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官僚体系之运转，依靠庞大的中央财政，而中央财政依靠税收。这里就又浮现出一个前提，即税收的成本不能大于税收的收益。这还是只有在定居地区才能做到的，在草原上则完全做不到，因为游牧者居无定所，税收的成本必定会大于收益。于是，草原上无法建立起类似中原的中央财政，从而就养不起官僚体系，这就进一步意味着草原上的统治规模不会很大，因为其只能通过熟人关系来完成治理。此时邓巴数的“一百五十人定律”就会起作用，一旦统治规模超过了一百五十人（概数）之后，熟人关系已经无法完成治理功能，就必须按照规则来统治了。但按照规则统治就必须通过官僚来执行，可是草原上又养活不起官僚。所以一个部落一旦超过一百五十人之后，它就只能分裂为几个小部落各自游牧。
但历史上有很多威名赫赫的游牧帝国，它们从何而来？这又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可以再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强大的游牧帝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实际上它们是直到中原形成统一帝国之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草原部落从未形成过值得一提的游牧帝国。这里的根本原因又一次要回到那种财政—政治逻辑上去。
由于生态原因，草原上的物产有限，有一些必需品游牧者只能从中原获取，有两种办法可以获取，贸易或战争，而贸易的成本肯定是更低的。只要中原没有统一，则中原的诸侯国会竞相与草原部落进行贸易，因为它们能从草原买到重要的战争品马匹；不与草原贸易的诸侯国在与其他诸侯国的战争中很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如此一来，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会使得草原与中原的贸易关系达到一个大致的市场均衡价格。对于草原上的诸多小部落来说，这样一种贸易条件是令人满意的，无须联合起来向中原争取更好的条件，因为联合这件事本身将使得小部落的自主性受到约束，贸易的利润也会被盟主剥去一层，实际结果还不如联合前。但是一旦中原统一，则中原帝国就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关闭贸易，或者规定一个远远偏离于市场均衡价格的贸易条件。草原上的诸多小部落面对这种状况，通过战争获取必需品会变成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项。要想对中原发动战争，小部落便必须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于是强大的游牧帝国出现了。
部落联盟的首领大可汗通过对战利品分配权的垄断，可以形成一种衍生性的或者说附属性的中央财政。只要他能够带领大家持续地从中原获取战利品，或者通过不断的战争压力迫使中原允许贸易，则大可汗便能持续此种衍生性中央财政，游牧帝国的统一就能维系下去。但这就带来一个要求，即大可汗必须能征善战，否则衍生性的财政便难持续，部落联盟必解体。能征善战的要求就意味着大可汗的继承人不能是未成年人，为了确保统治者是个成年人，在草原上一般来说继承制不是父终子及，而是兄终弟及。但这会带来一个麻烦，就是待到立国可汗这一辈的兄弟全都去世之后，该由谁来继位做可汗呢？子侄辈里面会有不止一个出来希望继承汗位，并且由于其父曾为某任可汗，这种继位的主张并非无根据，但又不可能全都继位，于是部落联盟就会分裂，发生内战。这是“胡虏无百年之运”之说法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立国可汗的兄弟一辈加在一起也活不过一百年，待他们全都去世之后，下一代便一定会发生分裂。只要草原帝国发生分裂，原本武力上不是其对手的中原帝国便会获得分而治之的机会。所以，历史上所谓中原帝国击败草原帝国，诸如大汉远逐匈奴、大唐征服突厥等，实际上是中原帝国终于熬到了草原帝国分裂的那一天。回看历史，会发现中原帝国的这种胜利多半发生在朝代中期，便是例证。草原帝国会面临周期性的继承危机，这种危机在草原上是无解的，于是草原上一方面会对中原保持经常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会周期性地陷入失序状态。这种失序并不会让中原帝国更加好过，因为它甚至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打交道的对象，外部安全格局处于一种更加不确定的状态。
草原帝国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即对大可汗来说，衍生性的中央财政的规模，完全不足以支撑他将麾下所有的兵都养起来。草原上的游牧者，生产、生活、战斗的单位都是合一的，也就是兵民一体，大可汗养不起，意味着联盟内小部落的兵仍然是归属于小部落首领的，一旦诸多小部落首领联合起来，则大可汗也不得不受其约束。就像在八旗铁骑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只掌握两旗，后来皇太极多掌握了一个旗，但仍有更多的旗是在大汗的直接掌控之外、由旗主主导的。这是满洲人有“八王议政”传统的根本原因所在。游牧者会持久地保持着一种军事贵族民主制——当然，东北的统治者不是纯粹的游牧，而更多的是以渔猎为生，但其政治—财政—军事逻辑与游牧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军事贵族的持续存在，使得对于大汗的征战能力同样有着很高的需求。
摘选自施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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