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樹振
引言
肇始於19世紀中期的美國華裔文學，如今與美國猶太文學和非裔文學一併成為美國族裔文學的重要分支，而美國華裔女性文學更是其中的一朵鮮花。從水仙花開始，黃玉雪、湯亭亭、譚恩美等一批著名的華裔女作家不斷的湧現，將美國華裔女性文學推向了一個個高峰。她們以女性獨特的創作視角，試圖通過文字反映中國傳統文化與美國主流社會文化的衝突、碰撞與融合的過程，對其文化身份進行不斷的重新詮釋。由於社會歷史背景的差異，不同時期的美國華裔女作家對其文化身份有著不同的認知。通過對水仙花等四位華裔女作家及其代表作進行分析研究，本文試圖勾勒出美國華裔女性文學中文化身份的嬗變軌跡。
一、水仙花：“中國女兒”
水仙花（Sui Sin Far），原名艾迪絲·牟德·伊頓，出生於1865年。其母親是中國人，父親是英國人。在她七歲時，全家從英國移居美國。她於1912年出版了小說集《春香夫人》（Mrs. Spring Fragrance），而被譽為“美國華裔文學第一人”，其中許多作品以自傳的形式再現了她本人的經歷，反映了在種族歧視下華人移民生活的艱辛。
例如，在其短篇小說《一個歐亞裔人的回憶書柬》中，水仙花講述了自己第一次因族裔身份而受到歧視的經歷。在她4歲時，她的英國保姆告訴別人水仙花的母親是中國人，她由此領教了其他人的異樣眼光。當她和哥哥出門時，總有一群白人小孩跟在他們身後罵他們是“中國鬼、中國佬”，水仙花勇敢地為中國人辯護，結果遭到了那群白人小孩的攻擊。在這樣的語境下，水仙花很早就對文化身份有了深刻的認識。
1882年，美國政府頒佈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華人在美國的生存環境變得更加惡劣。在當時種族主義甚囂直上的時代背景下，兩個世界、兩種文化、兩個種族之間的對立，使得具有白人面孔的伊頓，在徘徊和掙扎之後，毅然打破沉默，於1896年起，開始以水仙花為筆名，書寫自己的族裔立場和文化身份，為西方人心目中扭曲的華人形象正名。水仙花，這一獨具中國特色的筆名，已經清楚表明了她選擇“中國女兒”作為自己文化身份的意願和決心。
二、黃玉雪：“模範族裔”
二戰時期，美國與中國結盟，終於在1943年廢除了《排華法案》，華人在美國的生存環境有所改善。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黃玉雪（Jade Snow Wong）於1945年發表了第一部自傳體小說《華女阿五》（The Fifth Chinese Daughter），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黃玉雪出生於1922年，她在小說中講述了唐人街一個華人家庭中排行第五的女孩通過自己的努力，走出唐人街，走進白人世界，最終獲得美國主流社會的認可，成為模範族裔的故事。
作為華人移民的第二代，黃玉雪在其成長階段，既要受到家庭傳統文化的薰陶，也受到了西方主流文化的吸引和影響。面臨巨大的文化差異，黃玉雪不得不做出選擇，確定自己的文化身份。在美國生根與發展的事實，也就意味著她要調整自己的行為以符合白人的價值觀和標準，改變自己的語言、衣著、思維方式、生活習慣和文化傳統。放棄少數族裔的固有族性，改變被隔離的狀態，接納和依附白人文化，或許正是她作為模範族裔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代價。
黃玉雪在西方社會中取得的成就，從總體上肯定了美國製度，顯示了她對美國主流文化價值的認同。她在一次訪談中談到:“……我創作《華女阿五》是我個人為增進白人對華人的理解而做出的努力。”[1]不過，同時應該看到，正是這種一元化文化為絕對主導的社會歷史背景，支配了她意識深處的文化取向。如在《華女阿五》中，她以相當大的篇幅介紹了中國人的飲食文化和風俗習慣，以及唐人街的日常生活和商業運作，試圖揭開華人社會的神秘面紗，但卻不自覺地迎合了白人的獵奇心態。同時，她也明白地表達了對很多中國傳統價值觀念的懷疑和否定。審視黃玉雪所追尋和建構的“模範族裔”的文化身份，我們可以清晰地體察到白人主流文化對其觀念的規範與制約。
三、湯婷婷：“女勇士”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歷過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的美國，少數族裔和女性的地位有了明顯的改善。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40年出生的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於1976年發表了《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深受好評。
