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享游
一) 变法事先缺乏宣传，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在变法的反对阵营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
(二) 政策执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材推行新法
(三)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例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
失败的原因
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归于保守派的破坏和改革派的失误，似过于简单了一些。因为，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歧来解释改革的失败，有违历史真实。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为相，执掌朝纲，决定对吏治进行整顿。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的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三 冗三费是改革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变动，就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参与政治的广大知识分子开刀，打破他们的铁饭碗，所以，改革将要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官僚层，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失败的必然
关斑竹提及仁宗下诏取消新政是对下猛药进行改革产生了怀疑，其实，仁宗这样做是必然的，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还是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这里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养士大夫的国策。北宋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统治者却从五代历史汲取了消极教训，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国家不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人为的制造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局面以维护其统治。实行更戍法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仁宗罢黜范仲淹的一个原因是范仲淹带过兵，有军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党之议，仁宗也知道这是臣下在互相攻击，但范仲淹确实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个士大夫阶层比起来，一个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爱啊。
所以，庆历新政失败是必然的，是北宋政府体制决定的。扼杀改革的是体制，而非所谓保守派。
战斗大黄蜂
范仲淹朝廷改革。
一、改革目的——抑制“三冗”。
宋仁宗急于改革，是因为“三冗”问题负担太重！所谓“三冗”就是：
一是“冗官”。宋朝因为得国不正，总是担心臣子效仿，在吸取唐朝藩镇割据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想方设法对臣子朝廷分权，进而产生“冗官”。冗官产生的具体原因有：机构重复设置，机构多；兵将分离造成带兵的多；科考取仕多； “恩荫”泛滥；“买官”成风。
二是“冗兵”。兵将分离导致将对兵的训练、管理不到位，从而造成兵员素质下降。质量下降就从数量上来弥补，自然就造成了“冗兵”。
三是“冗费”。官多、兵多，自然各种开支费用就大；另外，宋朝实行募兵制，军饷就是天文数字。澶渊之盟与西夏方儿以后，每年要贡给辽国、西夏大量的岁币、绢匹，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造成了“冗费”。
二、改革举措——范仲淹改革十策。
宋仁宗当时有锐意进取之心，多次询问范仲淹当世之事，有意实行改革。范仲淹认为朝政积弊较深，不是朝夕就能改变的，因此并没有下定决心提出改革方案。但宋仁宗亲自手写诏书赐范仲淹，并把范仲淹、富弼约到天章阁内，准备好笔墨纸砚，让他们当面写出方案：
《宋史.列传七十三》：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二府条对，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帝既擢任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帝再赐手诏督促，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言十事：
宋仁宗这是“赶鸭子上架”，让本来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只能迎难而上！范仲淹很快拿出了改革方案，即《答手诏条陈十事》，（以下引用均来自《宋史.列传七十三》）：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迁，内外须在职满三年，在京百司非选举而授，须通满五年，乃得磨勘，庶几考绩之法矣。
就是明确官员的升降问题，没有大功劳大善举不能升迁。二府内外在职人员至少要干满三年才能考虑升迁；在京各衙门的官员如果不是推选或科举而任职的，至少要干满五年，才能进行升迁考核……这是针对宋朝当官满三年，不管有没有业绩，一般都要升迁的旧习惯而提出的改革举措。
二曰抑侥幸。罢少卿、监以上乾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监司、边任，须在职满二年，始得荫子；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职，任子之法无冗滥矣。
这一条是针对“恩荫”制度的弊端而发的。所谓乾元节就是宋仁宗的生日，在皇帝生日这天，是要开恩荫的，范仲淹建议少卿、监以上的职位乾元节恩补可以去掉。正郎以下的官必须干满两年以上的才能让子孙“接班”。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龙图阁等馆阁，大臣们不得推荐自己的子弟担任。
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请罢糊名法，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以上，皆取诏裁。余优等免选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选。进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责实矣。
这一条是针对科举弊端而言的，认为进士应该先考策论，然后再考诗赋。策论写得好、诗赋写得差一点的为优等生，策论写得一般、诗赋写得好的为次等生。优等生直接给出拟授官职，次等生等待进一步选拔。范仲淹建议让进士名实相符。
四曰择长官。委中书、枢密院先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藩知州；次委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诸路监司举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知县、令。限其人数，以举主多者从中书选除。刺史、县令，可以得人矣。
