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现存篇目300多篇，记录了西周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的历史风貌。题材有战争、徭役、爱情、婚姻、动物、植物……从民间风情到庙堂赞歌，无所不包。
节选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国风·周南·关雎》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国风·秦风·蒹葭》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国风·周南·汉广 》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国风·邶风·击鼓》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国风·郑风·子衿》
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国风·郑风·女曰鸡鸣》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国风·周南·桃夭》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小雅·采薇》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国风·卫风·木瓜》
知我者，谓我心优；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国风·王风·黍离》
……
诗经传颂了几千年，不仅仅因为《诗经》语言的浪漫和情感的质朴，更因为《诗经》包含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和中华民族的气质。我们需要品味《诗经》，更需要了解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
《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诗经》作为中华文化的元典，影响深远。著名学者闻一多曾在《神话与诗·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说：“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会，它是最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他还说：“诗三百”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代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两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类型。赋、词、曲是诗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赠序、碑志等，是诗的副产品，而小说和戏曲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夹杂些诗。诗不仅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闻一多先生的话正是对《诗经》的中国文化史地位的最好概括。实际上，《诗经》也是中华传统文明的载体，举凡政治、伦理经济、文化、社会、礼俗、民情等诸多方面，无一不在其涵盖之中，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本源之一。它对中华文化影响之深之远，不是其他任何文学作品所能望其项背的。
梁锡锋先生从5个方面讲述《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以下我们摘取2个方面。
（一）《诗经》，造就了德仪双馨的君子
周礼对贵族修养的要求，在《诗》中得到了文学的体现。《诗》对贵族修养的反映首先表现在外表，也即威仪上。如《卫风·淇奥》就很好地描写了作为君的卫武公的威仪，他的形象是“绿竹猗猗”，他的服饰是“充耳琇莹，会弁如星”。《卫风·硕人》反映了庄姜的贵夫人的威仪，她的形象是“硕人其颀”，她的服饰是“衣锦褧衣”，她的容貌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她的仪仗是“四牡有骄，朱帧镳镳。翟茀以朝”。因此所谓威仪，就是通过容貌仪态、衣着服饰、仪仗器物的显示，表现贵族的身份地位。《诗》中有不少诗篇赞颂君子的威仪，“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淑人君子，其仪一兮”；“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岂弟君子，莫不令仪”；“朋友攸摄，摄以威仪”；“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抑抑威仪，维德之隅”；“敬尔威仪，无不柔嘉”；“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威仪反反”。威仪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它展现一种形象，更重要的是它维系着民心所向，“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它关系着天命，“各敬尔仪，天命不又”。如果作为一个贵族没有威仪，就会遭到无情鞭挞，所以《相鼠》说：“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但是威仪只是修养的外在表现形式，德才是其内涵。只有外显威仪，内具美德，才是表里如一。因此《诗》对君子之德大加讴歌，如《思齐》赞颂文王之德，“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皇矣》赞王季、文王之德，“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下武》赞太王、王季、文王有德而得天下，“王配于京，世德作求”；《烝民》赞颂仲山甫之德，“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对那些只讲求外表而不注重修德者则大加讽刺，如《芄兰》中的那个统治者，虽则“佩觽”，“容兮遂兮，垂带悸兮”，但是由于无德，只是徒有其表，故仍被讥为“童子”；《曹风·候人》则直白地说：“彼其之子，不称其服。”《诗》反映那个时代君子的内外兼修，被看做是道义的府库、德行的准则，成为贵族学习的教材，反过来又促进贵族的修养。《左传》、《国语》就有许多贵族学习《诗》的记载，如《国语》载楚庄王就太子教育问题请教申叔时，申叔时认为“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孔子曾教训儿子伯鱼，“不学《诗》，无以言”。学《诗》以后，说话才会有美好的辞藻，才会说得动听而得体。《论语》还记载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学《诗》对一个人的修养来说是很重要的，先学《诗》，做到言语和顺，远离粗野放肆，然后学《礼》，才能使形容举止具有威仪。
