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享遊
一) 變法事先缺乏宣傳，導致在變法的過程中無法吸引到優秀的人才。在變法的反對陣營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經過足夠的宣傳說服後應該是可以被吸收進變法陣營中的。
(二) 政策執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實行，與理想相去懸絕。如果貧困民戶自願請貸官錢，尚有可說，但實際上是地方官強迫農民五家互保後在逐家派定數目，稱為散青苗，地方官為了保障秋後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對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貧下之戶，蓋怕貧下戶無力償還，這還談什麼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這數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負擔的。政策執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合適的人材推行新法
(三) 剛愎自用——王安石性剛，與神宗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神宗每為之改容聽納。創行變法之初，司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安石覆書抗議，深不以為然，二人本是極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從此畫地絕交。例如，蘇軾本來是擁護新法的最好人選，但蘇軾的很多正確的意見也未能被王安石採納。
失敗的原因
將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歸於保守派的破壞和改革派的失誤，似過於簡單了一些。因為，用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政治分歧來解釋改革的失敗，有違歷史真實。
慶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名臣為相，執掌朝綱，決定對吏治進行整頓。范仲淹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旗幟鮮明的提出整頓冗官，任用賢能。三 冗三費是改革所要打擊的主要目標。而裁減冗官，精簡機構是改革的核心內容。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變動，就是要改變趙匡胤恩養士大夫的祖制，向參與政治的廣大知識分子開刀，打破他們的鐵飯碗，所以，改革將要觸動的不是少數人的利益，而是整個士-官僚層，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失敗的必然
關斑竹提及仁宗下詔取消新政是對下猛藥進行改革產生了懷疑，其實，仁宗這樣做是必然的，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自己的統治基礎，所以，還是因循守舊，以穩定為大局。這裡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養士大夫的國策。北宋統一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但統治者卻從五代歷史汲取了消極教訓，那就是武人跋扈於國家不利，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將，其辦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實行更戍法，人為的製造將不知兵，兵不識將的局面以維護其統治。實行更戍法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國防，而廢除慶曆新政，則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改革。仁宗罷黜范仲淹的一個原因是范仲淹帶過兵，有軍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黨之議，仁宗也知道這是臣下在互相攻擊，但范仲淹確實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個士大夫階層比起來，一個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愛啊。
所以，慶曆新政失敗是必然的，是北宋政府體制決定的。扼殺改革的是體制，而非所謂保守派。
戰鬥大黃蜂
范仲淹朝廷改革。
一、改革目的——抑制“三冗”。
宋仁宗急於改革，是因為“三冗”問題負擔太重！所謂“三冗”就是：
一是“冗官”。宋朝因為得國不正，總是擔心臣子效仿，在吸取唐朝藩鎮割據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想方設法對臣子朝廷分權，進而產生“冗官”。冗官產生的具體原因有：機構重複設置，機構多；兵將分離造成帶兵的多；科考取仕多； “恩蔭”氾濫；“買官”成風。
二是“冗兵”。兵將分離導致將對兵的訓練、管理不到位，從而造成兵員素質下降。質量下降就從數量上來彌補，自然就造成了“冗兵”。
三是“冗費”。官多、兵多，自然各種開支費用就大；另外，宋朝實行募兵制，軍餉就是天文數字。澶淵之盟與西夏方兒以後，每年要貢給遼國、西夏大量的歲幣、絹匹，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造成了“冗費”。
二、改革舉措——范仲淹改革十策。
宋仁宗當時有銳意進取之心，多次詢問范仲淹當世之事，有意實行改革。范仲淹認為朝政積弊較深，不是朝夕就能改變的，因此並沒有下定決心提出改革方案。但宋仁宗親自手寫詔書賜范仲淹，並把范仲淹、富弼約到天章閣內，準備好筆墨紙硯，讓他們當面寫出方案：
《宋史.列傳七十三》：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帝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帝再賜手詔督促，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於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言十事：
宋仁宗這是“趕鴨子上架”，讓本來就“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只能迎難而上！范仲淹很快拿出了改革方案，即《答手詔條陳十事》，（以下引用均來自《宋史.列傳七十三》）：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
就是明確官員的升降問題，沒有大功勞大善舉不能升遷。二府內外在職人員至少要幹滿三年才能考慮升遷；在京各衙門的官員如果不是推選或科舉而任職的，至少要幹滿五年，才能進行升遷考核……這是針對宋朝當官滿三年，不管有沒有業績，一般都要升遷的舊習慣而提出的改革舉措。
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
這一條是針對“恩蔭”制度的弊端而發的。所謂乾元節就是宋仁宗的生日，在皇帝生日這天，是要開恩蔭的，范仲淹建議少卿、監以上的職位乾元節恩補可以去掉。正郎以下的官必須幹滿兩年以上的才能讓子孫“接班”。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龍圖閣等館閣，大臣們不得推薦自己的子弟擔任。
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