范仲淹认为刺史、县令这些职位与百姓休戚与共。建议重要岗位由上级主管部门提名推举，然后干部部门考察这些被推举的人历任业绩，根据举荐的多少和业绩考核结果，择优录用。
五曰均公田。外官廪给不均，何以求其为善耶？请均其入，第给之，使有以自养，然后可以责廉节，而不法者可诛废矣。
范仲淹则认为只有“厚禄养贤”， 才能减少外任官员贪腐，清廉的地方官才能管理好地方。真宗时定下的职田不应取消，而是需要公平分配。
六曰厚农桑。每岁预下诸路，风吏民言农田利害，堤堰渠塘，州县选官治之。定劝课之法以兴农利，减漕运。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废者可兴矣。
宋朝因为冗官、冗兵的弊政，全国人民都热衷于当官和当兵，所以对立国之本的农业反而轻视了。范仲淹希望朝廷下大力气发展农业，派专人兴修水利，让农业成为立国之本。
七曰修武备。约府兵法，募畿辅强壮为卫士，以助正兵。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省给赡之费。畿辅有成法，则诸道皆可举行矣。
这一条是针对“募兵制”的弊端而提的。范仲淹建议，恢复府兵制，招募壮丁，作为正兵，一年四分之三的时间种田，四分之一的时间训练。并建议先在京畿的军队中试行，有效果了再推行到其它地方。
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违者，重置于法；别遣使按视其所当行者，所在无废格上恩者矣。
宋朝三年京郊祭祀颁布的惠及百姓的“恩泽”往往被地方官员“打折”，使皇恩不能落实。因此，范仲淹建议对“贪污”恩泽的官员要严惩，并且每次恩信下去时，同时派人到各地巡查，推动皇恩落实。
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几，旋即厘改。请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删去烦冗，裁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于数变更矣
宋仁宗时候的法律，制定与颁布的时候都很草率，颁布了没法执行，造成了朝令夕改的现象。同时，法律条款很多，许多也没法一一落实。范仲淹建议，对法律条款数量要少而精，容易执行。法律制订时要反复协商，要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确保不会出现朝令夕改现象。
十曰减徭役。户口耗少而供亿滋多，省县邑户少者为镇，并使、州两院为一，职官白直，给以州兵，其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民无重困之忧矣。
范仲淹认为宋朝比唐朝人口少，县却没有减少，各级地方官吏也没有减少，还增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都比唐朝多出好几倍。范仲淹建议，压缩县级编制，精减县级办事人员，多余的人回去务农，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富起来。
范仲淹这改革十策，前五条和最后一条都是和吏治有关，核心都是汰减“冗官”；一条是关于农业的，一条是关于军事的，另外两条是关于法令的。就是今天我们读了，也觉得切中肯綮。何况是当时感同身受的宋仁宗呢？宋仁宗非常满意范仲淹的改革十策。立即批转中书门下和枢密院执行。
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讨论后，认为第七条军队改革从京畿试行，怕激起禁军兵变，暂时不适宜执行，宋仁宗同意，让另外九条制订详细实施细则，颁布执行。
《宋史.列传七十三》：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三、改革实施——政治局面焕然一新
范仲淹虽然觉得改革不能急，但一旦被宋仁宗委以重任，就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全心全意投身改革之中：
一是率先实施“择长官”。庆历三年10月，经过范仲淹严格考核推荐，朝廷颁诏，任命张温之、王素、沈邀、施昌言四人分别为河北、淮南、京东、河东都转运按察使。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丙午，以盐铁副使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案察使，知谏院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案察使，盐铁判官沈邈为京东转运案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言也。
二是下发磨勘新法。紧接着十月底，经过范仲淹修改、完善，朝廷颁诏下发磨勘新法，官吏升迁按新法考核，“明黜陟”也付诸于行动。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壬戌，诏二府新定磨勘式。自是法密于旧。
三是主持起草《任子诏》并请仁宗颁布下发。对恩荫的年限和范围进行了限定，同时打击了恩荫制度的一些变通做法，即一些大太监安排的人长期占据重要岗位的现象。并安排专人到全国各地明察暗访，对发现的人才予以提拔，对贪官庸才朝廷处置。朝廷还下诏：现任、前任两府子弟、亲戚不得进馆阁。这样，“抑侥幸”也开始了落实。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癸未，诏：“馆职有阙，以两府、两省保举，然后召试补用。自今见任、前任两府及大两省已上官，不得陈乞子弟亲戚馆职并读书之类。”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丁亥，诏更廕补法：长子不限年，馀子孙年过十五、弟侄年过二十乃得廕。自是任子之恩稍杀矣。
四是下诏限制职田，落实“均公田”。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壬辰，诏限职田。
五是颁布贡举新法。加强策论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同时，允许州县办学，把教育与科举结合起来。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戊午，以南京府学为国子监。 庚申，许广州立学。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庆历四年三月）乙亥，下诏令州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三年而代。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贴经墨义。
六是韩琦在陕西前线推行变法。除了在考核的基础上升降官吏外，还对军队中的老弱病残予以淘汰。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察官吏能否，升黜之。又以兵数虽多，而杂以疲老，耗用度，选禁军不堪征战者，停放一万二千馀人。
七是根据范仲淹的改革十策，修订干部管理的有关条例，不合适的删除。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丁巳，诏天章阁侍读曾公亮删定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条贯，从范仲淹请也。
八是将部分县降格为镇，落实“减徭役”建议。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己丑，省河南府颍阳、寿安、偃师、缑氏、河青五县并为镇，又析王层县隶河南府，始用范仲淹议也。
庆历新政实施仅短短的半年时间，北宋政治局面就开始焕然一新。汰冗官、精贡举、办教育、减恩荫……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四、改革结果——中途夭折
庆历新政的核心内容是“精简冗官”，这种吏治改革必然触动了到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既得利益者及保守势力必然会反扑，想方设法阻挠新政实施。他们用的卑劣招数有：
