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厚古薄今:《易經》的這個“易”連鄭玄、王弼、程頤都解錯了

很多人都阿Q精神,認為中國古代的就是好的,古人的智慧超過今人。其實這很不可取,現在人們獲取的信息量大大高於古人。以前能看懂四書五經的人都很少,經過學者一代一代的努力,從明清到民國到現在,我們可以通過先進的資訊媒介、搜索引擎,獲得以前學術大師不具備的信息。比如我下面談到的對《易經》中“易”的解讀,今天可以通過互聯網直接找到正確的說法。雖然我們的智慧和天分都比不上鄭玄、王弼、程頤、朱熹等大家,甚至有霄壤之別,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能指出他們的錯誤。

《易經》一書,存在許多極其晦澀難懂的卦爻辭,往往使讀者不明其理,時常有匪夷所思之感。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在於《易經》一書畢竟是我國傳統文化中佔據至高無上地位的文化經典,歷代先賢皓首窮經一生也未必能夠全盤通曉,普通讀者猝然之中有懵懂之感實屬正常。

另一方面,正是《易經》在我國數千年來的崇高地位,使得鑽研者不願甚至於不敢對自己所不理解的地方做哪怕一丁點的不合常理的揣測,生怕對於這本古書的大不敬。正如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所表述的那樣,《易經》自從取得中國“聖經”的崇高地位之後,實際上已經容不下任何人對其的“妄加揣測”了。

勿厚古薄今:《易經》的這個“易”連鄭玄、王弼、程頤都解錯了

商朝疆域圖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人、書或其它事務依靠什麼樣的條件達到他所能達到的歷史巔峰地位,日後他的衰落直至跌落神壇必然與其開始時的原因息息相關。《周易》之所以能夠在千年以來吸引著無數賢達名士的關注,在於它那據說能夠溝通“天、地、人”三者的崇高功效。而恰恰是因為這一點,歷代學者在遇到其中晦澀難懂的地方時,往往傾向於對其進行“神乎其神”的玄妙解釋。如此反覆,就將一本本來屬於我國涵蓋上古時期先民哲學認知的充滿“人本主義”的典籍變為一本籠罩了過多神秘主義色彩的玄學書籍。當日後科學、唯物的現代價值觀席捲世界之時,這本被賦予太多職能的典籍便遭到了人們的摒棄,影響直至現在。

拋開“蠅營狗苟”的神秘主義偏見,也請放下對其過高的推崇,讓我們從客觀、公正的角度出發,探討《周易》一書中所蘊含的歷史真實。

一、《大壯》、《旅》兩卦中的特殊爻辭

今本《周易》中,最令人難以明白的便是第34卦《大壯》和第56卦《旅》的特殊爻辭,二者分別如下:

“喪羊於易,無悔。”(大壯,六五爻辭)

“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啕,喪牛於易,兇。”(旅,上九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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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壯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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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卦

對於這二者,歷代易學大師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討。形成於戰國中後期專用於解釋爻辭的“易傳十翼”之一的《象傳》在《大壯》卦中說:“喪羊於易,位不當也。”對《旅》卦則解釋為:“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雖然對此都進行了分析,但卻表述的非常含糊不清,有為解釋而解釋之嫌。

魏晉玄學的代表大家王弼在其著作《周易注》中首次上述兩處進行了正面分析:“羊,壯也。必喪其羊,失其所居也。能喪壯於易,不於險難,故得無悔。”明白的指出,因為大壯六五爻身處險地,失去安居之所乃勢所必然,能夠喪失的輕易一些,強於被險難所剝奪。對《旅》則分析道:“以旅處上,眾所同嫉,故喪牛於易,不在於難。”這與對前者的解釋大同小異,將二者中的“易”解釋為輕易,實際上表達的便是君子身處險境,能夠激流勇退,主動放棄,必不至於險難。

由於王弼在魏晉玄學中的崇高地位,再加上後世歷次劫難中其餘版本《周易》的毀滅殆盡,王弼作注的版本成為一統天下的至高經典,日後的易學大師在碰到這兩處之時,都自覺的延續了王弼的說法。