這一條是針對科舉弊端而言的，認為進士應該先考策論，然後再考詩賦。策論寫得好、詩賦寫得差一點的為優等生，策論寫得一般、詩賦寫得好的為次等生。優等生直接給出擬授官職，次等生等待進一步選拔。范仲淹建議讓進士名實相符。
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
范仲淹認為刺史、縣令這些職位與百姓休慼與共。建議重要崗位由上級主管部門提名推舉，然後幹部部門考察這些被推舉的人歷任業績，根據舉薦的多少和業績考核結果，擇優錄用。
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
范仲淹則認為只有“厚祿養賢”， 才能減少外任官員貪腐，清廉的地方官才能管理好地方。真宗時定下的職田不應取消，而是需要公平分配。
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
宋朝因為冗官、冗兵的弊政，全國人民都熱衷於當官和當兵，所以對立國之本的農業反而輕視了。范仲淹希望朝廷下大力氣發展農業，派專人興修水利，讓農業成為立國之本。
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為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
這一條是針對“募兵制”的弊端而提的。范仲淹建議，恢復府兵制，招募壯丁，作為正兵，一年四分之三的時間種田，四分之一的時間訓練。並建議先在京畿的軍隊中試行，有效果了再推行到其它地方。
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置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
宋朝三年京郊祭祀頒佈的惠及百姓的“恩澤”往往被地方官員“打折”，使皇恩不能落實。因此，范仲淹建議對“貪汙”恩澤的官員要嚴懲，並且每次恩信下去時，同時派人到各地巡查，推動皇恩落實。
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
宋仁宗時候的法律，制定與頒佈的時候都很草率，頒佈了沒法執行，造成了朝令夕改的現象。同時，法律條款很多，許多也沒法一一落實。范仲淹建議，對法律條款數量要少而精，容易執行。法律制訂時要反覆協商，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確保不會出現朝令夕改現象。
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為鎮，並使、州兩院為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
范仲淹認為宋朝比唐朝人口少，縣卻沒有減少，各級地方官吏也沒有減少，還增多，底層的勞動人民的賦稅、徭役都比唐朝多出好幾倍。范仲淹建議，壓縮縣級編制，精減縣級辦事人員，多餘的人回去務農，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富起來。
范仲淹這改革十策，前五條和最後一條都是和吏治有關，核心都是汰減“冗官”；一條是關於農業的，一條是關於軍事的，另外兩條是關於法令的。就是今天我們讀了，也覺得切中肯綮。何況是當時感同身受的宋仁宗呢？宋仁宗非常滿意范仲淹的改革十策。立即批轉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執行。
中書門下和樞密院討論後，認為第七條軍隊改革從京畿試行，怕激起禁軍兵變，暫時不適宜執行，宋仁宗同意，讓另外九條制訂詳細實施細則，頒佈執行。
《宋史.列傳七十三》：天子方信向仲淹，悉採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眾以為不可而止。
三、改革實施——政治局面煥然一新
范仲淹雖然覺得改革不能急，但一旦被宋仁宗委以重任，就以天下蒼生為己任，全心全意投身改革之中：
一是率先實施“擇長官”。慶曆三年10月，經過范仲淹嚴格考核推薦，朝廷頒詔，任命張溫之、王素、沈邀、施昌言四人分別為河北、淮南、京東、河東都轉運按察使。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丙午，以鹽鐵副使張溫之為河北都轉運案察使，知諫院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案察使，鹽鐵判官沈邈為京東轉運案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言也。
二是下發磨勘新法。緊接著十月底，經過范仲淹修改、完善，朝廷頒詔下發磨勘新法，官吏升遷按新法考核，“明黜陟”也付諸於行動。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壬戌，詔二府新定磨勘式。自是法密於舊。
三是主持起草《任子詔》並請仁宗頒佈下發。對恩蔭的年限和範圍進行了限定，同時打擊了恩蔭制度的一些變通做法，即一些大太監安排的人長期佔據重要崗位的現象。並安排專人到全國各地明察暗訪，對發現的人才予以提拔，對貪官庸才朝廷處置。朝廷還下詔：現任、前任兩府子弟、親戚不得進館閣。這樣，“抑僥倖”也開始了落實。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癸未，詔：“館職有闕，以兩府、兩省保舉，然後召試補用。自今見任、前任兩府及大兩省已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館職並讀書之類。”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丁亥，詔更廕補法：長子不限年，餘子孫年過十五、弟侄年過二十乃得廕。自是任子之恩稍殺矣。
四是下詔限制職田，落實“均公田”。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壬辰，詔限職田。
五是頒佈貢舉新法。加強策論在科舉考試中的比重，同時，允許州縣辦學，把教育與科舉結合起來。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戊午，以南京府學為國子監。 庚申，許廣州立學。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慶曆四年三月）乙亥，下詔令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官為教授，三年而代。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貼經墨義。
六是韓琦在陝西前線推行變法。除了在考核的基礎上升降官吏外，還對軍隊中的老弱病殘予以淘汰。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察官吏能否，升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
七是根據范仲淹的改革十策，修訂幹部管理的有關條例，不合適的刪除。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丁巳，詔天章閣侍讀曾公亮刪定審官、三班院、流內銓條貫，從范仲淹請也。
八是將部分縣降格為鎮，落實“減徭役”建議。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己丑，省河南府潁陽、壽安、偃師、緱氏、河青五縣併為鎮，又析王層縣隸河南府，始用范仲淹議也。
慶曆新政實施僅短短的半年時間，北宋政治局面就開始煥然一新。汰冗官、精貢舉、辦教育、減恩蔭……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四、改革結果——中途夭折
慶曆新政的核心內容是“精簡冗官”，這種吏治改革必然觸動了到許多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既得利益者及保守勢力必然會反撲，想方設法阻撓新政實施。他們用的卑劣招數有：