首先，舆论上贬低新政。宣扬新政规模太大，难以施行。诋毁《任子法》让皇恩变薄了，磨勘法太繁琐了，抑侥幸给官员行政带来不便了……等等。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案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
其次，监察弹劾。按察使对新政不时弹劾，不断动摇仁宗的变革决心。
其三，打击新政支持者。范仲淹变法，有许多支持者，比如滕宗谅（即滕子京）、张亢、石介等。既得利益者就打击这些新法的支持者，弹劾滕子京、张亢贪污挪用机要费。幸亏范仲淹力保，两人才没下狱，但都被贬谪。而杜衍的女婿苏舜钦等人直接被贬为庶民。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时中丞王拱辰言其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故再谪。
其四，用卑劣手段污蔑。老臣夏竦遭欧阳修弹劾被贬，就派人伪造石介与富弼的往来书信，指诬他们欲效伊尹、霍光行废立之事。仁宗不信，但范仲淹、富弼开始恐惧。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
其五，指责范仲淹等结朋党。宋朝生怕文臣武将结党谋逆，所对朋党非常忌惮。既得利益者就利用这点反复弹劾范仲淹他们结党，把持朝政。宋仁宗曾问过范仲淹如何看待朋党，范仲淹坦荡之人，对朋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而欧阳修直接上书《朋党论》，指出朋党也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相当于承认新政推行者是君子之朋。触及了宋仁宗的底线。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戊戌，帝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既得利益者对新政及推行新政的辅臣无所不用其极地弹劾与攻击，终于动摇了宋仁宗变法的决心，正好范仲淹、富弼因恐惧请求外放。宋仁宗顺水推舟地就同意他们外放。
而范仲淹一外放，新政便无人再推行，渐渐地就恢复回了旧政。庆历新政施行一年左右，便中道夭折。
庆历五年正月，宋仁宗受章得象等盅惑，下诏罢免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职务、富弼的枢密院副使职务。改革的核心人物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欧阳修都被贬出京城，淡出权力中枢。
五、庆历新政失败原因简析：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有指责保守派太奸诈的，也有指责欧阳修《朋党论》是猪队友助攻的，也有指责范仲淹太过激进的……
这些都是导致新政失败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在宋仁宗身上。
首先，宋仁宗是个“无定志”的人。这是王夫之的评价。宋仁宗在位期间，两府大臣30年换了40多，造成“吏无适从”，再贤明的能臣，走马灯似的换，也无法做出业绩。范仲淹心怀天下，天下人都知道，宋仁宗也知道，但是庆历新政受到点干扰就让范仲淹外放，范仲淹外放，谁来主持新政的推行？这是明摆着仁宗自己对改革“心无定志”，自己退缩了……
其次，宋仁宗是“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这是蔡东藩的评价。宋仁宗之所以想改革，是因为“三冗”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但是改革势必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些人包括许多身边的近臣，但是这些人一哭一闹，仁宗心就软，改革措施就打折扣。像《任子法》，只是象征性地对一部分官二代加个年龄限制，对高官还是不限制。
其三，宋仁宗自己“首鼠两端”。宋仁宗不是昏君，应该知道改革需要得罪一帮人的，对改革遭遇阻力应有心理准备并有钢铁般的决心。但事实上他没有。他一方面逼范仲淹拿方案，一方面又不想伤害既得利益者。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新政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
其四，“朋党论”只是放弃改革的借口。虽然欧阳修承认自己是君子之党，范仲淹也不否认为了做事而结党，但这个与承认不承认没有关系，因为朋党不是承认才存在，也不是否认就不承在，章得象、贾昌期、夏竦不是因为他们不承认是朋党就不是“朋党”。作为一代仁君，对这个应该有清醒判断。
其五，人即使有错，法无错，人废法不应该废。秦惠文王就是这么做的，商鞅变法得罪了贵族和老世族，秦惠文王车裂了商鞅，平息了老世族的愤怒，但商鞅之法保留了，继续不折不扣地执行。范仲淹十策和韩琦的“7+8”方案，有利于国家和百姓，有利于大宋朝的江山稳固，即使范仲淹有朋党问题，也应该“去其人，用其法”，而不是“人贬法废”。秦惠文王能做到的事，宋仁宗为什么做不到？
简单一句话：如果把宋仁宗换成秦孝公，那么庆历新政一定能成功！
方寸天地上
其实细分析起来，无论什么样的改革都是必然要触碰到一些人利益的，在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对于改革有人反对、敌对也是正常现象，所以这是不能作为宋朝两次改革失败的原因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改革失败了的呢？
庆历三年（1043年），被后世史家誉为“为人君，止于仁”的宋仁宗赵祯，有感于与辽、夏交侵，宋朝抵抗乏力，并且国家财政濒临崩溃的状况。把在地方有着丰富政务经验、与西夏战争中表现优异的范仲淹调回京师，与富弼、韩琦一起拜为宰相，之后多次催促他们尽快拿出具体的使国家强大之策，而出身贫苦、身怀大志、想以一身所学报国的范仲淹与其他的几位宰相在这个时候却犹豫了，他们深刻认识到：事有后先，革弊与久安，非朝夕可能。朝廷积弊已久，如果改革必然会影响当前还算安定局面，况且改革的效果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见到的。还是要慎重为好。
但在这一年的的秋天，宋仁宗亲笔诏书：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请范仲淹等几位宰相一起当面疏奏。范仲淹等惶恐万分，无奈只得答应，随后范仲淹拟定了《答手诏条陈十事》，这就是所谓的“庆历新政”。
那么话说回来，究竟是什么样的局面使得范仲淹等人顾虑万分，而对皇帝的召对赐座又惶恐，然后只能答应了呢？
皇帝召对赐座的意味。
《续资治通鉴·宋纪一》：“旧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常从容赐茶乃退。”在宋代之前宰相上殿议事，是有座位有茶喝的，谓之坐论。而到了宋代初年，宰相的这个待遇被废掉了，在大殿上站立奏对。就连宰相的一些决策权也予以废掉，有了事情，宰相考虑成熟之后写出奏折呈请皇帝决定后，再按皇帝批示的意见拟旨， “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开天章阁，给范仲淹等人赐座、并给笔墨纸砚、现场商讨国是，这是给了他们最大的荣誉和礼遇，是按照古时候宰相的待遇来对待他们的。所以这才让他们感到十分的惶恐，注意并不是感动和喜悦，因为在宦海沉浮多年的他们早已看清了大宋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存在的巨大的弊病，所有这些都让他们空有报国之志，而不敢有太多的报国之举，这也正是他们的顾虑所在。但皇帝的诚意在那里了，如果要再不有所行动，那就是不识抬举，被朝野诟病不说，也与自己的远大志向是相违背的。只能不畏艰难，勇于推行改革了。
宋朝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存在的弊病
外忧
自然是与辽、西夏两国的关系。宋仁宗朝主要是与西夏的战争，与辽国的战争在他的父亲在位时已经解决完毕，签定了澶渊之盟，宋朝每年送给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打不过人家“花钱买平安”虽然显得有些丢人，但毕竟换来了和平。而与西夏的战事才是刚刚开始。