到了南宋,朱熹在對《周易》作注時對此有了不同的看法,在《周易本義》中,朱熹認為“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書·食貨志》場作易。”朱熹憑藉深厚的學識,敏銳的察覺到喪羊、牛於易的不同尋常之處,將其理解為不知不覺便失去,或者乾脆則是“疆場”之“場”的通假字,表述的是將牛、羊丟失在了某一處所。

遺憾的是,由於當時未能夠出現新的考古材料,哪怕以朱熹崇高的學術地位,依然只能在王弼所劃定的圈子內進行某種程度的小修小補,大體上維持了王弼的理解。身為理學宗師的朱熹尚且如此,那後代的其他易學研究者則更加謹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於是,《周易》中如此特殊的兩處爻辭便一直遵循著主流王弼、支流朱熹的解釋,再也未能有著新的闡發。

二、甲骨卜辭的出土帶來的新契機

西晉咸寧五年(279),汲郡(今河南汲縣)人不準盜掘戰國時期魏襄王墓葬,發現了墓中陪葬的大量竹簡,這便是在中國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竹書紀年》。經過整理,人們發現了其中記載了大量與主流史觀不同的歷史,如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

舜放堯於平陽。(放,流放)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勿厚古薄今:《易經》的這個“易”連鄭玄、王弼、程頤都解錯了

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的這些說法直接將《史記》中有關堯舜禹三代賢君禪讓的記載徹底推翻,如此一來便實在是過於驚世駭俗了。正因如此,鮮有人將其與更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周易》一書有所關聯,忽視了其中所記載的能夠解開千古謎團的內容。於是,本該在西晉年間便得以浮出水面的歷史真相便因為時代道德觀的制約,再次沉寂,直到下一次天翻地覆的考古大發現。

清朝末年,學者、官員王懿榮因為治病需要而購買藥材“龍骨”,無意中發現刻畫於其上的某些奇怪符號,於是悉心研究,導致了甲骨卜辭的發現。消息一出,天下轟動,無數學者紛紛匯聚於河南安陽殷墟,對出土的甲骨卜辭進行挖掘、整理與研究。在這股甲骨文研究的熱潮中,著名學者王靜安先生敏銳的發現了《竹書紀年》與甲骨卜辭中的某些關聯,經過與《山海經》、《楚辭》等其它上古書籍的細緻的分析比對,王靜安先生終於揭開了困擾易學研究者千年之久的歷史謎團。

“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山海經·大荒東經》)

“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遂殺其君緜臣也。”(《竹書紀年》)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幹協時舞,何以懷之?平協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負子肆情?”(《楚辭·天問》)

《山海經》中,王亥將河伯的僕牛託付於有易,有易起了貪念,殺掉王亥,獲得了僕牛。在這起上古謀殺案中,有易是一個人。在《竹書紀年》中,有易卻變成了一個部落名,謀殺情節也更為詳細:殷商的王子——亥在有易為非作歹,有易的君主——緜臣將其殺掉。噩耗傳來,殷商王甲微向河伯部落徵調軍隊討伐有易,將其首領緜臣殺掉。

雖然兩則記載有所出入,關於有易是一個人名還是一個部落名也各執一詞,但《周易》中的“喪羊、牛於易”中的“易”並非王弼所說的輕易而應理解為“有易”則是一個十分明確的事實。而且,《楚辭·天問》中所說的有扈看似與我們前面所討論的有易迥然不同,但其中“牛羊”、“昏微”、“有狄”、“負子”等關鍵詞則無不向後世昭示著二者之間的關聯,特別是“昏微”直指放縱兒子為非作歹而導致其慘死的殷商王甲微。