首先，輿論上貶低新政。宣揚新政規模太大，難以施行。詆譭《任子法》讓皇恩變薄了，磨勘法太繁瑣了，抑僥倖給官員行政帶來不便了……等等。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案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
其次，監察彈劾。按察使對新政不時彈劾，不斷動搖仁宗的變革決心。
其三，打擊新政支持者。范仲淹變法，有許多支持者，比如滕宗諒（即滕子京）、張亢、石介等。既得利益者就打擊這些新法的支持者，彈劾滕子京、張亢貪汙挪用機要費。幸虧范仲淹力保，兩人才沒下獄，但都被貶謫。而杜衍的女婿蘇舜欽等人直接被貶為庶民。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嶽州。時中丞王拱辰言其盜用公使錢，止削一官，所坐太輕，故再謫。
其四，用卑劣手段汙衊。老臣夏竦遭歐陽修彈劾被貶，就派人偽造石介與富弼的往來書信，指誣他們欲效伊尹、霍光行廢立之事。仁宗不信，但范仲淹、富弼開始恐懼。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
其五，指責范仲淹等結朋黨。宋朝生怕文臣武將結黨謀逆，所對朋黨非常忌憚。既得利益者就利用這點反覆彈劾范仲淹他們結黨，把持朝政。宋仁宗曾問過范仲淹如何看待朋黨，范仲淹坦蕩之人，對朋黨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而歐陽修直接上書《朋黨論》，指出朋黨也分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相當於承認新政推行者是君子之朋。觸及了宋仁宗的底線。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戊戌，帝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
既得利益者對新政及推行新政的輔臣無所不用其極地彈劾與攻擊，終於動搖了宋仁宗變法的決心，正好范仲淹、富弼因恐懼請求外放。宋仁宗順水推舟地就同意他們外放。
而范仲淹一外放，新政便無人再推行，漸漸地就恢復回了舊政。慶曆新政施行一年左右，便中道夭折。
慶曆五年正月，宋仁宗受章得象等盅惑，下詔罷免了范仲淹的參知政事職務、富弼的樞密院副使職務。改革的核心人物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歐陽修都被貶出京城，淡出權力中樞。
五、慶曆新政失敗原因簡析：
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有各種各樣的分析，有指責保守派太奸詐的，也有指責歐陽修《朋黨論》是豬隊友助攻的，也有指責范仲淹太過激進的……
這些都是導致新政失敗的原因，但根本原因還是在宋仁宗身上。
首先，宋仁宗是個“無定志”的人。這是王夫之的評價。宋仁宗在位期間，兩府大臣30年換了40多，造成“吏無適從”，再賢明的能臣，走馬燈似的換，也無法做出業績。范仲淹心懷天下，天下人都知道，宋仁宗也知道，但是慶曆新政受到點干擾就讓范仲淹外放，范仲淹外放，誰來主持新政的推行？這是明擺著仁宗自己對改革“心無定志”，自己退縮了……
其次，宋仁宗是“婦人之仁”，非“明主之仁”。這是蔡東藩的評價。宋仁宗之所以想改革，是因為“三冗”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負擔，但是改革勢必要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這些人包括許多身邊的近臣，但是這些人一哭一鬧，仁宗心就軟，改革措施就打折扣。像《任子法》，只是象徵性地對一部分官二代加個年齡限制，對高官還是不限制。
其三，宋仁宗自己“首鼠兩端”。宋仁宗不是昏君，應該知道改革需要得罪一幫人的，對改革遭遇阻力應有心理準備並有鋼鐵般的決心。但事實上他沒有。他一方面逼范仲淹拿方案，一方面又不想傷害既得利益者。這種首鼠兩端的做法，新政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的。
其四，“朋黨論”只是放棄改革的藉口。雖然歐陽修承認自己是君子之黨，范仲淹也不否認為了做事而結黨，但這個與承認不承認沒有關係，因為朋黨不是承認才存在，也不是否認就不承在，章得象、賈昌期、夏竦不是因為他們不承認是朋黨就不是“朋黨”。作為一代仁君，對這個應該有清醒判斷。
其五，人即使有錯，法無錯，人廢法不應該廢。秦惠文王就是這麼做的，商鞅變法得罪了貴族和老世族，秦惠文王車裂了商鞅，平息了老世族的憤怒，但商鞅之法保留了，繼續不折不扣地執行。范仲淹十策和韓琦的“7+8”方案，有利於國家和百姓，有利於大宋朝的江山穩固，即使范仲淹有朋黨問題，也應該“去其人，用其法”，而不是“人貶法廢”。秦惠文王能做到的事，宋仁宗為什麼做不到？
簡單一句話：如果把宋仁宗換成秦孝公，那麼慶曆新政一定能成功！
方寸天地上
其實細分析起來，無論什麼樣的改革都是必然要觸碰到一些人利益的，在歷朝歷代都是這樣，對於改革有人反對、敵對也是正常現象，所以這是不能作為宋朝兩次改革失敗的原因的。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改革失敗了的呢？
慶曆三年（1043年），被後世史家譽為“為人君，止於仁”的宋仁宗趙禎，有感於與遼、夏交侵，宋朝抵抗乏力，並且國家財政瀕臨崩潰的狀況。把在地方有著豐富政務經驗、與西夏戰爭中表現優異的范仲淹調回京師，與富弼、韓琦一起拜為宰相，之後多次催促他們儘快拿出具體的使國家強大之策，而出身貧苦、身懷大志、想以一身所學報國的范仲淹與其他的幾位宰相在這個時候卻猶豫了，他們深刻認識到：事有後先，革弊與久安，非朝夕可能。朝廷積弊已久，如果改革必然會影響當前還算安定局面，況且改革的效果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見到的。還是要慎重為好。
但在這一年的的秋天，宋仁宗親筆詔書：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請范仲淹等幾位宰相一起當面疏奏。范仲淹等惶恐萬分，無奈只得答應，隨後范仲淹擬定了《答手詔條陳十事》，這就是所謂的“慶曆新政”。
那麼話說回來，究竟是什麼樣的局面使得范仲淹等人顧慮萬分，而對皇帝的召對賜座又惶恐，然後只能答應了呢？
皇帝召對賜座的意味。
《續資治通鑑·宋紀一》：“舊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議，常從容賜茶乃退。”在宋代之前宰相上殿議事，是有座位有茶喝的，謂之坐論。而到了宋代初年，宰相的這個待遇被廢掉了，在大殿上站立奏對。就連宰相的一些決策權也予以廢掉，有了事情，宰相考慮成熟之後寫出奏摺呈請皇帝決定後，再按皇帝批示的意見擬旨， “每事具札子進呈取旨”。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宋仁宗開天章閣，給范仲淹等人賜座、並給筆墨紙硯、現場商討國是，這是給了他們最大的榮譽和禮遇，是按照古時候宰相的待遇來對待他們的。所以這才讓他們感到十分的惶恐，注意並不是感動和喜悅，因為在宦海沉浮多年的他們早已看清了大宋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存在的巨大的弊病，所有這些都讓他們空有報國之志，而不敢有太多的報國之舉，這也正是他們的顧慮所在。但皇帝的誠意在那裡了，如果要再不有所行動，那就是不識抬舉，被朝野詬病不說，也與自己的遠大志向是相違背的。只能不畏艱難，勇於推行改革了。
宋朝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存在的弊病
外憂
自然是與遼、西夏兩國的關係。宋仁宗朝主要是與西夏的戰爭，與遼國的戰爭在他的父親在位時已經解決完畢，簽定了澶淵之盟，宋朝每年送給遼國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打不過人家“花錢買平安”雖然顯得有些丟人，但畢竟換來了和平。而與西夏的戰事才是剛剛開始。