（二）《诗经》，中国人民族性格之源
人与人性格不同，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人性格也有差异。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逐渐积淀了一些中国人所特有的性格，如温柔敦厚、明哲保身、谦虚礼让、温顺服从、友爱和善等。这些民族性格的形成，不少与《诗经》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这里以中国人的温柔敦厚、明哲保身性格与《诗经》的关系为例略加说明。
《诗》中有许多批评在位者的丑行、抨击社会黑暗的诗，但这些诗写得含蓄婉转而不直露。如《南山》一诗，本是讥刺齐襄公与其妹文姜私通淫行的，但诗并不直接指出，而只是把齐襄公比作性淫的“雄狐”，又似乎若不经意地问文姜为何嫁出以后还要再回来（“既曰归止，曷又怀止”）。所以吴闿生在《诗义会通》中评论说：“逆伦蔑理，人道已尽，而诗特和缓，若不欲深斥者，所谓微文刺讥，亦温柔敦厚之旨也。”再如，《新台》是讽刺卫宣公霸占儿媳丑行的诗，但诗并不直接揭露，而只是围绕卫宣公为霸占儿媳而筑的新台来写。这种隐晦曲折的手法，让我们似乎看到了无数民众对新台的指指点点，对卫宣公乱伦丑行的厌恶。又如《菀柳》一诗，本是失意臣子怨周王变化无常而作，但诗中并无直接埋怨周王的话，而是把自己目前艰难的处境归于“上帝甚蹈”。《诗经》中许多诗篇这种含而不露的风格对国民的教化作用，孔子评价说：“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唐代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以温柔敦厚引导土人，如明代夏言就向皇帝建议，科举考试要“务取醇正典雅、明白通畅、温柔敦厚之文”，并以此作为对士人的引导。而多数士人在这种引导之下，也把温柔敦厚转化为一种内心自觉。如宋代理学家杨时主张“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他还对苏东坡语言犀利的诗风大加抨击：“作诗不知《风》《雅》之意不可以作诗。诗尚谲谏，惟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乃为有补。若谏而涉于毁谤，闻者怒之，何补之有。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笃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我们看到，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在上位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批评，少有坦率直白的言辞，犯颜直谏只是个别行为。士人如此，这种氛围渐渐波及平民百姓，弥漫整个社会，于是做一个好好先生，就被很多人奉为原则，温柔敦厚便成为浸入中国人骨子的性格之一。这种民族性格的优点是明显的，它使批评显得温和而不尖刻，保持了被批评者的人格尊严。但这种民族性格经过长期发酵，已经变味，实际上已经远远背离了“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的真谛。王夫之批评说：“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慎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闻一多先生痛感此种国民性的危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几千年的血腥。”又说：“诗的女神良善得太久了……她受尽了侮辱和欺骗，而自己却天天在抱着‘温柔敦厚’的教条，做贤妻良母的梦。”
明哲保身也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之一。追根溯源，这种性格也源于《诗经》。《大雅·烝民》是尹吉甫为仲山甫送行的诗，诗中尹吉甫赞美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这里，明的意思是英明，哲的意思是睿智，保其身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不参与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事，这本来是一种明智的做法，但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生怕有损于自己，牺牲原则以保全自身的处世态度，这就走向了它的反面。这种性格与明哲保身一词的本意相去甚远，也为有识之士所鄙视。如宋人黄震说：“明哲保身，但存进退之节，非谓贪生畏死。若死得其所，是于明哲保身非相反也。”明胡居仁说：“《诗》言明哲保身不是趋利避害，以保其身。若趋利避害以保身，非老、佛、庄、列，则是奸计小人。”清李光地说：“明哲保身，非如世俗所谓趋利避害也。”毛泽东批评说：“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通过以上对中国人温柔敦厚、明哲保身两种民族性格的形成与《诗经》关系的分析，细读《诗经》，观察周围的人与事，我们自可体会《诗经》对中国人其他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
……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起点。后世的作家，无一不从中汲取营养；后世的文学创作，也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明地继承了《诗经》的文学因子。
文案 | 梁锡锋
部分文字、图片来源自网络
閱讀更多 河南大學出版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