有各個政權虎視眈眈，

而眾多敵對政權也是造成南宋缺馬的一大因素，歷來產馬之地大體不外乎西北、塞北、關東等地，這些北方地區一向是中原政權的馬匹來源之地。然在北宋覆滅後，這些地區便都被其他政權奪走了，南宋一個都沒佔到。南宋政權所在的中原一帶自古便因環境因素不適合養殖馬匹，馬匹貨源在本就善騎的敵對政權手上，又如何與之較量。因而南宋的缺馬程度比之北宋更為嚴重，而國之外患於因缺馬而少騎兵的南宋更是猶如頭上懸著達摩克利斯之劍般，令人“日夜難寐”。

3、唐朝“騾軍”

宋之前的大一統王朝唐朝，也曾有過缺馬的情況。在貞元、元和年間，淮西鎮因其地理位置處於中原而少馬。然周邊的守衛部隊也需騎兵的建設，在這種非人為因素的干擾下，當地建立了騾子軍。這騾子軍便是騎兵乘馬匹的雜交物種—騾子來進行戰鬥。騾子是馬與驢子的雜交生物，有著驢子的負重能力及抵抗能力，同時也兼備著馬匹的靈活能力和奔跑能力，除卻生育能力較差外，是非常好的馬匹替代生物。

騾子的能力被唐朝政府得知後，西川屢屢設置騾子軍，這騾子軍的出現對於西川一帶的邊防重建工作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唐書》對騾子軍也有記載：“除鎮西南，始置騾軍。”在唐朝大臣李固言任職於西川時，更是大規模地建設騾子軍。由此可見在少馬地區，用騾子軍來替代馬軍，並非是不可為之策。《舊唐書》中也有對騾軍戰力方面的記載：“沔驍銳善騎射,每與騾軍接戰,必冒刃陷堅,俘馘而還。”由此可見騾軍之威。

二、不“以史為鑑”

1、南宋的重文輕武

南宋有沒有戰馬，是多是少，這都是騎兵部隊能否在戰場上拿下勝利的關鍵。正所謂得騎兵則得天下。這個騎兵建設當是武將要較有發言權些，畢竟是“問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而宋朝，自北宋宋太祖始，其治國政策便是重文輕武。這一政策的實施確是將五代以來的軍人專權跋扈這種局勢徹底地改善了。然任何事物都不可太過絕對，直到北宋末，整個朝堂全然形成了“文人專政”的局面，也多少影響了北宋的國運走向滅亡。

南宋起來後，宋高宗確實是有在政策上改善武官的處境，這也源於當時新政權社會的內憂外患。只是情況並未持續多久便又一次出現了“杯酒釋兵權”，再一次恢復到了北宋的“重文輕武”的局勢。當時統治者身邊的心腹大臣都是文人，在如此對待武官的矯枉過正上，文人又是否有能力處理好一些軍事問題。面對騎兵強大的敵人，南宋文臣的思想並非是如何加強騎兵打回去，且加強騎兵建設，單在馬匹一道上便頗難實施，他們大多數都認為應揚長避短。

如北宋沈括說的：“舍我之長技，勉強其所不能，以敵其天產，未聞可以勝人也。”

認為不應在敵人的長處上下功夫的文臣，便大多選擇遠程攻擊、以步兵攻之等法來對抗敵人的騎兵。兵出奇招、以險制勝，在《宋會要輯稿》中就有記載南宋政府對敵方騎兵的應對之策，大體便是改變地勢為己方造利。此外，宋朝時期的弓弩十分先進，“神臂弓”其威名更是令金朝十分忌憚。然而戰爭並非是單兵作戰能力強大便可以獲勝的，它是集體的戰鬥，遠程攻擊固然十分重要，騎兵卻也並非不可移動的兵種。這種治標不治本的辦法只能因奇取得暫時的勝利，並非長久之策。

2、思想“不知變通”

文人總是通曉歷史，唐朝曾有以騾子軍來應對騎兵，且威名遠揚。文臣之所以並不考慮騾子軍，同樣也是因他們飽讀詩書。在北宋時期曾出過一本兵書《武經總要》，它是宋仁宗時期官修的，撰寫的是文臣曾公亮和丁度。其中曾對行軍打仗所置牲畜有些許提及，即軍隊除馬匹外，還會配置驢，然還有補充道：“其雜畜非緊急，士兵不得輒騎。”由此可知文人對於雜畜的些許偏見，而騾子在南宋所屬便是雜畜。

《武經總要》雖是北宋時期的著作，可南宋大多沿襲北制，對於雜畜的認知並無多少改變。從而在軍事方面使用雜畜而言，對於“文人當政”的南宋並非易事。在南宋初的“中興四將”中的劉光世，手上五萬多人，然戰馬僅三千匹，朝堂文臣對此也無解決之道。唐朝尚在西川設置騾子軍來建設邊防騎兵力量，而僅因南宋騾子為雜畜、雜畜士兵不得騎，便不對騾子的能力加以探討研究，直接一棍子打死永不錄用，難免武斷了些。

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南宋正是缺馬之際，敵方確實騎兵力量強大，不硬碰硬也是理智之舉，但對己方薄弱的騎兵建設毫不改進，難免有失偏頗。史書上強盛如秦漢隋唐，哪個不是騎兵驍勇善戰、數量龐大。加之史書亦有記載缺馬解決的成功案例，南宋的文臣卻不知變通，一昧遵從舊制，不分糟粕精華。如此愚昧的文臣當道，這也就能理解岳飛之死了。

三、總結

艱難的南宋初年，社會動盪不安，外族亦在伺機攻打，危機重重，對於軍事力量的加強自是不可懈怠。然文臣當政，懂戰的武官在朝堂上的話語權實在是近乎於無，如此情況，靠文臣解決邊防問題未免就有些不專業。引經據典是飽讀詩書的文臣的一大武器，然而活學活用方是正道，一昧地謹遵書籍是難以解決實際問題的。

唐朝便有以騾子代替馬匹來進行戰鬥，南宋的文臣在缺馬的情況下並未採用，這是文臣對於戰爭的瞭解並沒有專業的武官來得通透，一是兵種上的錯誤判斷，二是騾子的刻板認知，三是無將所學靈活運用。而人微言輕的武官在自己的專業上卻沒有決策權，從而南宋的騎兵建設只能繼續薄弱下去。這也是南宋統治者對於文與武的運用上的不準確，並沒有平衡好二者之間的關係，任何一家獨大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都並非好事。

參考文獻：

1、《宋史》

2、《新唐書》

3、《舊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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