唐朝結束之後的五代十國時期，各小國家林立，各小政權爭奪不定，亂世出英雄，党項族平夏部的李思恭因參與平黃巢起義有功，被唐僖宗封為夏國公、拜夏州節度使，管轄夏（陝西靖邊縣）、綏（今陝西省綏德縣）、銀（今陝西省榆林境）、宥（今陝西省靖邊境）、靜（今陝西省米脂境）五州地區。即為西夏之肇始。到了宋仁宗朝寶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一改其父的“依遼和宋”的國策，稱帝，國號夏。從康定元年（1040年）到慶曆二年（1042年）的三年中，宋、夏接連三次大戰，宋軍皆先勝後敗。但西夏自身亦傷亡慘重，國力消耗巨大，於是宋、夏議和，：夏向宋稱臣，宋每年給西夏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
與遼、西夏雖然均都議和，雖無戰爭，但終是敵對狀態，宋朝長時間在邊境維持大量的軍力來與兩國對峙，每年都要花費大量的資金，再加上給遼、西夏的歲幣也是巨大的負擔。
內患
冗官。宋朝的 “重文抑武“政策使優待文人成了基本國策。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考中進士就能做官，不像前朝中進士後還得需吏部的考核才能當官。文人還有隆重的恩蔭制度，有貢獻的文官，准許他們推薦人員出來當官，可以蔭子蔭孫，蔭大功，有的時候還能蔭到異姓親屬、門客。造成官員越來越多。
冗兵。由於宋朝對唐朝藩鎮割據的局面極為忌憚，宋朝初建時，所轄之地仍有數個藩鎮存在，所以宋朝除了防範遼、西夏之外，還要防範藩鎮。所以宋朝一直保持著強大的軍力。到英宗1064年至平時，兵力甚至達到116.2萬人，如果按照在他之後宋徽宗時全國擁有壯年4600萬人計算，全國每100個壯年勞力裡就有2名當兵的，這些冗兵的存在既加重了國家財政負擔，又制約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財政負擔大。龐大的文官隊伍、巨量的軍隊兵員，以及對兩者優厚的福利待遇，給財政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仁宗時財政收入與太宗時候相比，數量增加了6倍，但在太宗時期還能夠盈餘大半，而這時卻不夠用。
這些外憂內患就是需要范仲淹他們通過改革解決的問題，而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則是針對這些問題所拿出的具體舉措：
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這些舉措從治理吏治著手，通過舉薦人才、發展農業、加強軍事、強調執行、減輕徭役，如果真的能落實到位，推行到底，沒準真的能解決了大宋所存在的諸多內患，從而走上國富民強的道路，歷史就此改寫。
但是，讓范仲淹他們最顧慮的，也是最終造成改革失敗的原因、更是最大的內患，則是宰相說話不管用！
被極度弱化的相權
其實在開篇時所講的取消宰相坐論之權以及決策之權就已經彰顯出來宋朝對宰相的態度：削權。
設諫院，剝奪宰相的諫議權。諫官制度始於秦漢，在隋唐時期屬門下省、中書省，是宰相的僚屬，有給事中、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司諫、正言等，掌提醒天子得失之職。而在宋代，廢除三省制度，這些言官則脫離開宰相而獨立設置了諫院。進入諫院的都是在當時最有才華之人，學術與個人品德都要具備，在諫院經歷不到十年左右的時間，就可以登臨臺輔。
諫官以言為職，要想工作有“業績”，就要時常發出諫言，天子不能天天聽你的諫言吧，於是這些言官就把諫言的對象轉向了宰相。宰相欲有作為，勢必招諫官之指責和攻擊。發展到後來，宰相和諫官之間就形成了兩個勢同水火對立的兩股勢力。
置樞密院，宰相從此不知兵事。宋朝時宰相辦公場所為政事堂，與樞密院並稱為“兩府”。宰相管文事，樞密管武事。宋太宗命曹彬取幽州，而宰相李昉等人都不知道。在伐遼國的時候，有一天六次召集樞密院議事，根本就不通知政事院。
財務歸三司，宰相管不了錢、物。作為管理國家財政以及財政運轉的戶部司、鹽鐵司、度支司，在唐朝均為宰相管理。而在宋代則三司脫離了相權，由皇帝直接管理。這些財物的運行狀況，宰相根本不知曉。
設立審官院，去除宰相人事權。宰相之權，除了兵、財權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舉薦、選用、提拔人才了，但“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在宰相能管的吏部之外，單獨設立審官院考核、使用官員，宰相的用人之權也自此消失。
諫議權、兵事、財務事、人事這些權力都自宰相所管理的範圍內剝奪出來，宰相除了進行謀劃、建議之外，已無任何實權，管不了任何事，所以也就沒有人落實宰相提出的改革方案。不但如此，以跟宰相平級的諫院為首的諫官和大臣們，特別是那些宋代冗官、冗兵等弊政的既得利益者們，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時往往一擁而上，進行批判、攻擊，甚至在暗地裡告黑狀、下黑手。但任何改革都需要時間才能見到效果，在皇帝急功近利的心情之下，往往聽從了這些諫言者、大臣的攻訐改革之言朝令夕改，從而使得改革失敗。
無論是范仲淹的慶曆新政，還是30年後王安石的熙寧新法，儘管所進行的改革內容有所差異，但造成失敗的最基本原因則是相同的，都是相權極端弱化、侵害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再加上改革需要的時間太長，皇帝急切的要見到效果等等。正如後來元朝時所修的《宋史》所說的那樣：
“大國制用，如鉅商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未幾，即區區然較得失，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瘉於前，其後又復訾之如前。上之為君莫之適從，下之為民無自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
意思是，大國的一些制度、政事，要跟鉅商理財一樣，不能要求在短時間內就見到效果，而是要追求長遠的利益。宋朝的君臣所犯的毛病就是急切推出一件事情，但沒過多長時間，就計較一些小小的得失，隨之廢除了。然後又要進行新的改革，又像之前廢除。皇帝和朝廷經常這麼做，那麼人民也就失去了信心並牴觸新政策的落實。眾多次的改革造成了更多的混亂，就影響到了國家的根本了。這就是對宋代的歷次改革失敗最好的註腳。
唐明國亮
無論什麼樣的改革都是必然要觸碰到一些人利益的，在歷朝歷代都是這樣，對於改革有人反對、敵對也是正常現象，所以這是不能作為宋朝兩次改革失敗的原因的。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改革失敗了的呢？
慶曆三年（1043年），被後世史家譽為“為人君，止於仁”的宋仁宗趙禎，有感於與遼、夏交侵，宋朝抵抗乏力，並且國家財政瀕臨崩潰的狀況。把在地方有著豐富政務經驗、與西夏戰爭中表現優異的范仲淹調回京師，與富弼、韓琦一起拜為宰相，之後多次催促他們儘快拿出具體的使國家強大之策，而出身貧苦、身懷大志、想以一身所學報國的范仲淹與其他的幾位宰相在這個時候卻猶豫了，他們深刻認識到：事有後先，革弊與久安，非朝夕可能。朝廷積弊已久，如果改革必然會影響當前還算安定局面，況且改革的效果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見到的。還是要慎重為好。
但在這一年的的秋天，宋仁宗親筆詔書：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請范仲淹等幾位宰相一起當面疏奏。范仲淹等惶恐萬分，無奈只得答應，隨後范仲淹擬定了《答手詔條陳十事》，這就是所謂的“慶曆新政”。
那麼話說回來，究竟是什麼樣的局面使得范仲淹等人顧慮萬分，而對皇帝的召對賜座又惶恐，然後只能答應了呢？
皇帝召對賜座的意味。