唐朝结束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各小国家林立，各小政权争夺不定，乱世出英雄，党项族平夏部的李思恭因参与平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夏国公、拜夏州节度使，管辖夏（陕西靖边县）、绥（今陕西省绥德县）、银（今陕西省榆林境）、宥（今陕西省靖边境）、静（今陕西省米脂境）五州地区。即为西夏之肇始。到了宋仁宗朝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一改其父的“依辽和宋”的国策，称帝，国号夏。从康定元年（1040年）到庆历二年（1042年）的三年中，宋、夏接连三次大战，宋军皆先胜后败。但西夏自身亦伤亡惨重，国力消耗巨大，于是宋、夏议和，：夏向宋称臣，宋每年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
与辽、西夏虽然均都议和，虽无战争，但终是敌对状态，宋朝长时间在边境维持大量的军力来与两国对峙，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再加上给辽、西夏的岁币也是巨大的负担。
内患
冗官。宋朝的 “重文抑武“政策使优待文人成了基本国策。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考中进士就能做官，不像前朝中进士后还得需吏部的考核才能当官。文人还有隆重的恩荫制度，有贡献的文官，准许他们推荐人员出来当官，可以荫子荫孙，荫大功，有的时候还能荫到异姓亲属、门客。造成官员越来越多。
冗兵。由于宋朝对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极为忌惮，宋朝初建时，所辖之地仍有数个藩镇存在，所以宋朝除了防范辽、西夏之外，还要防范藩镇。所以宋朝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军力。到英宗1064年至平时，兵力甚至达到116.2万人，如果按照在他之后宋徽宗时全国拥有壮年4600万人计算，全国每100个壮年劳力里就有2名当兵的，这些冗兵的存在既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又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财政负担大。庞大的文官队伍、巨量的军队兵员，以及对两者优厚的福利待遇，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仁宗时财政收入与太宗时候相比，数量增加了6倍，但在太宗时期还能够盈余大半，而这时却不够用。
这些外忧内患就是需要范仲淹他们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而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则是针对这些问题所拿出的具体举措：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这些举措从治理吏治着手，通过举荐人才、发展农业、加强军事、强调执行、减轻徭役，如果真的能落实到位，推行到底，没准真的能解决了大宋所存在的诸多内患，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历史就此改写。
但是，让范仲淹他们最顾虑的，也是最终造成改革失败的原因、更是最大的内患，则是宰相说话不管用！
被极度弱化的相权
其实在开篇时所讲的取消宰相坐论之权以及决策之权就已经彰显出来宋朝对宰相的态度：削权。
设谏院，剥夺宰相的谏议权。谏官制度始于秦汉，在隋唐时期属门下省、中书省，是宰相的僚属，有给事中、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等，掌提醒天子得失之职。而在宋代，废除三省制度，这些言官则脱离开宰相而独立设置了谏院。进入谏院的都是在当时最有才华之人，学术与个人品德都要具备，在谏院经历不到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登临台辅。
谏官以言为职，要想工作有“业绩”，就要时常发出谏言，天子不能天天听你的谏言吧，于是这些言官就把谏言的对象转向了宰相。宰相欲有作为，势必招谏官之指责和攻击。发展到后来，宰相和谏官之间就形成了两个势同水火对立的两股势力。
置枢密院，宰相从此不知兵事。宋朝时宰相办公场所为政事堂，与枢密院并称为“两府”。宰相管文事，枢密管武事。宋太宗命曹彬取幽州，而宰相李昉等人都不知道。在伐辽国的时候，有一天六次召集枢密院议事，根本就不通知政事院。
财务归三司，宰相管不了钱、物。作为管理国家财政以及财政运转的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在唐朝均为宰相管理。而在宋代则三司脱离了相权，由皇帝直接管理。这些财物的运行状况，宰相根本不知晓。
设立审官院，去除宰相人事权。宰相之权，除了兵、财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举荐、选用、提拔人才了，但“太宗皇帝始用赵普，议置考课院以分中书之权，今审官是也”。在宰相能管的吏部之外，单独设立审官院考核、使用官员，宰相的用人之权也自此消失。
谏议权、兵事、财务事、人事这些权力都自宰相所管理的范围内剥夺出来，宰相除了进行谋划、建议之外，已无任何实权，管不了任何事，所以也就没有人落实宰相提出的改革方案。不但如此，以跟宰相平级的谏院为首的谏官和大臣们，特别是那些宋代冗官、冗兵等弊政的既得利益者们，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一拥而上，进行批判、攻击，甚至在暗地里告黑状、下黑手。但任何改革都需要时间才能见到效果，在皇帝急功近利的心情之下，往往听从了这些谏言者、大臣的攻讦改革之言朝令夕改，从而使得改革失败。
无论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30年后王安石的熙宁新法，尽管所进行的改革内容有所差异，但造成失败的最基本原因则是相同的，都是相权极端弱化、侵害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再加上改革需要的时间太长，皇帝急切的要见到效果等等。正如后来元朝时所修的《宋史》所说的那样：
“大国制用，如巨商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未几，即区区然较得失，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瘉于前，其后又复訾之如前。上之为君莫之适从，下之为民无自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
意思是，大国的一些制度、政事，要跟巨商理财一样，不能要求在短时间内就见到效果，而是要追求长远的利益。宋朝的君臣所犯的毛病就是急切推出一件事情，但没过多长时间，就计较一些小小的得失，随之废除了。然后又要进行新的改革，又像之前废除。皇帝和朝廷经常这么做，那么人民也就失去了信心并抵触新政策的落实。众多次的改革造成了更多的混乱，就影响到了国家的根本了。这就是对宋代的历次改革失败最好的注脚。
唐明国亮
无论什么样的改革都是必然要触碰到一些人利益的，在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对于改革有人反对、敌对也是正常现象，所以这是不能作为宋朝两次改革失败的原因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改革失败了的呢？
庆历三年（1043年），被后世史家誉为“为人君，止于仁”的宋仁宗赵祯，有感于与辽、夏交侵，宋朝抵抗乏力，并且国家财政濒临崩溃的状况。把在地方有着丰富政务经验、与西夏战争中表现优异的范仲淹调回京师，与富弼、韩琦一起拜为宰相，之后多次催促他们尽快拿出具体的使国家强大之策，而出身贫苦、身怀大志、想以一身所学报国的范仲淹与其他的几位宰相在这个时候却犹豫了，他们深刻认识到：事有后先，革弊与久安，非朝夕可能。朝廷积弊已久，如果改革必然会影响当前还算安定局面，况且改革的效果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见到的。还是要慎重为好。
