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尤其是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中國興起了一股日本留學熱。當時，剛剛經歷過明治維新的日本，政治經濟制度向西方靠攏，文化方面則大量翻譯西方書籍，並革新教育制度大力培養人才，國力大增。同時，甲午戰爭中國的戰敗也驚醒了中國的有識之士。

清末留日的北洋派遣學生

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認識到，這個曾經是學生的東方近鄰已經今非昔比。中國的知識分子、青年同樣在尋找國家復興的道路，日本成為了借鑑的對象。當時，國力強大、費用較低、路途很近的日本很快成為許多青年人留學的選擇。張之洞也是這股風潮的提倡者，他在《勸學篇》中描述去日本的好處：

一則路近省費，可多遣；二則離華近，易考察：三則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四則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便於學習。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

黃遵憲與日本

許多青年人趕赴日本學習知識，梁啟超也是其中的一員。雖然中日兩國文字均使用漢字，可以通過“筆談”大致明白對方的意思，但畢竟是兩種不同的語言，很容易造成誤讀。梁啟超編著的日語速成教材——《和文漢讀法》，就僅僅告訴人們“只需把日語中實詞和虛詞顛倒就是中文”，進而造成許多誤讀。儘管這出於快速學習知識的目的，但在“正確學習日語”這一點上，是淺嘗輒止、不足提倡的。

梁啟超與《飲冰室合集》

1871年（同治十年）中日簽訂《中日修好條規》，結束了兩國長達數百年的隔絕狀態，正式建交。《中日修好條規》第四條規定，兩國均可派秉權大臣並攜帶眷屬、隨員駐紮京師。黃遵憲就是中國第一批派駐日本的使團參贊，地位僅次於使臣。

黃遵憲銅像

黃遵憲一行抵日時，明治維新剛剛開始，他與使團人員成為近代中國最早到現場觀察、研究明治時期日本的先行者。相對而言，黃遵憲對日本的考察更為深刻和徹底，也成功地把日本的真實情況介紹給了國人，有助於晚清時期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瞭解東方的近鄰。例如他所撰寫的《日本國誌》是近代中國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之作，其“禮俗志”可謂是其中最具特色者之一。它廣泛涉及朝會、祭祀、婚娶、喪葬、服飾、飲食、居處、歲時、樂舞、遊宴、神道、佛教、氏族、社會等。

黃遵憲與《日本雜事詩》

單說語言層面。語言是到外國生活必須闖過的一道難關。和清末一般人所認為的日語與漢語同文不同，黃遵憲認為，日語和日本是獨立的認識對象，是作為具有完整的形/音體系的語言存在的。《日本國誌》明確使用的“日本之語”、“和文”等概念，即表明了黃遵憲對日語獨立性的認知。另一部作品《日本雜事詩》中的第61-66首，則詳細記錄了他對日語的認識。

《日本雜事詩》

第61首講述了日語的起源——“神代文字”，詩云：

國學空傳卜部名，三輪寺額未分明。天然 | 刂橫縱畫，萬國翻同墮地聲。

作者為此詩進行了註釋：“或言神代原有文字，至推古朝尚存，藏於卜部家。近世平田篤允倡為神學之說，所據如鎌倉八幡寺、和洲三輪寺額，皆模糊不可辨。餘取觀之，略似蝌蚪形，或如鳥篆書，亦不知始於何年。”即意在說明，根據現有記載不知日本本土文字不知始於何時。

第62首寫到日語的四十七假名和發音特徵，即注中所謂“其發端之五音，為阿衣烏噎口昷，能統攝眾音”第63至66首則進入日語的內部問題——日語土語和漢文的矛盾、日語的形成、假名與漢字的關係、日語的三大音系以及近代翻譯對日語的影響等等。

《日本雜事詩》舉隅

第62首詩：雲航書來道遂東，虛詞助語惜難通。至今再變怯盧字，終恨王仁教未工。註釋是：《古語拾遺》曰：上古之事，口耳相傳耳。自王仁賚《論語》《千文》來，人始識字。然《國史》案雲：初教漢文時，悉皆指象以名，而助語虛辭，無象可指。其土語又皆實字在前，虛字在後，與漢文不相應，故教之甚難也。此處的“土語”顯然是與漢文相對的日本固有語言，意思很淺顯易懂，即指出了日語和漢語語法順序的不同。

黃遵憲的語言文字思想

黃遵憲對於日本的假名十分認同，認為其假名簡單易懂，方便民眾。第65首：“不難三歲識之無，學語牙牙便學書。春蚓秋蛇紛滿紙，問娘眠食近如何？”其中“春蚓秋蛇”是指平假名的視覺形狀，認為日文中假名的使用方便民眾學習文化知識：“故彼國小兒學語以後，能通假字，便能看小說、作家書矣。假字或聯屬漢文用之，單用假字，女人無不通者。”

這與他的文字思想、社會觀念相關。在《日本國誌》中，黃遵憲提出文字應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而日語藉助假名這種拼音化的文字，使人們的語言和文字一致，這種一致帶來的簡便性是方便各個層次國民掌握文化知識的便捷途徑。他認為在此意義上，日語假名是一種國語性的文字。

日語平假名

在19世紀、20世紀，西方世界的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及其在此基礎上對東方的“征服”，讓被迫打開國門看世界的部分東方知識分子開始反思本國語言，晚清的中國和明治時期的日本都曾經出現過排斥漢字、改革文字的主張。在日本近代的文字改革運動中，羅馬字倡導者將漢字和假名構成的日語作為一個整體置於羅馬字的對立面，進行了全面否定，主張採用如同西方式的拼音文字。在中國，拼音文字改革方案不下幾十種。黃遵憲對語言的思考雖未將語言納入到國家與民族發展的範疇之中，但開啟了這種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