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在《魯問》中提出：
“合其志功而觀焉。”
他把志功看作是評價一個人的標準，其中“志”指的是人的行為動機，而“功”指的是行為的實際效果。
墨子重視動機，然而更注重實際的行動和效果。
一個人即使胸懷大志，然而不肯付諸實踐，只把理想掛在嘴上而不去行動，肯定不會實現自己的“志”。然而一個人為了實現自己的願望，不擇手段，甚至違背道德損害別人的利益，那麼，他即使實現了“功”，也是為人所不齒的。
因此，墨家主張君子賢士在修身的時候，要做到志功合一，以力行務實來實現自己的“志”，以義予義取來得到自己的“功”。
“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修身》）
君子之道包括如下方面：貧窮的時候表現出廉潔，富足的時候表現出恩義，對生者表示出慈愛，對死者表示出哀痛。這四種品行不是可以裝出來的，而是必須自身具備的。
墨家在君子的修身標準中提出：
貧窮的時候能夠堅守自己的節操，廉潔自律；富足的時候能夠把財物分給他人；對生者行仁愛之道；對死者真心哀悼。
這就是君子應該具備的四種品行，而這些品行是無法偽裝的，只有內心具備了這些真實的情感才能做到，因而，君子賢士修身，就必須在這些方面下功夫。
墨家的弟子們大都出身於社會下層，墨子本人也是一個手工業者，因而他十分注重貧者的地位，他的很多主張就是從下層百姓的角度出發而提出來的。
在君子修身的諸多方面中，涉及經濟物質方面的時候，墨家主張義予義取，貧者要取之以“義”，富者要予之以“義”。
居貧有節操，不貪取他人之物。
黑家認為，君子在貧窮的時候，能夠堅守廉潔的節操，不貪圖財物，是最應該具備的品質。在先秦時期，有“君子憂道不憂貧”的觀點，認為生活上的困頓並不是真正的窮，真正的君子賢士不會因為生活的困苦而憂慮，相反，是為自身修養，以及道德的缺憾而憂慮。
一個人身處貧窮的境地，雖屋舍簡陋，但能做到整齊清潔。雖衣食缺乏，但能做到堅守節操，也獲得了精神上的富足。
因此，君子賢士應該做到“居貧有節操”，不貪求他人之物，應該廉潔自律。
古人曾對廉潔之士進行了分類：
一種是按照規則辦事，不妄自收取財物的人。
一種是看重自己的名譽、節操，不貪取財物的人。
一種是害怕受到法律的懲罰，為保住自己的官職俸祿，不敢收取財物的人。
在這中間，按規則辦事的人沒有摻雜個人的目的意圖，因而是上等廉潔之士；不為利益而損壞自己名聲的人，是為了自己的榮譽，因而是中等廉潔之士；為保住自己的官位俸祿而不敢收受財物的人，是為了不受懲罰，勉強做到廉潔，因而是下等廉潔之士。
雖然廉潔的境界有高下之分，但所得到的結果是一樣的，因此，君子賢士在修身的過程中，首先要做到廉潔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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