但在这一年的的秋天，宋仁宗亲笔诏书：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请范仲淹等几位宰相一起当面疏奏。范仲淹等惶恐万分，无奈只得答应，随后范仲淹拟定了《答手诏条陈十事》，这就是所谓的“庆历新政”。
那么话说回来，究竟是什么样的局面使得范仲淹等人顾虑万分，而对皇帝的召对赐座又惶恐，然后只能答应了呢？
皇帝召对赐座的意味。
《续资治通鉴·宋纪一》：“旧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常从容赐茶乃退。”在宋代之前宰相上殿议事，是有座位有茶喝的，谓之坐论。而到了宋代初年，宰相的这个待遇被废掉了，在大殿上站立奏对。就连宰相的一些决策权也予以废掉，有了事情，宰相考虑成熟之后写出奏折呈请皇帝决定后，再按皇帝批示的意见拟旨， “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开天章阁，给范仲淹等人赐座、并给笔墨纸砚、现场商讨国是，这是给了他们最大的荣誉和礼遇，是按照古时候宰相的待遇来对待他们的。所以这才让他们感到十分的惶恐，注意并不是感动和喜悦，因为在宦海沉浮多年的他们早已看清了大宋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存在的巨大的弊病，所有这些都让他们空有报国之志，而不敢有太多的报国之举，这也正是他们的顾虑所在。但皇帝的诚意在那里了，如果要再不有所行动，那就是不识抬举，被朝野诟病不说，也与自己的远大志向是相违背的。只能不畏艰难，勇于推行改革了。
宋朝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存在的弊病
外忧
自然是与辽、西夏两国的关系。宋仁宗朝主要是与西夏的战争，与辽国的战争在他的父亲在位时已经解决完毕，签定了澶渊之盟，宋朝每年送给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打不过人家“花钱买平安”虽然显得有些丢人，但毕竟换来了和平。而与西夏的战事才是刚刚开始。
唐朝结束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各小国家林立，各小政权争夺不定，乱世出英雄，党项族平夏部的李思恭因参与平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夏国公、拜夏州节度使，管辖夏（陕西靖边县）、绥（今陕西省绥德县）、银（今陕西省榆林境）、宥（今陕西省靖边境）、静（今陕西省米脂境）五州地区。即为西夏之肇始。到了宋仁宗朝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一改其父的“依辽和宋”的国策，称帝，国号夏。从康定元年（1040年）到庆历二年（1042年）的三年中，宋、夏接连三次大战，宋军皆先胜后败。但西夏自身亦伤亡惨重，国力消耗巨大，于是宋、夏议和，：夏向宋称臣，宋每年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
与辽、西夏虽然均都议和，虽无战争，但终是敌对状态，宋朝长时间在边境维持大量的军力来与两国对峙，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再加上给辽、西夏的岁币也是巨大的负担。
内患
冗官。宋朝的 “重文抑武“政策使优待文人成了基本国策。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考中进士就能做官，不像前朝中进士后还得需吏部的考核才能当官。文人还有隆重的恩荫制度，有贡献的文官，准许他们推荐人员出来当官，可以荫子荫孙，荫大功，有的时候还能荫到异姓亲属、门客。造成官员越来越多。
冗兵。由于宋朝对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极为忌惮，宋朝初建时，所辖之地仍有数个藩镇存在，所以宋朝除了防范辽、西夏之外，还要防范藩镇。所以宋朝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军力。到英宗1064年至平时，兵力甚至达到116.2万人，如果按照在他之后宋徽宗时全国拥有壮年4600万人计算，全国每100个壮年劳力里就有2名当兵的，这些冗兵的存在既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又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财政负担大。庞大的文官队伍、巨量的军队兵员，以及对两者优厚的福利待遇，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仁宗时财政收入与太宗时候相比，数量增加了6倍，但在太宗时期还能够盈余大半，而这时却不够用。
这些外忧内患就是需要范仲淹他们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而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则是针对这些问题所拿出的具体举措：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这些举措从治理吏治着手，通过举荐人才、发展农业、加强军事、强调执行、减轻徭役，如果真的能落实到位，推行到底，没准真的能解决了大宋所存在的诸多内患，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历史就此改写。
但是，让范仲淹他们最顾虑的，也是最终造成改革失败的原因、更是最大的内患，则是宰相说话不管用！
被极度弱化的相权
其实在开篇时所讲的取消宰相坐论之权以及决策之权就已经彰显出来宋朝对宰相的态度：削权。
设谏院，剥夺宰相的谏议权。谏官制度始于秦汉，在隋唐时期属门下省、中书省，是宰相的僚属，有给事中、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等，掌提醒天子得失之职。而在宋代，废除三省制度，这些言官则脱离开宰相而独立设置了谏院。进入谏院的都是在当时最有才华之人，学术与个人品德都要具备，在谏院经历不到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登临台辅。
谏官以言为职，要想工作有“业绩”，就要时常发出谏言，天子不能天天听你的谏言吧，于是这些言官就把谏言的对象转向了宰相。宰相欲有作为，势必招谏官之指责和攻击。发展到后来，宰相和谏官之间就形成了两个势同水火对立的两股势力。
置枢密院，宰相从此不知兵事。宋朝时宰相办公场所为政事堂，与枢密院并称为“两府”。宰相管文事，枢密管武事。宋太宗命曹彬取幽州，而宰相李昉等人都不知道。在伐辽国的时候，有一天六次召集枢密院议事，根本就不通知政事院。
财务归三司，宰相管不了钱、物。作为管理国家财政以及财政运转的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在唐朝均为宰相管理。而在宋代则三司脱离了相权，由皇帝直接管理。这些财物的运行状况，宰相根本不知晓。
设立审官院，去除宰相人事权。宰相之权，除了兵、财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举荐、选用、提拔人才了，但“太宗皇帝始用赵普，议置考课院以分中书之权，今审官是也”。在宰相能管的吏部之外，单独设立审官院考核、使用官员，宰相的用人之权也自此消失。
谏议权、兵事、财务事、人事这些权力都自宰相所管理的范围内剥夺出来，宰相除了进行谋划、建议之外，已无任何实权，管不了任何事，所以也就没有人落实宰相提出的改革方案。不但如此，以跟宰相平级的谏院为首的谏官和大臣们，特别是那些宋代冗官、冗兵等弊政的既得利益者们，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一拥而上，进行批判、攻击，甚至在暗地里告黑状、下黑手。但任何改革都需要时间才能见到效果，在皇帝急功近利的心情之下，往往听从了这些谏言者、大臣的攻讦改革之言朝令夕改，从而使得改革失败。
无论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30年后王安石的熙宁新法，尽管所进行的改革内容有所差异，但造成失败的最基本原因则是相同的，都是相权极端弱化、侵害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再加上改革需要的时间太长，皇帝急切的要见到效果等等。