《續資治通鑑·宋紀一》：“舊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議，常從容賜茶乃退。”在宋代之前宰相上殿議事，是有座位有茶喝的，謂之坐論。而到了宋代初年，宰相的這個待遇被廢掉了，在大殿上站立奏對。就連宰相的一些決策權也予以廢掉，有了事情，宰相考慮成熟之後寫出奏摺呈請皇帝決定後，再按皇帝批示的意見擬旨， “每事具札子進呈取旨”。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宋仁宗開天章閣，給范仲淹等人賜座、並給筆墨紙硯、現場商討國是，這是給了他們最大的榮譽和禮遇，是按照古時候宰相的待遇來對待他們的。所以這才讓他們感到十分的惶恐，注意並不是感動和喜悅，因為在宦海沉浮多年的他們早已看清了大宋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存在的巨大的弊病，所有這些都讓他們空有報國之志，而不敢有太多的報國之舉，這也正是他們的顧慮所在。但皇帝的誠意在那裡了，如果要再不有所行動，那就是不識抬舉，被朝野詬病不說，也與自己的遠大志向是相違背的。只能不畏艱難，勇於推行改革了。
宋朝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存在的弊病
外憂
自然是與遼、西夏兩國的關係。宋仁宗朝主要是與西夏的戰爭，與遼國的戰爭在他的父親在位時已經解決完畢，簽定了澶淵之盟，宋朝每年送給遼國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打不過人家“花錢買平安”雖然顯得有些丟人，但畢竟換來了和平。而與西夏的戰事才是剛剛開始。
唐朝結束之後的五代十國時期，各小國家林立，各小政權爭奪不定，亂世出英雄，党項族平夏部的李思恭因參與平黃巢起義有功，被唐僖宗封為夏國公、拜夏州節度使，管轄夏（陝西靖邊縣）、綏（今陝西省綏德縣）、銀（今陝西省榆林境）、宥（今陝西省靖邊境）、靜（今陝西省米脂境）五州地區。即為西夏之肇始。到了宋仁宗朝寶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一改其父的“依遼和宋”的國策，稱帝，國號夏。從康定元年（1040年）到慶曆二年（1042年）的三年中，宋、夏接連三次大戰，宋軍皆先勝後敗。但西夏自身亦傷亡慘重，國力消耗巨大，於是宋、夏議和，：夏向宋稱臣，宋每年給西夏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
與遼、西夏雖然均都議和，雖無戰爭，但終是敵對狀態，宋朝長時間在邊境維持大量的軍力來與兩國對峙，每年都要花費大量的資金，再加上給遼、西夏的歲幣也是巨大的負擔。
內患
冗官。宋朝的 “重文抑武“政策使優待文人成了基本國策。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考中進士就能做官，不像前朝中進士後還得需吏部的考核才能當官。文人還有隆重的恩蔭制度，有貢獻的文官，准許他們推薦人員出來當官，可以蔭子蔭孫，蔭大功，有的時候還能蔭到異姓親屬、門客。造成官員越來越多。
冗兵。由於宋朝對唐朝藩鎮割據的局面極為忌憚，宋朝初建時，所轄之地仍有數個藩鎮存在，所以宋朝除了防範遼、西夏之外，還要防範藩鎮。所以宋朝一直保持著強大的軍力。到英宗1064年至平時，兵力甚至達到116.2萬人，如果按照在他之後宋徽宗時全國擁有壯年4600萬人計算，全國每100個壯年勞力裡就有2名當兵的，這些冗兵的存在既加重了國家財政負擔，又制約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財政負擔大。龐大的文官隊伍、巨量的軍隊兵員，以及對兩者優厚的福利待遇，給財政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仁宗時財政收入與太宗時候相比，數量增加了6倍，但在太宗時期還能夠盈餘大半，而這時卻不夠用。
這些外憂內患就是需要范仲淹他們通過改革解決的問題，而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則是針對這些問題所拿出的具體舉措：
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這些舉措從治理吏治著手，通過舉薦人才、發展農業、加強軍事、強調執行、減輕徭役，如果真的能落實到位，推行到底，沒準真的能解決了大宋所存在的諸多內患，從而走上國富民強的道路，歷史就此改寫。
但是，讓范仲淹他們最顧慮的，也是最終造成改革失敗的原因、更是最大的內患，則是宰相說話不管用！
被極度弱化的相權
其實在開篇時所講的取消宰相坐論之權以及決策之權就已經彰顯出來宋朝對宰相的態度：削權。
設諫院，剝奪宰相的諫議權。諫官制度始於秦漢，在隋唐時期屬門下省、中書省，是宰相的僚屬，有給事中、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司諫、正言等，掌提醒天子得失之職。而在宋代，廢除三省制度，這些言官則脫離開宰相而獨立設置了諫院。進入諫院的都是在當時最有才華之人，學術與個人品德都要具備，在諫院經歷不到十年左右的時間，就可以登臨臺輔。
諫官以言為職，要想工作有“業績”，就要時常發出諫言，天子不能天天聽你的諫言吧，於是這些言官就把諫言的對象轉向了宰相。宰相欲有作為，勢必招諫官之指責和攻擊。發展到後來，宰相和諫官之間就形成了兩個勢同水火對立的兩股勢力。
置樞密院，宰相從此不知兵事。宋朝時宰相辦公場所為政事堂，與樞密院並稱為“兩府”。宰相管文事，樞密管武事。宋太宗命曹彬取幽州，而宰相李昉等人都不知道。在伐遼國的時候，有一天六次召集樞密院議事，根本就不通知政事院。
財務歸三司，宰相管不了錢、物。作為管理國家財政以及財政運轉的戶部司、鹽鐵司、度支司，在唐朝均為宰相管理。而在宋代則三司脫離了相權，由皇帝直接管理。這些財物的運行狀況，宰相根本不知曉。
設立審官院，去除宰相人事權。宰相之權，除了兵、財權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舉薦、選用、提拔人才了，但“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在宰相能管的吏部之外，單獨設立審官院考核、使用官員，宰相的用人之權也自此消失。
諫議權、兵事、財務事、人事這些權力都自宰相所管理的範圍內剝奪出來，宰相除了進行謀劃、建議之外，已無任何實權，管不了任何事，所以也就沒有人落實宰相提出的改革方案。不但如此，以跟宰相平級的諫院為首的諫官和大臣們，特別是那些宋代冗官、冗兵等弊政的既得利益者們，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時往往一擁而上，進行批判、攻擊，甚至在暗地裡告黑狀、下黑手。但任何改革都需要時間才能見到效果，在皇帝急功近利的心情之下，往往聽從了這些諫言者、大臣的攻訐改革之言朝令夕改，從而使得改革失敗。
無論是范仲淹的慶曆新政，還是30年後王安石的熙寧新法，儘管所進行的改革內容有所差異，但造成失敗的最基本原因則是相同的，都是相權極端弱化、侵害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再加上改革需要的時間太長，皇帝急切的要見到效果等等。
但是，大國的一些制度、政事，要跟鉅商理財一樣，不能要求在短時間內就見到效果，而是要追求長遠的利益。宋朝的君臣所犯的毛病就是急切推出一件事情，但沒過多長時間，就計較一些小小的得失，隨之廢除了。然後又要進行新的改革，又像之前廢除。皇帝和朝廷經常這麼做，那麼人民也就失去了信心並牴觸新政策的落實。眾多次的改革造成了更多的混亂，就影響到了國家的根本了。這就是對宋代的歷次改革失敗最好的註腳。
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
一，變法事先缺乏宣傳，導致在變法的過程中無法吸引到優秀的人才。在變法的反對陣營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經過足夠的宣傳說服後應該是可以被吸收進變法陣營中的。
