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響，為了減少交叉感染，消費者在朋友圈、微信群、團購群、網上購物平臺等購物的次數不斷增加。南京六合區的胡先生經常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賣口罩、賣衣服等物品，“看到這些，我有時候會想，如果發生問題，如何維權呢？”而也有不少消費者致電揚子晚報詢問，在現在這個階段，線上平臺購物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南京市消費者協會公益律師團律師表示：要保存好聊天記錄、付款憑證等。（3月12日《揚子晚報》）
疫情期間的消費模式，有了很大不同。為了減少接觸，為了避免感染，人們多是採用在朋友圈、微信群、團購群採購商品的辦法。這樣的消費模式，有一個潛在隱患：那就是在發生糾紛之後，消費維權十分不方便。因為這種購物方式，基本上沒有“付款憑證”，資金都是依靠微信轉賬或者是微信紅包實現的，沒有“紙質證據”。一旦遇到糾紛，消費者就“拿不出證據”。
而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進行消費維權的時候，訴求方是需要拿出紙質證明的，比如銷售發票，比如購物證明，比如店家名稱和地址等等。而很顯然的是，疫情期間大家在朋友圈裡購買的商品就存在漏洞：哪裡有購物發票？哪裡知道商家地址信息？這就給維權帶來了風險。
因此，筆者認為對於疫情期間的特殊情況，對於疫情期間的消費維權，有關部門應該多些“特殊手段”，應該多些“變通辦法”，不能只是教條的按照“平時的方式方法處理”。
應該將“聊天記錄”作為“呈堂證供”。也就是說，雖然“聊天記錄”不是最正規的證據，但是鑑於疫情期間的消費特殊性，需要將“聊天記錄”的作用發揮出來，“聊天記錄”完全可以證明交易情況，也可以證明商家的銷售承諾。
應該將“網絡查處”作為“執法方式”。疫情期間，不少市民進行消費維權不太方便，以往的時候可以親自到有關部門舉報，要求處理。而疫情期間為了減少不必要的接觸，就不好現場投訴了。這個時候，執法部門應該更加暢通網絡舉報渠道，讓更多消費者“足不出戶”就可以維權，執法部門要把“網絡執法”當成主要的執法形式之一，通過“網上辦”實現維權的“零距離”。執法部門還應該依據“微信賬號”查找商家的地址信息等等，不讓“地址不詳”影響維權。
特殊時期，還有不少消費者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購買的商品價值不高也就忍氣吞聲了。這種習慣是不好的，忍氣吞聲是對不法商家的縱容。因此，市民還需要多些較真的維權習慣，不因為疫情而放縱不法商家，將維權進行到底。
疫情期間的“消費維權”，不能“隨疫而去”，不能隨隨便便。
* 以上只是作者個人言論，不代表本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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