但是，大国的一些制度、政事，要跟巨商理财一样，不能要求在短时间内就见到效果，而是要追求长远的利益。宋朝的君臣所犯的毛病就是急切推出一件事情，但没过多长时间，就计较一些小小的得失，随之废除了。然后又要进行新的改革，又像之前废除。皇帝和朝廷经常这么做，那么人民也就失去了信心并抵触新政策的落实。众多次的改革造成了更多的混乱，就影响到了国家的根本了。这就是对宋代的历次改革失败最好的注脚。
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
一，变法事先缺乏宣传，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在变法的反对阵营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
二，政策执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例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若是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归于保守派的破坏和改革派的失误，似过于简单了一些。因为，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歧来解释改革的失败，有违历史真实。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为相，执掌朝纲，决定对吏治进行整顿。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的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三 冗三费是改革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变动，就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参与政治的广大知识分子开刀，打破他们的铁饭碗，所以，改革将要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官僚层，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失败的必然
仁宗下诏取消新政是对下猛药进行改革产生了怀疑，其实，仁宗这样做是必然的，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还是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
这里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养士大夫的国策。北宋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统治者却从五代历史汲取了消极教训，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国家不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人为的制造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局面以维护其统治。实行更戍法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
仁宗罢黜范仲淹的一个原因是范仲淹带过兵，有军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党之议，仁宗也知道这是臣下在互相攻击，但范仲淹确实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个士大夫阶层比起来，一个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爱啊。
所以，庆历新政失败是必然的，是北宋政府体制决定的。扼杀改革的是体制，而非所谓保守派。
当代曹植
改革这个事情即使在当今社会也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成功的。不光是宋朝，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改革都是以失败告终。
第一点、封建社会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见效慢，遇到的抵触也很强烈。
第二点、所有自上而下的改革都会触发党争，而且很大几率发展为不择手段的党政非常可怕，会严重影响社会，因为改革势必触及他人的利益，这个他人是和改革者同朝为官的人，大家想象一下，你的改革伤及我的利益，我不愿意这个改革实行下去势必会拉拢说服和我一样利益受损的人一起来反对这个改革。这样一来就发展成了党争，失败的一方下场一般都不会太好。
第三、归根结底改革成功与否其实与社会形态、国民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当今改革大多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以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本发起的改革才能长久安稳。
机智的王小千
宋朝自建立后，改革的次数很多，但每次改革都没有成功。这或许就是北宋灭亡的“根源”，既然北宋没有改革成功，宋人南迁后，南宋也不可能继续改革，这就是宋朝的命运。
宋朝历次改革中，最为关键一次改革是，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在位时的一次改革。这项改革找准了“短板”，也找对了改革的切入点，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背景
1022年，宋乾兴元年，赵恒驾崩，其子赵祯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宋仁宗。但宋仁宗继位之初的大权并未掌握在他的手里，而是由宋真宗的刘皇后控制。宋朝女人当权也不少，但没有一个有武则天那样的能力。刘皇后把握大权后，任用了王曾、王钦若、张知白、张士逊、吕夷简等人为宰相，朝政依旧按以往的旧例进行。但旧政弊端显露出来，那就是“守内虚外”，这项决策让宋朝矛盾加剧。因为“守内”致使宋朝官僚阶层不断增加，官员数量多，办事效率低下。最为要命的是军队将与兵比例拉大，将官增加，导致作战能力低下，而朝廷要养活这些官员需要花费大量的银两，导致国库吃紧。
都说宋朝富有，但也搁不住如此大量花销。为了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宋朝不得不增加赋税，这就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老百姓怨声载道，反抗斗争不断发生。而此时辽与西夏互相呼应，严重威胁了宋朝北部和西北的边境稳定，此时宋朝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用心理学解读史料
宋朝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次改革，比王安石改革意义大，为何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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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自建立后，改革的次数很多，但每次改革都没有成功。这或许就是北宋灭亡的“根源”，既然北宋没有改革成功，宋人南迁后，南宋也不可能继续改革，这就是宋朝的命运。
宋朝历次改革中，最为关键一次改革是，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在位时的一次改革。这项改革找准了“短板”，也找对了改革的切入点，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背景