二，政策執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實行，與理想相去懸絕。如果貧困民戶自願請貸官錢，尚有可說，但實際上是地方官強迫農民五家互保後在逐家派定數目，稱為散青苗，地方官為了保障秋後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對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貧下之戶，蓋怕貧下戶無力償還，這還談什麼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這數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負擔的。政策執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合適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 剛愎自用——王安石性剛，與神宗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神宗每為之改容聽納。創行變法之初，司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安石覆書抗議，深不以為然，二人本是極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從此畫地絕交。例如，蘇軾本來是擁護新法的最好人選，但蘇軾的很多正確的意見也未能被王安石採納。
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
若是將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歸於保守派的破壞和改革派的失誤，似過於簡單了一些。因為，用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政治分歧來解釋改革的失敗，有違歷史真實。
慶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名臣為相，執掌朝綱，決定對吏治進行整頓。范仲淹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旗幟鮮明的提出整頓冗官，任用賢能。三 冗三費是改革所要打擊的主要目標。而裁減冗官，精簡機構是改革的核心內容。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變動，就是要改變趙匡胤恩養士大夫的祖制，向參與政治的廣大知識分子開刀，打破他們的鐵飯碗，所以，改革將要觸動的不是少數人的利益，而是整個士-官僚層，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失敗的必然
仁宗下詔取消新政是對下猛藥進行改革產生了懷疑，其實，仁宗這樣做是必然的，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自己的統治基礎，所以，還是因循守舊，以穩定為大局。
這裡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養士大夫的國策。北宋統一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但統治者卻從五代歷史汲取了消極教訓，那就是武人跋扈於國家不利，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將，其辦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實行更戍法，人為的製造將不知兵，兵不識將的局面以維護其統治。實行更戍法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國防，而廢除慶曆新政，則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改革。
仁宗罷黜范仲淹的一個原因是范仲淹帶過兵，有軍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黨之議，仁宗也知道這是臣下在互相攻擊，但范仲淹確實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個士大夫階層比起來，一個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愛啊。
所以，慶曆新政失敗是必然的，是北宋政府體制決定的。扼殺改革的是體制，而非所謂保守派。
當代曹植
改革這個事情即使在當今社會也不是那麼簡單就能成功的。不光是宋朝，封建社會的大多數改革都是以失敗告終。
第一點、封建社會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這種改革見效慢，遇到的牴觸也很強烈。
第二點、所有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會觸發黨爭，而且很大幾率發展為不擇手段的黨政非常可怕，會嚴重影響社會，因為改革勢必觸及他人的利益，這個他人是和改革者同朝為官的人，大家想象一下，你的改革傷及我的利益，我不願意這個改革實行下去勢必會拉攏說服和我一樣利益受損的人一起來反對這個改革。這樣一來就發展成了黨爭，失敗的一方下場一般都不會太好。
第三、歸根結底改革成功與否其實與社會形態、國民受教育程度息息相關，當今改革大多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以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基本發起的改革才能長久安穩。
機智的王小千
宋朝自建立後，改革的次數很多，但每次改革都沒有成功。這或許就是北宋滅亡的“根源”，既然北宋沒有改革成功，宋人南遷後，南宋也不可能繼續改革，這就是宋朝的命運。
宋朝歷次改革中，最為關鍵一次改革是，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在位時的一次改革。這項改革找準了“短板”，也找對了改革的切入點，但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背景
1022年，宋乾興元年，趙恆駕崩，其子趙禎即位，這就是歷史上的宋仁宗。但宋仁宗繼位之初的大權並未掌握在他的手裡，而是由宋真宗的劉皇后控制。宋朝女人當權也不少，但沒有一個有武則天那樣的能力。劉皇后把握大權後，任用了王曾、王欽若、張知白、張士遜、呂夷簡等人為宰相，朝政依舊按以往的舊例進行。但舊政弊端顯露出來，那就是“守內虛外”，這項決策讓宋朝矛盾加劇。因為“守內”致使宋朝官僚階層不斷增加，官員數量多，辦事效率低下。最為要命的是軍隊將與兵比例拉大，將官增加，導致作戰能力低下，而朝廷要養活這些官員需要花費大量的銀兩，導致國庫吃緊。
都說宋朝富有，但也擱不住如此大量花銷。為了解決“積貧積弱”的問題，宋朝不得不增加賦稅，這就加重了民眾的負擔，老百姓怨聲載道，反抗鬥爭不斷髮生。而此時遼與西夏互相呼應，嚴重威脅了宋朝北部和西北的邊境穩定，此時宋朝陷入內憂外患的境地。用心理學解讀史料
宋朝歷史上最關鍵的一次改革，比王安石改革意義大，為何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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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自建立後，改革的次數很多，但每次改革都沒有成功。這或許就是北宋滅亡的“根源”，既然北宋沒有改革成功，宋人南遷後，南宋也不可能繼續改革，這就是宋朝的命運。
宋朝歷次改革中，最為關鍵一次改革是，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在位時的一次改革。這項改革找準了“短板”，也找對了改革的切入點，但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
背景
1022年，宋乾興元年，趙恆駕崩，其子趙禎即位，這就是歷史上的宋仁宗。但宋仁宗繼位之初的大權並未掌握在他的手裡，而是由宋真宗的劉皇后控制。宋朝女人當權也不少，但沒有一個有武則天那樣的能力。