小說借一個小女孩之口表達了華裔女性在美國主流文化中的失聲和對男權壓迫的反抗。她的父母經常說：“洪水裡撈財寶，小心別撈上個女仔”[2]。因而小女孩做夢都想成為一名女勇士：“我不吃不喝，也許能使自己成為夢裡的女勇士”[3]。一旦成為女勇士，她就可以擺脫被歧視的地位，不再成為別人眼中的累贅。然而，女孩的成長之路卻在男權社會和種族主義的壓迫下步入迷途：她試圖改變自己的處境，努力學習，每門功課得都A，結果卻被認為這只是給為未來的婆家帶來好處，為了證明其胳膊肘並非朝外拐，她再也不得A了。她還迫使自己成為美國女性，說話時故意壓低自己的聲音，因為“正常華人婦女的聲音粗壯有威，我們華裔美國女孩子只好細聲細氣，顯出我們的美國女性氣，很顯然，我們比美國人還要低聲細氣”[4]。可見，在充滿種族偏見和性別歧視的社會里，華裔女性要構建自己的文化身份是多麼困難。在《女勇士》中，除了小女孩想象的花木蘭和蔡琰，華裔女性無不在男權社會和種族主義的雙重壓迫下迷失自我。
作為20世紀中期的華裔女作家，湯亭亭不再像水仙花和黃玉雪那樣注重表現華人在異國的生活和境遇，而是以獨特視角關注華裔女性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所產生的困惑、無奈和掙扎。她們大多在美國出生，從小接受美國教育，思想上往往更傾向於認同美國文化和價值觀。然而，不論她們已經被美國主流文化同化到何種程度，在公共領域依然會遭遇種族偏見和文化衝突。這給她們帶來了極大的困擾。湯婷婷筆下的主人公常常意識到自己的邊緣地位，產生嚴重的焦慮感，進而苦苦追尋自己的文化身份。湯婷婷不但強調自己是具有華裔血統的美國女性，還在作品中刻意塑造了一些強悍的華裔女性形象——女勇士，並藉此打破種族主義和男權社會強加在華裔女性身上的雙重枷鎖。
四、譚恩美：“美籍華人”
出生於1952年的譚恩美（Amy Tan）是當代最著名的美國華裔女作家之一。其成名代表作《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自1989年出版以來，影響深遠。小說講述了四位華人移民母親和她們美國出生的女兒之間在文化上的差異、衝突、對話與和解的故事。與之前的華裔女作家相比，譚恩美在作品中對華裔文化身份的認知與建構體現出了明顯的新意。
在《喜福會》中，身為華人移民第二代，女兒們雖然有著中國人的面孔，但其思想觀念和行為舉止已經完全美國化了。她們在美國成長的過程中所獲得的生活經驗，與她們的母親迥然不同，再加上缺乏溝通和交流，母女關係充滿了矛盾衝突，而母女衝突的實質則是兩種文化的衝突。儘管《喜福會》中的女兒們在美國的社會環境下長大並且全盤接受了美國社會的主流文化，但是仍不可避免地被邊緣化。她們雖然對美國文化採取忘本式的激賞，對中國文化進行全盤否定和牴觸，但是她們無法改變自己的血統，因此在美國的主流社會中，她們仍是被邊緣化的“他者”。於是，既不認同中國傳統文化，又不被美國主流社會所認同的她們便陷入了身份危機。
《喜福會》中女兒們擺脫身份危機、實現新身份的構建，是隨著母女之間的和解進行的。而母女關係從衝突到和解的過程，則是女兒從牴觸到認同母親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過程，是美國主流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從碰撞到融合的過程。在《喜福會》中的女兒身上，我們“既看到中美兩種文化的矛盾和對立，又看到兩種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5]。兩種文化在女兒們身上的融合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文化混合體，而她們新的文化身份就在是這種混合體中構建起來的。“接受了這種混合文化的女兒，既沒有成為純正的美國人，也沒有成為純正的中國人，而是成為了美籍華人”[6]。正是在這種“閾限的（interstitial）有限空間內文化上的差異實現了某種接合，所產生的結果便是對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想像性建構”[7]。就這樣，作為華人移民第二代，《喜福會》中的女兒們，在母親的幫助下，最終在“閾限空間”裡構建了新的文化身份。
結語
在不同社會歷史背景下，美國華裔女作家由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策略和態度的不同，從而導致了其作品關於文化身份訴求的差異。作為主流文化眼中的“他者”，從水仙花到譚恩美，每次文化身份的嬗變都是一次痛苦的成長過程。然而，美國華裔女性在中美兩種異質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中，在“閾限空間”裡，最終構建了新的文化身份。
參考文獻：
[1] 張子清.美國華人移民的歷史見證——黃玉雪訪談錄[M]//黃玉雪. 華女阿五.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233.
[2][3][4]湯亭亭，著.李建波、陸承毅，譯. 女勇士[M].桂林：灕江出版社，1998.41,44,155.
[5] 程愛民,張瑞華.中美文化的衝突與融合：對《喜福會》的文化解讀[J].國外文學，2001(3).91.
[6] 徐穎.美國華裔的族裔身份與中國文化[J].《西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15.
[7] 王寧.霍米巴巴和他的後殖民批評理論[J].《南方文壇》，200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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