經過王安靜先生的細緻考證,證明《楚辭》中的有扈在甲骨卜辭中與有易實際上是指一個部落,由此,一樁隱藏於《周易》爻辭中的上古謀殺案的輪廓便被勾勒出來。

三、商代先祖的血淚史

勿厚古薄今:《易經》的這個“易”連鄭玄、王弼、程頤都解錯了

商朝也稱殷,後世往往將二者連用,稱其為殷商王朝。根據出土甲骨卜辭和《史記》的記載,為後世熟知的大商王朝開國君主商湯在甲骨卜辭中為“太甲”,屬於第十一代殷商君主,也是第一任統治黃河流域的天下共主。

按照商朝制度,王在死後會把他出生或死亡那天的天干加到他的名字之上。以此來看,上述譜系中,作為可考的第一任商王的微便極有可能是上述那則慘案中王子亥的父親“甲微”。由於當時商部落尚未取得天下共主的地位,因此甲微這個稱呼也很有可能是在後世商朝主宰天下之後對先代首領進行的追封。

同樣根據甲骨卜辭及歷史地理的探測,在商湯取得統治天下的權力之前,商部落一直以遊牧經濟為主,《竹書紀年》中同樣有“王亥遷殷”的記載。統觀上述史料,特別是《楚辭·天問》中的言辭,這個久被人遺忘甚至誤解的歷史故事終於浮出水面。

第一任商王甲微將權力交付兒子亥(該秉季德,厥父是臧!),由其率領商部落驅趕大批牛羊由商丘越大河而北,遊牧於有易之地(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有易之人出於對突如其來的商部落的畏懼,同時也有對大批牛羊的貪婪,突襲了商部落,殺掉王子亥,奪去了商部落的牛羊。揹負喪子之痛的甲微(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負子肆情?)借兵於河伯部落,最終殺掉了有易部落首領,得報血仇(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而經歷如此慘痛變故的商部落也將這起血腥的事件代代相傳,成為商部落共同的歷史記憶。

雖然今本《易經》最終成書於取代商王朝的周朝,但依然保留了上述的這個故事。在《大壯》卦中,“喪羊於易,無悔。”而到了《旅》卦之中,則要悲慘許多,“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啕,喪牛於易,兇。”結合起來看,當商部落在失去所牧的羊時,尚有一線生機,可以果斷放棄損失,逃出生天。而當有易將目光盯在對於當時部落最為重要的牲畜——牛之上時,王亥及其族人的命運便不可避免的要“嚎啕”而後“兇”了。

從中我們可知,任何人、部落、國家的興起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哪怕是在中國歷史上曾經能夠動員數十萬人征討四方的大商王朝,當它初次出現在歷史舞臺之上時,同樣面臨著其它部落的覬覦甚至是襲殺。只有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艱苦奮鬥與辛勤積累,才能最終成就商湯統御萬方的千古偉業。

《易經》中的商代先祖的血淚歷史:喪牛於易

勿厚古薄今:《易經》的這個“易”連鄭玄、王弼、程頤都解錯了

基本瞭解了這個故事之後,我們再將目光轉移到今本《周易》之上,在同樣屬於“易傳十翼”之一的《繫辭》中,關於此事,則變成了“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三國時易學大師宋衷,曾經一度注意到另一本極為重要的先秦典籍《世本》中有“胲作服牛”的記載,但卻不願違逆《易傳》的解釋,強行將本為“亥”通假的“胲”解釋為“黃帝臣也,能駕牛。”這樣一來,便失去了正確理解這件商王朝慘痛歷史記憶的機會,直到近兩千年之後的甲骨文的發現。

由此,我們也應該知道,對於具有極高價值的典籍,千萬不能盲目信服,甚至於連與它並非同時產生的其餘典籍也一概被封為“不可置疑的經典”。長遠來看,當新的思想衝破舊的藩籬時,那些被人過度推崇的書籍也必然會因先前的力捧而被棄若敝屣,徹底喪失它應該發揮的作用。

書籍如此,人亦類似,君子慎之!

參考文獻:

顧頡剛等編著《古史辨》,第三冊,海南出版社。

《竹書紀年》;《山海經》;《楚辭》;《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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