劉皇后把握大權後，任用了王曾、王欽若、張知白、張士遜、呂夷簡等人為宰相，朝政依舊按以往的舊例進行。但舊政弊端顯露出來，那就是“守內虛外”，這項決策讓宋朝矛盾加劇。因為“守內”致使宋朝官僚階層不斷增加，官員數量多，辦事效率低下。最為要命的是軍隊將與兵比例拉大，將官增加，導致作戰能力低下，而朝廷要養活這些官員需要花費大量的銀兩，導致國庫吃緊。
都說宋朝富有，但也擱不住如此大量花銷。為了解決“積貧積弱”的問題，宋朝不得不增加賦稅，這就加重了民眾的負擔，老百姓怨聲載道，反抗鬥爭不斷髮生。而此時遼與西夏互相呼應，嚴重威脅了宋朝北部和西北的邊境穩定，此時宋朝陷入內憂外患的境地。
1033年，劉太后死後，仁宗才正式控制朝政，但此時宋朝內部矛盾十分突出，而且有激化趨勢。士兵暴動和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宋朝南京（商丘）、京東、鄭州、許州、滑州、解州、池州、清平軍（山東章丘）、臨江軍（江西清江西）、建昌軍（江西南城）、桂陽監（今湖南桂陽）及夔州、峽州等地，先後爆發了不同形式的起義，規模有大有小。其中最大的反抗鬥爭就是慶曆三年沂州虎翼軍卒王倫率眾譁變，殺了巡檢使朱進，“轉鬥千餘里”，“如履無人之境”。
同年，京西、陝西兩路又發生了張海、郭貌山領導的農民起義，於黃河至漢水流域殺戮貪官汙吏，“散錢帛與其黨及貧民”。隨後在荊糊南路瑤、漢百姓的起義，“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還有河北王則的起義。這一系列的起義震動了北宋朝野，《歐陽文公集》記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形容此時的宋朝起義很貼切。此時宋朝官僚階層當然看到社會的不滿，也意識到危機，於是就建議仁宗改革。
序幕
對於宋朝存在的問題，在起義之前，一些地方官僚中的有識之士就已經進行了局部改革，比如大理寺丞郭諮和秘書丞孫琳在沼州肥鄉縣就試著推行“千步方田法”，基本上改變了“田賦不父親，歲久莫能治”的局面。但更多的官僚則是觀望，希望朝廷能有所動作。慶曆三年，仁宗下令罷免樞密使呂夷簡的職務，隨後提拔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韓琦為樞密使，富弼為樞密副使。讓三人同時以宰相之職執政。又任使歐修、蔡襄、王素、餘靖為諫官。為掃除天下大亂，仁宗讓新任職的官員，儘快拿出改革方案。
范仲淹是江蘇吳縣人，宋大中八年的進士，他對宋朝的弊端看得很透徹，也到實踐中感受到宋朝積弊。
1025年時，范仲淹任大理寺丞時，就向守仁宗建議改革“恩蔭冗濫之弊”。但宋仁宗沒有親政，不敢做這樣大的改革決心。1027年，范仲淹再次向宋仁宗提出《上執政書》，他批評了宋朝存的粉飾太平的剖一，他認為“兵久不用，武備不堅，內外奢侈，國用不棄，賢才乏匱”等問題。但宋仁宗也沒在意。1030年，范仲淹到河中府任職，他依舊沒有忘記改革，他再次上疏請示裁併州縣，減輕差役，為老百姓減輕養這些官僚的稅賦。但這次建議依舊沒能引起朝廷的重視，但隨著宋朝各地起義不斷，一些大臣才轉而支持范仲淹的改革，他們認為范仲淹：“朝廷無憂有範君，京師無事有希文”。這是《歐陽文公文集》記載。
歐陽修、富弼、餘靖等年輕官員，對范仲淹的改革表示支持，他們不滿呂夷得等人守舊做法。
1035年，范仲淹升任權知開封府，他再次向仁宗改革，但他反對呂夷簡擅權，遭到降職，出知江西饒州、潤州、越州（浙江紹興）。1036年，呂夷簡等守舊權臣，又把范仲淹、歐陽修、尹洙等人定性為“朋黨”，以此打壓朝廷內要求改革的聲音。一些大臣不敢說話。直到慶曆初年，宋朝內外問題太多了，呂夷簡根本應付不過來，但此時朝廷中要求改革聲音很多，仁宗下令重新起用范仲淹為宰相。從此拉開改革的序幕。宋朝歷史上最關鍵的一次改革，比王安石改革意義大，為何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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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自建立後，改革的次數很多，但每次改革都沒有成功。這或許就是北宋滅亡的“根源”，既然北宋沒有改革成功，宋人南遷後，南宋也不可能繼續改革，這就是宋朝的命運。
宋朝歷次改革中，最為關鍵一次改革是，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在位時的一次改革。這項改革找準了“短板”，也找對了改革的切入點，但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
背景
1022年，宋乾興元年，趙恆駕崩，其子趙禎即位，這就是歷史上的宋仁宗。但宋仁宗繼位之初的大權並未掌握在他的手裡，而是由宋真宗的劉皇后控制。宋朝女人當權也不少，但沒有一個有武則天那樣的能力。
劉皇后把握大權後，任用了王曾、王欽若、張知白、張士遜、呂夷簡等人為宰相，朝政依舊按以往的舊例進行。但舊政弊端顯露出來，那就是“守內虛外”，這項決策讓宋朝矛盾加劇。因為“守內”致使宋朝官僚階層不斷增加，官員數量多，辦事效率低下。最為要命的是軍隊將與兵比例拉大，將官增加，導致作戰能力低下，而朝廷要養活這些官員需要花費大量的銀兩，導致國庫吃緊。
都說宋朝富有，但也擱不住如此大量花銷。為了解決“積貧積弱”的問題，宋朝不得不增加賦稅，這就加重了民眾的負擔，老百姓怨聲載道，反抗鬥爭不斷髮生。而此時遼與西夏互相呼應，嚴重威脅了宋朝北部和西北的邊境穩定，此時宋朝陷入內憂外患的境地。1033年，劉太后死後，仁宗才正式控制朝政，但此時宋朝內部矛盾十分突出，而且有激化趨勢。士兵暴動和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宋朝南京（商丘）、京東、鄭州、許州、滑州、解州、池州、清平軍（山東章丘）、臨江軍（江西清江西）、建昌軍（江西南城）、桂陽監（今湖南桂陽）及夔州、峽州等地，先後爆發了不同形式的起義，規模有大有小。其中最大的反抗鬥爭就是慶曆三年沂州虎翼軍卒王倫率眾譁變，殺了巡檢使朱進，“轉鬥千餘里”，“如履無人之境”。
同年，京西、陝西兩路又發生了張海、郭貌山領導的農民起義，於黃河至漢水流域殺戮貪官汙吏，“散錢帛與其黨及貧民”。隨後在荊糊南路瑤、漢百姓的起義，“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還有河北王則的起義。這一系列的起義震動了北宋朝野，《歐陽文公集》記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形容此時的宋朝起義很貼切。此時宋朝官僚階層當然看到社會的不滿，也意識到危機，於是就建議仁宗改革。
序幕
對於宋朝存在的問題，在起義之前，一些地方官僚中的有識之士就已經進行了局部改革，比如大理寺丞郭諮和秘書丞孫琳在沼州肥鄉縣就試著推行“千步方田法”，基本上改變了“田賦不父親，歲久莫能治”的局面。但更多的官僚則是觀望，希望朝廷能有所動作。慶曆三年，仁宗下令罷免樞密使呂夷簡的職務，隨後提拔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韓琦為樞密使，富弼為樞密副使。讓三人同時以宰相之職執政。又任使歐修、蔡襄、王素、餘靖為諫官。為掃除天下大亂，仁宗讓新任職的官員，儘快拿出改革方案。
范仲淹是江蘇吳縣人，宋大中八年的進士，他對宋朝的弊端看得很透徹，也到實踐中感受到宋朝積弊。
1025年時，范仲淹任大理寺丞時，就向守仁宗建議改革“恩蔭冗濫之弊”。但宋仁宗沒有親政，不敢做這樣大的改革決心。1027年，范仲淹再次向宋仁宗提出《上執政書》，他批評了宋朝存的粉飾太平的剖一，他認為“兵久不用，武備不堅，內外奢侈，國用不棄，賢才乏匱”等問題。但宋仁宗也沒在意。1030年，范仲淹到河中府任職，他依舊沒有忘記改革，他再次上疏請示裁併州縣，減輕差役，為老百姓減輕養這些官僚的稅賦。但這次建議依舊沒能引起朝廷的重視，但隨著宋朝各地起義不斷，一些大臣才轉而支持范仲淹的改革，他們認為范仲淹：“朝廷無憂有範君，京師無事有希文”。這是《歐陽文公文集》記載。
