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大瘟疫
1、黑死病
在1347年至1350年的短短三年间，欧洲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死于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黑死病。到1352年，它消灭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即2500万人，并将在接下来的300年里继续传播死亡。被感染的老鼠将疾病传染给跳蚤，跳蚤很快将疾病传播给人类。它以极快的速度杀死了它接触到的大多数受害者，通常只需几个小时。黑死病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在腺体部位会形成黑色的大疖子，但它实际上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鼠疫: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症鼠疫。腺鼠疫是最常见的，由跳蚤和啮齿动物传播。腋窝、脖子和腹股沟的淋巴结会膨胀到鸡蛋或苹果大小，并且会因皮下出血而变黑。类似流感的症状包括恶心、呕吐、头痛、疼痛和高烧，但人们通常在死亡时除了腺体肿胀之外没有其他症状。腺鼠疫的死亡率高达75%,受害者在72小时内死亡。肺鼠疫更致命，死亡率为90%至95%。它攻击肺部，使其充满液体，导致受害者吐出粘液和血液。高度传染性，只有在感染者附近的人才能吸入空气中的细菌。肺鼠疫在48小时内杀死了受害者。然而，最致命的黑死病是败血性鼠疫，即使在今天也没有治愈方法。这种形式攻击了血液。死亡率接近100%，人们往往在症状出现的同一天死亡。症状是高烧伴皮肤变色至深紫色，由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或静脉血凝引起。
据说，这场瘟疫途径黑海从亚洲传到克里米亚半岛。1347年突厥军队围困克里米亚的一个热那亚贸易商埠时,曾将带病的尸体弹射入该镇。当热那亚人生病时，他们试图通过航行到他们的祖国意大利来逃离疾病。当船靠岸时，船上的许多人已经死亡或死亡。瘟疫通过贸易路线和商队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从南到北横贯法国、英国、德国、丹麦，最终蔓延到整个人口稠密的世界。
2、雅典大瘟疫
雅典的瘟疫发生在公元前430-426年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这场瘟疫估计造成3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据说它造成了雅典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死亡，人们普遍认为它导致了古典希腊的衰落和衰落。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感染了这种疾病，但幸免于难；他说，瘟疫症状包括高烧、皮肤起泡、胆汁呕吐、肠溃疡和腹泻，他还说，捕食这些动物的鸟类和动物受到了影响，医生受到的影响最大。
3、“安东尼瘟疫”
指在公元2世纪中期（公元164—180年），一起袭击了安东尼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伤寒、天花、麻疹以及中毒性休克综合症等多种瘟疫事件。在近东作战的士兵回到罗马帝国，带来了天花和麻疹，传染给了安东尼的人们。传染病夺走了两位罗马帝王的生命。第一位是维鲁斯（Lucius Verus），于169年染病而死，第二位是他的继承人马可·奥勒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做帝王做到180年，也因被传染难逃厄运。
据罗马史学家迪奥卡称，当时罗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相当于被传染人数的四分之一。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5百万。在有些地方，瘟疫造成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大大削弱了罗马兵力。
瘟疫对罗马帝国的社会和政治也有着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影响。当时正处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正当雅典胜利垂手可得时。据说鼠疫由比雷埃夫斯传入雅典，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城市，也是主要的食物和日用品来源地。斯巴达和地中海东部一些地方也受到疾病的袭击。
4、东汉末年瘟疫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一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 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
当时，东汉王朝的各级地方官不断接到大量的病例报告，有的村庄甚至几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赶紧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这时的朝廷却正陷入腐败和混乱之中，对老百姓的生死根本无暇顾及。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东汉末年的这次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
在瘟疫的打击下，一般的老百姓由于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向养尊处的上层人士也难逃厄运。在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谓“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当曹丕还未称帝时，与“建安七子”中的好几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此外，当时许多著名的上层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贤”、 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
在经历了长期的大规模瘟疫后，中国的人口大量死亡。尽管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记载，一些人口统计数据也很不准确，但我们仍可从一些史书留下的数字体会到瘟疫的威力。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仅仅八十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竟然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虽然当时的战争和灾荒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带来的这种损失仍是触目惊心的。
毫无疑问，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灾荒频仍，再加上闻所未闻的大瘟疫，使得整个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面积荒无人烟的情形。过去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遭到彻底破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商品交换也陷入停滞。
正是面对这种悲惨的景象，一向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曹操才伤感地写下那首著名的《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悲哀。东汉末年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不但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在许多领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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