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運營傳統上所倚仗的制度、人口、壟斷等紅利在大變局中紛紛消退，在國際競爭新賽道上，行業將憑藉市場規模和技術領先優勢轉型，兼顧4G和5G協同發展。
通信行業收入增長堪稱降至冰點。
據工信部通報顯示，2019年1-10月，通信業共實現營業收入12545億元，同比僅增長0.2%。要知道在2007年，全國電信業務收入年增長率可是高達10.9%。
不僅如此，通信業增量不增利的趨勢愈發明顯。
2019年，電信業務總量達到1.74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8.5%。而電信業務收入累計完成1.31萬億元，比上年僅增長0.8%。
在此困局下，作為龍頭的中國移動日子也不好過。其2019年中期財報顯示，2019年上半年淨利下降14.6%，還有創建世界一流示範企業的任務，轉型升級刻不容緩。
另一龍頭中國聯通，2019年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約為49.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約22%，但是其同步預期2019年移動主營業務收入預計比2018年有所下降，一增一降的背後其實是監管層強力推動運營商大規模削減營銷費用的結果。
再加上政策層面不斷消解運營“三巨頭”之間的高壁壘，從2015年開始逐步推進的“提速降費”，加速把手機流量這一曾經拉動電信業務收入的增長主力推入“增量不增利”的階段；再到2019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在全國實行‘攜號轉網’”，讓三家“如坐針氈”，開始大規模送流量、送寬帶，甚至不惜通過“耍流氓”綁定五花八門的合約、業務來挽留老客戶。
一地雞毛暴露的是被利益掩蓋的服務同質化、缺乏競爭力等問題。
這種困頓局面的背後，通信行業正發生格局性變化。
01
紅利正在消退
通信運營商所面臨的增長困局實際上反映出了背後的時代性切換，過去中國的通信運營靠人口、制度和壟斷紅利一騎絕塵，而如今時移世易，紅利的消退無法避免。
首先，市場發生由增量向存量的結構性轉變。
10年前，通信行業增量不增收的問題就已經存在，然而彼時的業務增量掩飾了粗放經營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因為巨大的人口紅利讓運營商僅倚仗規模擴張就能“躺贏”。
但如今市場增量收窄，以及移動互聯的流量紅利迅速釋放，更進一步加劇了電信業“水土流失”，而且速度比想象的快。
2013年，電信行業的業務量增幅和業務收入增幅之間相差6.9%，而這一數字在2018年猛增至134.9%，差距擴大了近20倍。
其次，單靠制度紅利無法再為運營商保駕護航。
通信行業幾次拆分、合併、重組，最終形成“三寡頭”，都是政策主導。其中就包括中國移動靠著最初從電信剝離出的移動業務佔得先機，在幾乎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做成了國內運營商的“龍頭”。
但互聯網的衝擊伴隨流量而來，讓競爭環境更復雜，政策扶持早已無法扭轉市場的變局。比如OTT應用侵蝕運營商的語音和短信支柱業務，儘管工信部早在2013年就開始研究OTT對運營商的影響和補貼方案，但是至今也不見運營商對微信收費的“第二隻靴子”落地。
不僅如此，行業的行政壟斷默契也在變局中被釜底抽薪。
隨著國有企業“混改”的大幕拉開，通信行業首當其衝。然而當“大佬”們前腳邁入市場時，後腳還是被政策把持，無法真正放開走市場競爭的發展路子。
民資進入就意味著要考慮市場份額、盈利能力，需要“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而一直以來“抑強扶弱”的不對稱管制實際上卻在人為操控電信業的發展路徑。
從2008年開始試點的“攜號轉網”，到4G的FDD牌照不對稱發放、5G商用牌照限量發放等政策，不但沒有改善運營行業的強弱格局，反而還讓企業因為有政策託底而“發育遲緩”。由此，各種紅利的消退抽掉了運營商利潤增長的基礎。
02
通信行業被頂在槓頭上
在國際格局重構的當下，通信行業作為網絡的底層架構也被頂在了槓頭上。
一方面，通信運營是國家網絡安全的一道“防火牆”。
網絡空間早已成為國家主權的延伸領域，網絡安全也被上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作為最早成立網絡司令部的國家之一，美國的網絡戰略已然具備了攻擊性。
