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场疫情，医护人员得到人们特别的关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张文宏医生也因这场疫情“走红”，从科室“张爸”成为全民“张爸”，他被网友称为硬核反矫情达人，各种采访被整理为金句合集。
我们经常无意中拔高医生这个职业，但在白大褂、手术刀、生命、仁心这些词语所构建的形象背后，都不过是一个个有着鲜活个性的普通人。
豆瓣9.3高分作品纪录片《中国医生》用客观的视角介绍了医护群体里一个个具体生动、有血有肉的人。周末了，你该好好补看一下这部片，看完后再来为医生点赞，或许那时候会更发自肺腑。
01
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在中国一名医学生要学习24年才能成为一个医生”。虽然不完全准确，但反映了培养一个医生是多么的不容易。
目前，中国的医学人才培养实行“5+3+X”的制度。5是指5年医学本科教育，3指3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或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俗称规培）。而X则为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或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所需年限。
当然成为医生只是第一步，《中国医生》这部纪录片让我们看到成为医生后的现状。
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从医30多年。被称为“心脏拆弹专家”的他，经常从早上8点工作到次日凌晨，几场手术连轴转。一台手术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
“心脏外科就得身体最好的，身体不好的、站台站不住的，就被淘汰掉了。”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王东进扶着腰总结。
周末，王东进又要参加学术会议、下乡讲座和义诊，一年365天几乎都是这样。
超负荷的工作导致王东进患有严重的颈椎病，有时疼得受不了就戴着颈托做手术；他的腿部也有严重的静脉曲张，必须常年穿弹力袜。一次手术，他只能戴着颈托上台。
其实，医生不是没有假期，而是几乎没法去花时间休息，尤其是高年资的医生。当一名医生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后，他们就会承担着用自己的医术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以及去分享传承自己的经验，这就意味着更加忙碌的工作。
科研、教学、义诊、各种学术论坛、专家会诊等等接踵而至。纪录片中王东进的生活几乎就是每个主任或副主任医师的真实写照。
但与这种高强度工作不完全匹配的是他们的待遇薪资，据人民日报报道，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医务人员最不满意的是薪酬待遇，超过八成医务人员认为自己的付出与薪酬不匹配。
据统计，我国卫生行业人员收入水平仅高于社会平均工资18%。而在发达国家，医生的薪酬为社会平均工资3—5倍。
所以我们不必过分渲染医生这个职业，更应该做的事让以这份职业为生的人获得应有的回报。
02
除了超高的工作强度外，医生作为一个和人打交道的职业，处理复杂的医患关系至关重要。医患关系为什么复杂，从河南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主任朱良付讲得一个例子或许可以窥见一二。
在纪录片的开头，朱良付面对镜头，无奈、沮丧又不解地说，“曾经有个老太太，是一个老爷子的家属，那个阿姨说我想把你撕成碎片，说我把他家老爷子给害死了。
我跟那个老爷子我们在病区里关系很好的呀，他也很慈眉善目，我也不希望高灌注（脑高灌注综合征）发生。但他们也知道你是个好大夫，那个老太太一边这么说一边还说，‘我近来高血压了，你再给我看看，但是不耽误她投诉你。”
一次急救手术前，朱良付先用手机录下与患者家属的对话，确保他们知道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看起来心酸又无奈，我相信这是一个医生应对医患关系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无奈之举。
03
记得一次采访一位肿瘤科医生时，他说：“很多患者觉得医生什么都懂，医生你读了那么多书怎么能不懂呢？”其实医生真不是万能的，而且在疾病面前医生也常常是无力的。
浙江省人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潘红英陪伴一位肝癌患者10年，患者辛月芳10年前被诊断出重症肝炎和肝硬化，后来转化为肝癌。得病之初，她找到潘红英医生，这十年间，一直跟随潘红英治疗，多次昏迷送往医院后，被潘红英抢救过来。
潘红英知道辛月芳家庭经济拮据，尽可能在各个方面帮助她。
尽管潘红英一次次把辛月芳从死神手上拉回，尽力延长她的生命，但在2017年11月4日，辛月芳在昏迷送入浙江省人民医院抢救，潘红英一直在她身边，但最终没能把她救醒。
面对镜头，潘红英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悲伤。就像朱良付说的，患者去世，医生的悲伤一点都不比家属少。
但在那么多无解的疾病面前，医生常常就是这么无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孙自敏，回忆起1990年自己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科室在做过的一次15年白血病回顾性分析：所有病人，全军覆没，一个都没救回来，这些逝去的生命中甚至还有她的同窗好友。
这种无力与绝望让孙自敏寝食难安，她暗暗发誓，一定要攻克白血病，“不攻克，我这个医生也做不下去了。”
幸好，医学一直进步，经过30年的脐带血移植研究，如今孙自敏所带领的团队终于攻克了脐带血植入率的难题，并为1200多名白血病患者带来重生，并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脐带血移植中心。
医生是个非常需要成就感支持的职业，但他们可以在可能没有成果的情况下坚持数十年去做一件事，他们是勇敢的人。
04
“可能医术还没碰到瓶颈的时候，人心就已经碰到瓶颈了”，南京鼓楼医院烧伤科住院医生徐晔说。
徐晔在护理现年59岁的老刘，浑身烧伤面积高达95%，大面积烧伤，意味着病人后期需要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植皮手术，也意味巨额的治疗费用。
针对老人的情况，徐医生建议他的儿子尽快决定为父亲做植皮手术，不然双手临时植的猪皮会面临感染，有很大风险。
但儿子一再表示经济条件有限，
已经陆续为老人的病花了二三十万，接下来多次反复的手术和后续治疗，已无力支付。徐晔为了让老人能继续接受治疗，为老人申请了医院的公益基金，获得了2万元的手术费减免，但这远远不够。
但面对后续无底洞式的金钱投入，老人的儿子最后选择了放弃，在手术前将父亲转移出院。他说起之前同样一位烧伤患者，最后也是选择出院，不久便离开人世。
作为一名医生，徐晔无法去评判家属的行为，而这样的情况几乎每个医生都会遇到很多次。
徐晔说，医生不是冷酷，是冷静，因为你遇到的情况他们可能遇到无数次了。
这个过程是每个医生都会去经历的。徐晔平静地站在空荡荡的病床前，一下又一下轻轻摇晃着病床的支架。
后记
医护人员因为这次疫情成为社会焦点，数不清的报道赞扬讴歌他们，但在接触的医护人员中，他们大多表示，这只是一份职业，不需要被过分拔高，就像每个普通人想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一样，他们也是这样。让医护人员的付出获得同等水平的回报更重要吧。
关注康复杂志公众号，不断拓宽你的健康眼界，好玩有趣的科普，尽在掌间，快点击在看，让更多的人收获健康吧！
-The End-
閱讀更多 康復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