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召南·羔羊》
羔羊之皮，
素丝五紽。
退食自公，
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
素丝五緎。
委蛇委蛇，
自公退食。
······
这是一首赞美诗，记述了一个官人穿着裁制合体的羔羊皮袍，从公门里回家吃饭，风度雍容，步伐徐缓。诗中反复提到他的穿着，“素丝五紽”、“素丝五緎”、“素丝五总”的意思，就是用未经染色的丝线细密交叉缝制羔羊皮革。从服饰的严整来描绘他的风姿，细节选取十分巧妙。
《毛诗序》中有载：“《羔羊》，《鹊巢》之功效也。召国之南，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
《笺》也有：“《鹊巢》之君积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竞相切化，有如此《羔羊》之人。”
为什么古人要把士大夫阶层喻化为“羔羊之人”并褒扬以世？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在《诗三家义集疏》中找到答案。齐说曰：“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辅政扶德，以合万国”。韩说曰：“诗人贤仕为大夫者，言其德能称，有洁白之性、屈柔之行，进退有度数也”。
洁白之性、屈柔之行、进退有度，这就是羔羊之喻的本义。
位高权重之人更得有羔羊之品行，方能德高望重。
这是中国历史上对于治世者的一种理想诠释。
素丝五緎的密结和织网，就像是无处不在的道德规范和伦理纲常，无时不刻地约束着“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者的一言一行。
这就是说，在诗经中传诵的治世者的美好形象，有“洁白之性”，洁身自好，奉公倡廉，专心为民，有“屈柔之行”，温柔敦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有“进退有度”，进不可冒失夺法度，退不可失理失节，与人转圜，与人台阶，宽严相济，能上能下，德配其位。
这种在治世者的规范和要求中体现出来的“羔羊”基因，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在与人性自身的贪欲相互纠缠、相互吞噬，此消彼长。华夏大地自创始文字开始，就一直处在这样的矛盾之中，一方面通过礼仪、等级、神秘文化强化权威，另一方面又通过道德和伦理来约束威权。
我们不难发现，专制政权一定伴随着更多的道德要求，专制政权也一定伴随着更多的伦理规范。
这是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没有这样的要求和规范，其专制的根基就会瓦解。
可惜的是，这一切都只是在道德规范和伦理纲常的范围里兜来兜去，并没有最终形成森严的治律和深入人心的文化风尚。
倒是在欧洲工业革命的前夜，在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催生下，出现了不一样的情况。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先河，他独辟蹊径从人类的行为动机出发找到了一个最为经济又最为适用的社会管理方案。后来的弗里德曼《资本主义和自由》以及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进一步推动并丰富了相关理论，在社会实践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法律体系。进而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大量有趣而生动的“羔羊之人”。
其实，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也并非高深。回到《诗经》的常识里，我们也不难理解，既然治世者多为“羔羊之人”，公权力自然就会在民权力面前有所忌惮而不能妄意任为，从经济的角度出发，“羔羊之人”的群体规模愈小，社会财富和社会发展的潜力就愈大。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里这样讲述：“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社会的自身演变是一个自然选择和民间智慧相互生发的过程，它必然要求公权力一定要有权力范围，要关在“笼子”里，如同“羔羊之人”。
“素丝五緎”不就是能关住治世者的“笼子”吗？ 只是需要我们用法制去编制这个笼子，用基于人性的文明观念、用自由和平等的现代意识去浇灌这片土壤，让她能够源源不断地生长出编制笼子的材料和氛围，也才能“羔羊之缝，素丝五总。委蛇委蛇，退食自公”，从根本上开启中华名族的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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