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在《鲁问》中提出：
“合其志功而观焉。”
他把志功看作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其中“志”指的是人的行为动机，而“功”指的是行为的实际效果。
墨子重视动机，然而更注重实际的行动和效果。
一个人即使胸怀大志，然而不肯付诸实践，只把理想挂在嘴上而不去行动，肯定不会实现自己的“志”。然而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不择手段，甚至违背道德损害别人的利益，那么，他即使实现了“功”，也是为人所不齿的。
因此，墨家主张君子贤士在修身的时候，要做到志功合一，以力行务实来实现自己的“志”，以义予义取来得到自己的“功”。
“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修身》）
君子之道包括如下方面：贫穷的时候表现出廉洁，富足的时候表现出恩义，对生者表示出慈爱，对死者表示出哀痛。这四种品行不是可以装出来的，而是必须自身具备的。
墨家在君子的修身标准中提出：
贫穷的时候能够坚守自己的节操，廉洁自律；富足的时候能够把财物分给他人；对生者行仁爱之道；对死者真心哀悼。
这就是君子应该具备的四种品行，而这些品行是无法伪装的，只有内心具备了这些真实的情感才能做到，因而，君子贤士修身，就必须在这些方面下功夫。
墨家的弟子们大都出身于社会下层，墨子本人也是一个手工业者，因而他十分注重贫者的地位，他的很多主张就是从下层百姓的角度出发而提出来的。
在君子修身的诸多方面中，涉及经济物质方面的时候，墨家主张义予义取，贫者要取之以“义”，富者要予之以“义”。
居贫有节操，不贪取他人之物。
黑家认为，君子在贫穷的时候，能够坚守廉洁的节操，不贪图财物，是最应该具备的品质。在先秦时期，有“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观点，认为生活上的困顿并不是真正的穷，真正的君子贤士不会因为生活的困苦而忧虑，相反，是为自身修养，以及道德的缺憾而忧虑。
一个人身处贫穷的境地，虽屋舍简陋，但能做到整齐清洁。虽衣食缺乏，但能做到坚守节操，也获得了精神上的富足。
因此，君子贤士应该做到“居贫有节操”，不贪求他人之物，应该廉洁自律。
古人曾对廉洁之士进行了分类：
一种是按照规则办事，不妄自收取财物的人。
一种是看重自己的名誉、节操，不贪取财物的人。
一种是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为保住自己的官职俸禄，不敢收取财物的人。
在这中间，按规则办事的人没有掺杂个人的目的意图，因而是上等廉洁之士；不为利益而损坏自己名声的人，是为了自己的荣誉，因而是中等廉洁之士；为保住自己的官位俸禄而不敢收受财物的人，是为了不受惩罚，勉强做到廉洁，因而是下等廉洁之士。
虽然廉洁的境界有高下之分，但所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因此，君子贤士在修身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到廉洁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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