1022年，宋乾兴元年，赵恒驾崩，其子赵祯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宋仁宗。但宋仁宗继位之初的大权并未掌握在他的手里，而是由宋真宗的刘皇后控制。宋朝女人当权也不少，但没有一个有武则天那样的能力。
刘皇后把握大权后，任用了王曾、王钦若、张知白、张士逊、吕夷简等人为宰相，朝政依旧按以往的旧例进行。但旧政弊端显露出来，那就是“守内虚外”，这项决策让宋朝矛盾加剧。因为“守内”致使宋朝官僚阶层不断增加，官员数量多，办事效率低下。最为要命的是军队将与兵比例拉大，将官增加，导致作战能力低下，而朝廷要养活这些官员需要花费大量的银两，导致国库吃紧。
都说宋朝富有，但也搁不住如此大量花销。为了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宋朝不得不增加赋税，这就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老百姓怨声载道，反抗斗争不断发生。而此时辽与西夏互相呼应，严重威胁了宋朝北部和西北的边境稳定，此时宋朝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1033年，刘太后死后，仁宗才正式控制朝政，但此时宋朝内部矛盾十分突出，而且有激化趋势。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宋朝南京（商丘）、京东、郑州、许州、滑州、解州、池州、清平军（山东章丘）、临江军（江西清江西）、建昌军（江西南城）、桂阳监（今湖南桂阳）及夔州、峡州等地，先后爆发了不同形式的起义，规模有大有小。其中最大的反抗斗争就是庆历三年沂州虎翼军卒王伦率众哗变，杀了巡检使朱进，“转斗千余里”，“如履无人之境”。
同年，京西、陕西两路又发生了张海、郭貌山领导的农民起义，于黄河至汉水流域杀戮贪官污吏，“散钱帛与其党及贫民”。随后在荆糊南路瑶、汉百姓的起义，“平人惊惧，尽起为盗”。还有河北王则的起义。这一系列的起义震动了北宋朝野，《欧阳文公集》记载：“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形容此时的宋朝起义很贴切。此时宋朝官僚阶层当然看到社会的不满，也意识到危机，于是就建议仁宗改革。
序幕
对于宋朝存在的问题，在起义之前，一些地方官僚中的有识之士就已经进行了局部改革，比如大理寺丞郭谘和秘书丞孙琳在沼州肥乡县就试着推行“千步方田法”，基本上改变了“田赋不父亲，岁久莫能治”的局面。但更多的官僚则是观望，希望朝廷能有所动作。庆历三年，仁宗下令罢免枢密使吕夷简的职务，随后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让三人同时以宰相之职执政。又任使欧修、蔡襄、王素、余靖为谏官。为扫除天下大乱，仁宗让新任职的官员，尽快拿出改革方案。
范仲淹是江苏吴县人，宋大中八年的进士，他对宋朝的弊端看得很透彻，也到实践中感受到宋朝积弊。
1025年时，范仲淹任大理寺丞时，就向守仁宗建议改革“恩荫冗滥之弊”。但宋仁宗没有亲政，不敢做这样大的改革决心。1027年，范仲淹再次向宋仁宗提出《上执政书》，他批评了宋朝存的粉饰太平的剖一，他认为“兵久不用，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国用不弃，贤才乏匮”等问题。但宋仁宗也没在意。1030年，范仲淹到河中府任职，他依旧没有忘记改革，他再次上疏请示裁并州县，减轻差役，为老百姓减轻养这些官僚的税赋。但这次建议依旧没能引起朝廷的重视，但随着宋朝各地起义不断，一些大臣才转而支持范仲淹的改革，他们认为范仲淹：“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这是《欧阳文公文集》记载。
欧阳修、富弼、余靖等年轻官员，对范仲淹的改革表示支持，他们不满吕夷得等人守旧做法。
1035年，范仲淹升任权知开封府，他再次向仁宗改革，但他反对吕夷简擅权，遭到降职，出知江西饶州、润州、越州（浙江绍兴）。1036年，吕夷简等守旧权臣，又把范仲淹、欧阳修、尹洙等人定性为“朋党”，以此打压朝廷内要求改革的声音。一些大臣不敢说话。直到庆历初年，宋朝内外问题太多了，吕夷简根本应付不过来，但此时朝廷中要求改革声音很多，仁宗下令重新起用范仲淹为宰相。从此拉开改革的序幕。宋朝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次改革，比王安石改革意义大，为何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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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自建立后，改革的次数很多，但每次改革都没有成功。这或许就是北宋灭亡的“根源”，既然北宋没有改革成功，宋人南迁后，南宋也不可能继续改革，这就是宋朝的命运。
宋朝历次改革中，最为关键一次改革是，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在位时的一次改革。这项改革找准了“短板”，也找对了改革的切入点，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背景
1022年，宋乾兴元年，赵恒驾崩，其子赵祯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宋仁宗。但宋仁宗继位之初的大权并未掌握在他的手里，而是由宋真宗的刘皇后控制。宋朝女人当权也不少，但没有一个有武则天那样的能力。
刘皇后把握大权后，任用了王曾、王钦若、张知白、张士逊、吕夷简等人为宰相，朝政依旧按以往的旧例进行。但旧政弊端显露出来，那就是“守内虚外”，这项决策让宋朝矛盾加剧。因为“守内”致使宋朝官僚阶层不断增加，官员数量多，办事效率低下。最为要命的是军队将与兵比例拉大，将官增加，导致作战能力低下，而朝廷要养活这些官员需要花费大量的银两，导致国库吃紧。
都说宋朝富有，但也搁不住如此大量花销。为了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宋朝不得不增加赋税，这就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老百姓怨声载道，反抗斗争不断发生。而此时辽与西夏互相呼应，严重威胁了宋朝北部和西北的边境稳定，此时宋朝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1033年，刘太后死后，仁宗才正式控制朝政，但此时宋朝内部矛盾十分突出，而且有激化趋势。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宋朝南京（商丘）、京东、郑州、许州、滑州、解州、池州、清平军（山东章丘）、临江军（江西清江西）、建昌军（江西南城）、桂阳监（今湖南桂阳）及夔州、峡州等地，先后爆发了不同形式的起义，规模有大有小。其中最大的反抗斗争就是庆历三年沂州虎翼军卒王伦率众哗变，杀了巡检使朱进，“转斗千余里”，“如履无人之境”。
同年，京西、陕西两路又发生了张海、郭貌山领导的农民起义，于黄河至汉水流域杀戮贪官污吏，“散钱帛与其党及贫民”。随后在荆糊南路瑶、汉百姓的起义，“平人惊惧，尽起为盗”。还有河北王则的起义。这一系列的起义震动了北宋朝野，《欧阳文公集》记载：“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形容此时的宋朝起义很贴切。此时宋朝官僚阶层当然看到社会的不满，也意识到危机，于是就建议仁宗改革。
序幕
对于宋朝存在的问题，在起义之前，一些地方官僚中的有识之士就已经进行了局部改革，比如大理寺丞郭谘和秘书丞孙琳在沼州肥乡县就试着推行“千步方田法”，基本上改变了“田赋不父亲，岁久莫能治”的局面。但更多的官僚则是观望，希望朝廷能有所动作。庆历三年，仁宗下令罢免枢密使吕夷简的职务，随后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让三人同时以宰相之职执政。又任使欧修、蔡襄、王素、余靖为谏官。为扫除天下大乱，仁宗让新任职的官员，尽快拿出改革方案。
范仲淹是江苏吴县人，宋大中八年的进士，他对宋朝的弊端看得很透彻，也到实践中感受到宋朝积弊。
