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家附近开了眷村餐厅，提供豆浆，油条，饭团，简朴但有味的眷村吃食。由于开在摩登商场里， “村”字必然就符号化了，墙上挂了些看似老旧的物件以营造眷村之气氛，对于多数与我一般毫不了解眷村文化历史的食客，俨然意义不大。不过，口嚼眷村之食，目光扫过那些特殊年代的物件，也不免激起了我对眷村的好奇。
眷村在台湾，通常是指1949年至1960年代，解放战争失败的国民政府，为了安排被迫自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中华民国政府从日本接收台湾，当时由于中国大陆战乱以及国民政府派任、个人投资等多种因素，已逐渐有中国大陆各省人员来台。 四年之后，1949年，国军失利于国共内战，大量“国民政府”党政官员、公务员、军队及各省居民被迫转往台湾定居。据统计，1946年台湾人口610万，稍后的1950年却激增为745万。其中绝大部分实为此阶段的新住民。“国民政府”宣称为了解决150万以上的居民带来的居住问题，以兴建房舍或安排宿舍，并将新住民加以群聚于一定范围，即为后来的“眷村”。
1980年代，外省人居住眷村的比例超过三成，不过也有部分数据显示，当时外省人配住眷村者仅六分之一。 早期眷村多位于在市郊并利用日据时期遗留之日人房舍。以数量而言，大量集中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等地。在国军营区附近也常有眷村，例如海军左营军区与台北松山空军基地及新竹新竹空军基地周遭附近。
因为居住地点与居民因素，眷村发展出台湾社会现象中相当特殊的族群与人文现象，目前有学者将其视为台湾相当重要的次文化。一般而论，早年此种无产权房舍群聚通常所占区域大小不一，其文化氛围自成一格。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初期，语言，习惯，文化鲜少受眷村外环境影响。即使渐趋搬离眷村的眷村第二代，在国家观念，伦理概念，家族意识，中国文化感受，均与眷村外的社会有较大不同。这种气氛使部分迁出者仍怀念眷村生活。
因“外省人”圈居的眷村生活与周遭台湾“本省人”居住环境相当不同，以致眷村居民多安于封闭生活领域，无法融入语言、文化十分不确定性的外遭环境。另外，其无法融入因素，也为眷村第一代居民多已年迈力衰，不愿轻易改变既有生活方式。也因此，有人曾以“竹篱笆”来形容居住于眷村外省人的自我圈禁。例如知名电影：《竹篱笆外的春天》。而包含《竹篱笆外的春天》的编导李佑宁之外，台湾亦有许多居住眷村，将其经验书写成各式作品的眷村作家。如：爱亚、陈铭璠、邵僩、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等。
再者，1950年代因国共内战迁台的眷村人民，一般效忠“中华民国”，反对“建立‘台湾独立’国家”的想法。他们多半认为，台湾是短暂居住地，而仍响应蒋中正等“反攻大陆”之号召。另一方面，因眷村居民无偿居住眷村的优惠等措施及228事件的发生，让部分台湾人对眷村居民怀有省籍情结，并产生仇视。虽然如今“反攻”等观念已经沦为笑谈，但“中华民国”认同与台湾新“独立”国家认同仍是眷村新移民与旧有住民关系紧张的主要来源。
谈到眷村，就不能不提从这里走出来的名人。政治人物中，宋楚瑜算是最出名的一个。据说，璩美凤当时还和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人吴小莉住在同一个眷村，两人是同学。眷村出来的演艺界人士就更多了，邓丽君、杨德昌、林青霞、任贤齐、焦恩俊和周渝民等都在眷村生活过。邓丽君父亲在军中工作，刚到台湾时随着部队到处迁移，后来搬到屏东眷村，邓丽君就是在那里度过童年时光的。任贤齐还创作过一首《老张的歌》，献给父亲和台湾老兵们。
眷村的文化也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白先勇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眷村。此外，朱天心、苦苓等台湾文人也纷纷发表作品，描写眷村人在“原乡”与“现实”之间的挣扎。
伊能静在鲁豫的节目中回忆到：“小时候的眷村显得拥挤、杂乱，如今被留下来的四四南村实际上也与当初的眷村有差距，会显得干净、漂亮很多。”在伊能静的印象中，眷村中家家户户的门窗都是很小，房屋也是极其低矮的，甚至没有地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生活条件非常差、过得很苦。
但是伊能静觉得那时候人与人之间却有一种非常纯粹的情感，每当吃饭的时候，天南海北汇集在这里的人便会聚集在家门口吃着各自从家里端出来的食物，而且家与家之间从来都不需要锁门，没有任何的防备，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所有人刚来到这里的时候都是一无所有的，根本都没有值钱的东西，当然还是在异乡的情感让他们连接在一起。伊能静的爸爸是山东人，因此每当这个时候都有一群的山东人拿着一根大葱、大蒜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啃，不时地说着关于故乡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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