歐陽修、富弼、餘靖等年輕官員，對范仲淹的改革表示支持，他們不滿呂夷得等人守舊做法。
1035年，范仲淹升任權知開封府，他再次向仁宗改革，但他反對呂夷簡擅權，遭到降職，出知江西饒州、潤州、越州（浙江紹興）。1036年，呂夷簡等守舊權臣，又把范仲淹、歐陽修、尹洙等人定性為“朋黨”，以此打壓朝廷內要求改革的聲音。一些大臣不敢說話。直到慶曆初年，宋朝內外問題太多了，呂夷簡根本應付不過來，但此時朝廷中要求改革聲音很多，仁宗下令重新起用范仲淹為宰相。從此拉開改革的序幕。1041年9月，仁宗招大臣到天章閣議事，范仲淹、富弼兩人聯名上書《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一套改革的最初藍本：“一曰明黜陟，提倡依官吏政績決定升遷罷黜。二曰抑僥倖，限制官僚子弟依據恩蔭充官。三曰精貢舉，變更學校傳習之業及科舉取士之法，應‘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四曰擇長官，重視對地方官吏的擇選，而使政令下達，杜絕擾民。五曰均公田，均定官所佔職田的收入。六曰厚農桑，主張重視農業生產，修復水利，以利財政收入。七曰修武備，建議招募強壯之丁，以充京畿衛士，令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既可省兵費，又益京師防衛。八曰減徭役，提出合併州縣，以利減輕戶少之州縣百姓的賦役負擔。九曰覃恩信，要求朝廷及地方官員要恪守職責，嚴格執行皇帝及朝廷所頒大赦等恩惠，以取信於民。十曰重命令，即慎重訂立條法，一經頒行，各級官吏必須照章遵守執行。”
范仲淹提出這10條改革方案，包括各個方面，很實用。慶曆三年仁宗下詔書全國實行，這就是歷史上“慶曆新政”。在新政實施中，富弼還上書當事之條10多條及安邊13策，韓琦也前後上書陳述了改革中的15件事，這些都是范仲淹改革方案的補充。其實慶曆新政改革的核心就是整頓吏治，緩和社會矛盾，穩定宋朝秩序。慶曆三年10月開始，宋朝就著手對吏治進行整頓，先是中書省、樞密院長官選配的各路轉運使。范仲淹在選配轉運使上很慎重，他制定嚴格的條件“凡是庸碌無能之輩，一律免去，最後選定張溫之到河北、王素到淮南、沈邈到京東、施昌言到河東、李絢到京西，實地考察各地的政績。”
對於范仲淹的改革，富弼最初有疑慮，他認為把庸才免官，會不會出現悲泣之感。范仲淹則堅持認為，如果任由這些官員貪贓枉法，則本路百姓將受其剝削。
不久皇帝下令由中書省、樞密院共同選配各路轉運使和提刑按察使，重新恢復設置各路轉運使司判官。又過段時間，再次讓兩部門發佈施行“新定磨勘式”，作為考核官員及官吏的依據。還定了“蔭補法”，下令限制職田數額。但慶曆新政觸動了官僚地主階層的特權及利益，他們必然要反對。部分守舊官員指責改革，並暗中刁難，有的甚至公開反對。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得象對新政極為不滿，他支持部分御史臺諫官，攻擊和誹謗范仲淹等改革派及新政推行，甚至又誣陷改革派為朋黨，“欺罔擅權”、“懷奸不忠”等都用上了。
樞密使夏竦則令其女僕偽造石介為富弼撰寫的廢立皇帝的詔書，誣衊富弼要廢仁宗，另立為帝。守舊勢力的破壞，讓范仲淹的改革遭到阻力，難以推行。
慶曆四年，范仲淹借“秋防”之名離開進行，宣撫陝西、河東兩地。同年八月富弼宣撫河北。兩個改革先鋒離開朝廷後，成了守舊派的天下，他們想盡辦法反對改革，還編織各種罪名，把支持新政的官員貶出朝廷。此時宋仁宗也受到來自守舊派的壓力，他不得不向守舊派妥協，下令“試朋黨相訐，及按察恣為苛刻、文人肆言行怪者。”慶曆五年，范仲淹被罷相，不久皇帝下令罷“京朝官用保任敘遷法”，又罷“蔭補限年法”。韓琦也遭罷相，歐陽修等人也被貶出朝廷。又以苛刻之名，把各路轉運使、司判官、按察使等取消罷免。懲治貪官有成效的江南轉運使楊紱、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被誣衊為“江東三虎”也被貶官。在守舊勢力的陷害打擊下，改革派官員人人自危，“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國家之事”。守舊派官員再次控制朝政，基本上廢止了新政措施，依舊奉行“守內虛外”的政策。為解決朝廷龐大的開支，滿足皇室及官員的揮霍浪費，守舊派拼命搜刮百姓，根本不顧百姓的死活。結果是府庫仍舊空空如也，社會矛盾繼續派化。
皇祐四年，范仲淹病逝，此後不久，原來參與改革的官員雖然大部分被啟用，比如富弼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韓琦任樞農牧民使。不過兩人再次升官，歐陽修也被任命為樞官副使，但雖然改革派官員再度復官，卻已經沒有改革的動力，他們處於守舊與保守之中，不敢再提改革之事。宋朝這次改革失敗，為後來熙寧變法帶來前奏，但卻帶來嚴重後果。因為改革沒成功，宋朝沒有養兵的錢，致使軍隊訓練荒廢，長此以往軍隊沒有錢訓練，而且軍士薪酬低，打仗根本沒有動力，為後來北宋滅亡埋下伏筆。
源於黎姓
大夥們可以說出了若干條。實際上中國歷史的改革幾乎全失敗了。
為什麼呢？改革實則就是利益的再分配。也就是國家（君主）與士大夫（地主階級）、普通百姓的利益再分配。改革的目的是國家、百姓得利，士大夫（地主階級）讓利。
士大夫掌控話語權，改革的落實需要官們去推動，而官實際上就是與士大夫（地主階級）一體，所以說官僚地主階級會一致對敵，反對抵抗攪混，地主階級不會用自己的手（官僚）去砍自己的腳（經濟），最終皇權退讓，官僚地主階級勝利，改革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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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歷史，個人對歷史進程的巨大影響是存在的，但是不能脫離當時的時代背景，個人只能順應時代方向來做事，而不能逆轉時代車輪和洪流。
從這個角度出發，不應去苛責仁宗皇帝，有宋一代改革屢試屢敗的深層次原因並不在皇帝或官僚群體，而是時代因素使然。自南北朝以來，包括北魏六鎮、府兵制度、邊疆羈縻制度等都深刻影響之後各個朝代的興衰榮辱，宋代的命運密碼早已經確定，自身無法跳出時代發展規律的軌道，改革所需的時代因素也完全不具備，無論如何變革都只是稍稍延緩歷史前進的樣貌，但不會改變最終的結果。
宋代創始人太祖皇帝在歷史侷限性下做了最好的頂層設計，由於歷史原因，“三yong”問題是無法避免的，強幹弱枝等政策在保衛皇權、抑制大規模農民起義方面也起到了效果，然也帶來了諸多先天后遺症。
每個時代都會孕育出一個能夠適應當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政權組織方式，朝代更替均是由此驅動，元代宋、明代元、清代明等莫不如是，不為人的意志而轉移。清代的組織方式是古典帝國框架下最大的承載容量了，當中華和世界聯網上線之後，清朝這個操作系統也無法適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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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改革成功，就是成功的改善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改革也是對社會資源分配的一種調整，一定會有人獲利，也一定會導致一些人的利益，暫時受損。
宋朝的幾次改革，都不是著眼於改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宋朝的改革，導致一些社會主要利益集團受損，對社會基層民眾也沒多大幫助。宋朝的改革，只是給宋朝皇帝帶來了一些經濟利益而已。
宋朝改革，為一家之利，而損眾人之利，所以權貴們反對，百姓也不怎麼支持，失敗是必然。宋室最終為挽回天下人心，只好做出讓步，放棄改革。
鬼影147951010
宋朝的改革過於冒進，並且改革沒有考慮民生和百姓利益，其最終結果必然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