而作為網絡的基礎建設，IDC報告顯示，2019年全球網絡安全支出將達到1066.3億美元（約合7503.9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0.7%。IDC預測，到2023年，全球網絡安全支出規模將達到1512億美元（約合10640.4億元人民幣），並將以9.4%的年複合增長率持續增長。
不僅如此，全球最大的四家電信運營商，即新加坡電信、日本軟銀、阿聯酋電信和西班牙電信在2018年組建了網絡安全聯盟，來共同抵禦網絡攻擊。
另一方面，電信運營的5G市場國際爭奪戰已經悄然拉開序幕。
據GSM協會估計，全球5G的連接數將在2025年達到14億，除韓國、美國外，日本、加拿大、英國等國家也已經展開了5G商用建設的“卡位賽”。
不止如此，美國兩黨議員為了捍衛“美國5G的未來”，共同推出法案以杜絕將華為從商務部實體清單中移除的可能性。
因為不同於前幾代的技術，5G採用的是全球統一標準，屆時，運營商之間傳統的“護城河”網絡覆蓋建設和生態打造將土崩瓦解，競爭將在“宏觀同質，微觀異質”的框架下展開。可以說，5G之後再無傳統運營商。
由此可見，時代背景的變換讓運營商們走上了新賽道，中國必然也將迎頭趕上。然而，從眼下來看，運營商的模式切換卻遲遲“摸不著脈”。因為，變局中轉型的方向難辨，速度難追。
運營商處在信息行業價值鏈的中游，在上游規則制定者的基礎上提供技術、產品和解決方案。
但實際上，運營商的市場勢力和經驗往往也能對規則和標準的制定產生影響，所以在轉型中，需要迅速開拓新市場業務。於是進入無人區後，大家都成了“摸著石頭，跑著過河”。
比如有美國AT&T希望通過白盒計劃不斷IT化，來重新整合行業價值鏈；也有軟銀在跨界收購芯片產業上游巨頭ARM後搞物聯網“基建”；還有澳大利亞TPG和沃達豐早早佈局的“固移融合”併購，都在為5G時代摩拳擦掌。
再加上，中國運營商的特殊地位難在同時兼顧公益性與盈利性。
除了企業屬性外，我國的運營商同時需要承擔社會公益的責任，即能夠無差別地滿足偏遠地區人口的信息化需求。
事實上，三大運營商自2015年底以來在電信普惠性服務上的投入超400億元。兩個目標，兩重負擔，使得運營商在5G爭奪戰中顯得更加小心謹慎。
隨之而來的是如何保證4G與5G平衡發展的爭論。
一方面，5G應用前景還不明朗，但運營商的流量競爭已然白熱化，增長潛力見底，抗風險能力下降；另一方面，4G尚處在建成回本的階段，5G的投資壓力無疑是雪上加霜。
4G網絡的佈局無疑要維持，而5G超高速、超低時延的特點將是下一階段萬物互聯的基礎，所以5G建設也不能擱置。那麼必須兼顧現實（4G）與未來（5G）的挑戰將倒逼運營商“大象轉身”。
03
下個時代的趨勢
慶幸的是，數字經濟的大幅增長讓海量數據流向移動設備和網絡，給運營商以新的增量空間，並且提供了更多以軟件和雲端為中心的高靈活性轉型機會。那麼，下個時代的趨勢又將如何？
首先，應用上的共享與技術上的壟斷並存。
鐵塔公司的成立，將新建通信鐵塔的共享率由14%提升至75%，而5G統一標準的信號制式意味著運營商之間的基建共享將進一步加深。
又由於5G要求4至5倍於4G的基站密度，並且宏基站模式也將失效，基站共享將輻射至社會資源，比如輸電杆塔、交通信號燈杆、路燈等都可以掛載5G基站。
然而，5G單一的標準和概念性的6G同時也預示著底層技術的壟斷升級，將成為大國博弈的重點領域。
隨之，運營商的新增長點將轉移至服務的“軟實力”上，培育應用市場。
5G真正價值並不僅是讓手機網速更快。目前相對滯後的5G應用生態將成為打造差異化的主戰場，一方面是4K/8K超高清內容產業，比如美國AT&T在2018年花費854億美元收購時代華納公司，由渠道商轉型媒體巨頭，強調“視頻的未來是移動，移動電信的未來是視頻”；
另一方面是垂直行業的技術融合，比如在自動駕駛與車聯網領域，汽車製造商、通信運營商和設備商通過聯合研發與試驗項目，共同探索可行的商業模式。
除此之外，對行業新機制的探索也將並行。
基礎的通信運營商扮演著網絡接入口的角色，故而一定會自然走向（寡頭）壟斷的局面，並且提供的服務註定不會離傳統主業太遠。
無論是過去呼聲頗高的“網業分離”，還是近年來虛擬運營商的試點，不斷嘗試的目的始終是在引入一定的競爭機制，控制整體的壟斷水平來保證行業健康發展。
在技術和應用的背景切換中，網絡商等上層建築與運營商的雙向合作場景將拓寬，從而打通產業上下游壁壘，形成共贏的局面。
而中國也將更可能實現在5G時代國際競爭中的彎道超車，一方面是因為底層技術與網絡設備商的領先優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潛力巨大的市場規模與多樣化的需求場景。運營商作為其中一環，轉型同樣將受益於新時代的紅利。
閱讀更多 德培論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