1025年时，范仲淹任大理寺丞时，就向守仁宗建议改革“恩荫冗滥之弊”。但宋仁宗没有亲政，不敢做这样大的改革决心。1027年，范仲淹再次向宋仁宗提出《上执政书》，他批评了宋朝存的粉饰太平的剖一，他认为“兵久不用，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国用不弃，贤才乏匮”等问题。但宋仁宗也没在意。1030年，范仲淹到河中府任职，他依旧没有忘记改革，他再次上疏请示裁并州县，减轻差役，为老百姓减轻养这些官僚的税赋。但这次建议依旧没能引起朝廷的重视，但随着宋朝各地起义不断，一些大臣才转而支持范仲淹的改革，他们认为范仲淹：“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这是《欧阳文公文集》记载。
欧阳修、富弼、余靖等年轻官员，对范仲淹的改革表示支持，他们不满吕夷得等人守旧做法。
1035年，范仲淹升任权知开封府，他再次向仁宗改革，但他反对吕夷简擅权，遭到降职，出知江西饶州、润州、越州（浙江绍兴）。1036年，吕夷简等守旧权臣，又把范仲淹、欧阳修、尹洙等人定性为“朋党”，以此打压朝廷内要求改革的声音。一些大臣不敢说话。直到庆历初年，宋朝内外问题太多了，吕夷简根本应付不过来，但此时朝廷中要求改革声音很多，仁宗下令重新起用范仲淹为宰相。从此拉开改革的序幕。1041年9月，仁宗招大臣到天章阁议事，范仲淹、富弼两人联名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一套改革的最初蓝本：“一曰明黜陟，提倡依官吏政绩决定升迁罢黜。二曰抑侥幸，限制官僚子弟依据恩荫充官。三曰精贡举，变更学校传习之业及科举取士之法，应‘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四曰择长官，重视对地方官吏的择选，而使政令下达，杜绝扰民。五曰均公田，均定官所占职田的收入。六曰厚农桑，主张重视农业生产，修复水利，以利财政收入。七曰修武备，建议招募强壮之丁，以充京畿卫士，令三时务农，一时教战。既可省兵费，又益京师防卫。八曰减徭役，提出合并州县，以利减轻户少之州县百姓的赋役负担。九曰覃恩信，要求朝廷及地方官员要恪守职责，严格执行皇帝及朝廷所颁大赦等恩惠，以取信于民。十曰重命令，即慎重订立条法，一经颁行，各级官吏必须照章遵守执行。”
范仲淹提出这10条改革方案，包括各个方面，很实用。庆历三年仁宗下诏书全国实行，这就是历史上“庆历新政”。在新政实施中，富弼还上书当事之条10多条及安边13策，韩琦也前后上书陈述了改革中的15件事，这些都是范仲淹改革方案的补充。其实庆历新政改革的核心就是整顿吏治，缓和社会矛盾，稳定宋朝秩序。庆历三年10月开始，宋朝就着手对吏治进行整顿，先是中书省、枢密院长官选配的各路转运使。范仲淹在选配转运使上很慎重，他制定严格的条件“凡是庸碌无能之辈，一律免去，最后选定张温之到河北、王素到淮南、沈邈到京东、施昌言到河东、李绚到京西，实地考察各地的政绩。”
对于范仲淹的改革，富弼最初有疑虑，他认为把庸才免官，会不会出现悲泣之感。范仲淹则坚持认为，如果任由这些官员贪赃枉法，则本路百姓将受其剥削。
不久皇帝下令由中书省、枢密院共同选配各路转运使和提刑按察使，重新恢复设置各路转运使司判官。又过段时间，再次让两部门发布施行“新定磨勘式”，作为考核官员及官吏的依据。还定了“荫补法”，下令限制职田数额。但庆历新政触动了官僚地主阶层的特权及利益，他们必然要反对。部分守旧官员指责改革，并暗中刁难，有的甚至公开反对。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章得象对新政极为不满，他支持部分御史台谏官，攻击和诽谤范仲淹等改革派及新政推行，甚至又诬陷改革派为朋党，“欺罔擅权”、“怀奸不忠”等都用上了。
枢密使夏竦则令其女仆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写的废立皇帝的诏书，诬蔑富弼要废仁宗，另立为帝。守旧势力的破坏，让范仲淹的改革遭到阻力，难以推行。
庆历四年，范仲淹借“秋防”之名离开进行，宣抚陕西、河东两地。同年八月富弼宣抚河北。两个改革先锋离开朝廷后，成了守旧派的天下，他们想尽办法反对改革，还编织各种罪名，把支持新政的官员贬出朝廷。此时宋仁宗也受到来自守旧派的压力，他不得不向守旧派妥协，下令“试朋党相讦，及按察恣为苛刻、文人肆言行怪者。”庆历五年，范仲淹被罢相，不久皇帝下令罢“京朝官用保任叙迁法”，又罢“荫补限年法”。韩琦也遭罢相，欧阳修等人也被贬出朝廷。又以苛刻之名，把各路转运使、司判官、按察使等取消罢免。惩治贪官有成效的江南转运使杨绂、判官王绰、提点刑狱王鼎被诬蔑为“江东三虎”也被贬官。在守旧势力的陷害打击下，改革派官员人人自危，“皆惧谗畏祸，不敢挺然当国家之事”。守旧派官员再次控制朝政，基本上废止了新政措施，依旧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为解决朝廷庞大的开支，满足皇室及官员的挥霍浪费，守旧派拼命搜刮百姓，根本不顾百姓的死活。结果是府库仍旧空空如也，社会矛盾继续派化。
皇祐四年，范仲淹病逝，此后不久，原来参与改革的官员虽然大部分被启用，比如富弼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韩琦任枢农牧民使。不过两人再次升官，欧阳修也被任命为枢官副使，但虽然改革派官员再度复官，却已经没有改革的动力，他们处于守旧与保守之中，不敢再提改革之事。宋朝这次改革失败，为后来熙宁变法带来前奏，但却带来严重后果。因为改革没成功，宋朝没有养兵的钱，致使军队训练荒废，长此以往军队没有钱训练，而且军士薪酬低，打仗根本没有动力，为后来北宋灭亡埋下伏笔。
源于黎姓
大伙们可以说出了若干条。实际上中国历史的改革几乎全失败了。
为什么呢？改革实则就是利益的再分配。也就是国家（君主）与士大夫（地主阶级）、普通百姓的利益再分配。改革的目的是国家、百姓得利，士大夫（地主阶级）让利。
士大夫掌控话语权，改革的落实需要官们去推动，而官实际上就是与士大夫（地主阶级）一体，所以说官僚地主阶级会一致对敌，反对抵抗搅混，地主阶级不会用自己的手（官僚）去砍自己的脚（经济），最终皇权退让，官僚地主阶级胜利，改革失败。
亮羽飞云99
纵观历史，个人对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是存在的，但是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个人只能顺应时代方向来做事，而不能逆转时代车轮和洪流。
从这个角度出发，不应去苛责仁宗皇帝，有宋一代改革屡试屡败的深层次原因并不在皇帝或官僚群体，而是时代因素使然。自南北朝以来，包括北魏六镇、府兵制度、边疆羁縻制度等都深刻影响之后各个朝代的兴衰荣辱，宋代的命运密码早已经确定，自身无法跳出时代发展规律的轨道，改革所需的时代因素也完全不具备，无论如何变革都只是稍稍延缓历史前进的样貌，但不会改变最终的结果。
宋代创始人太祖皇帝在历史局限性下做了最好的顶层设计，由于历史原因，“三yong”问题是无法避免的，强干弱枝等政策在保卫皇权、抑制大规模农民起义方面也起到了效果，然也带来了诸多先天后遗症。
每个时代都会孕育出一个能够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政权组织方式，朝代更替均是由此驱动，元代宋、明代元、清代明等莫不如是，不为人的意志而转移。清代的组织方式是古典帝国框架下最大的承载容量了，当中华和世界联网上线之后，清朝这个操作系统也无法适配了。
文旅投资刘志敏
所谓改革成功，就是成功的改善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改革也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调整，一定会有人获利，也一定会导致一些人的利益，暂时受损。
宋朝的几次改革，都不是着眼于改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宋朝的改革，导致一些社会主要利益集团受损，对社会基层民众也没多大帮助。宋朝的改革，只是给宋朝皇帝带来了一些经济利益而已。
宋朝改革，为一家之利，而损众人之利，所以权贵们反对，百姓也不怎么支持，失败是必然。宋室最终为挽回天下人心，只好做出让步，放弃改革。
鬼影147951010
宋朝的改革过于冒进，并且改革没有考虑民生和百姓利益，其最终结果必然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