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疫情频次其实很高，就保守记载的就有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 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一、顺应节气
先秦典籍(《礼记·月令》》中提到: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
三国时，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病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原因在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先民们在有所兴作时非常重视顺应节气。
二、巫术的精神控制
先秦时期，传说帝额项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
为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
《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带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滩戏的由来。
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
这种迷信的办法，对于防治疾疫当然不会有任何作用。
三、注意公共卫生
尽管很长时间内人们都将疾疫的发生归因于瘟神作怪或阴阳失序，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还是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
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阔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燕为病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
又如吴萧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日:‘沟恤不通，气郁不泄，疫病所由生也。’鱼命疏浚，民得爽恺以居。”(《朱文公文集》卷88《吴公神道碑》)
四、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
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其职责就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可被视为是中国古代巡诊制度的滥觞。
《后汉书·光武纪》载: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渴者巡行致医药。”
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都更为重视。
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
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除了派出医生巡诊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有惠民药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药局，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疾疫流行时，则无偿施药以济民疫。
五、处理尸体
尸体是病毒和细菌借以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处理尸体，即是切断疾疫流行的一个重要渠道。
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
如南朝梁武帝时，郧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睑，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
这方面仍以宋朝处理得较好。
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碟为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牌一道作为奖励(《宋史·五行志》)。
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
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六、病人隔离
对于疾疫的传染性问题，先秦以前，还不大了解。自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显示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流行病的传染性问题。
“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此可视为对病人实行隔离措施的最早记录。
至迟到晋朝，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南朝齐会要·民政》)。
唐代则是由僧人开设乞丐养病坊，以隔离收治病患者。从宋代开始，出现大量官办养病机构。都有隔离病患的作用。
较著名者如熙宁九年(1076年)赵汴在越州所创之病坊，其起因是:当年春天，越州“大疫，为病坊，处疾病”(《元丰类稿》卷19《越州赵公救灾记》)。
此后不久，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年)在杭州设立“安乐坊”，养病机构有了进一步发展(《长编》卷435)。北宋末年以后，各地广泛设置安济坊，以专门隔离病患者，效果显著。
此后，元、明、清三代，官方设置的医疗机构除了药局外，其他则渐呈萎缩局面。不过，由于民间慈善机构的大量兴起，对于疾疫的控制方面仍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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