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大瘟疫
1、黑死病
在1347年至1350年的短短三年間，歐洲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死於歷史上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之一:黑死病。到1352年，它消滅了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即2500萬人，並將在接下來的300年裡繼續傳播死亡。被感染的老鼠將疾病傳染給跳蚤，跳蚤很快將疾病傳播給人類。它以極快的速度殺死了它接觸到的大多數受害者，通常只需幾個小時。黑死病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在腺體部位會形成黑色的大癤子，但它實際上包括三種不同類型的鼠疫:腺鼠疫、肺鼠疫和敗血症鼠疫。腺鼠疫是最常見的，由跳蚤和齧齒動物傳播。腋窩、脖子和腹股溝的淋巴結會膨脹到雞蛋或蘋果大小，並且會因皮下出血而變黑。類似流感的症狀包括噁心、嘔吐、頭痛、疼痛和高燒，但人們通常在死亡時除了腺體腫脹之外沒有其他症狀。腺鼠疫的死亡率高達75%,受害者在72小時內死亡。肺鼠疫更致命，死亡率為90%至95%。它攻擊肺部，使其充滿液體，導致受害者吐出粘液和血液。高度傳染性，只有在感染者附近的人才能吸入空氣中的細菌。肺鼠疫在48小時內殺死了受害者。然而，最致命的黑死病是敗血性鼠疫，即使在今天也沒有治癒方法。這種形式攻擊了血液。死亡率接近100%，人們往往在症狀出現的同一天死亡。症狀是高燒伴皮膚變色至深紫色，由彌散性血管內凝血或靜脈血凝引起。
據說，這場瘟疫途徑黑海從亞洲傳到克里米亞半島。1347年突厥軍隊圍困克里米亞的一個熱那亞貿易商埠時,曾將帶病的屍體彈射入該鎮。當熱那亞人生病時，他們試圖通過航行到他們的祖國意大利來逃離疾病。當船靠岸時，船上的許多人已經死亡或死亡。瘟疫通過貿易路線和商隊迅速蔓延到整個歐洲，從南到北橫貫法國、英國、德國、丹麥，最終蔓延到整個人口稠密的世界。
2、雅典大瘟疫
雅典的瘟疫發生在公元前430-426年間，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這場瘟疫估計造成30萬人死亡，其中包括希臘政治家伯里克利。據說它造成了雅典每三個人中就有一人死亡，人們普遍認為它導致了古典希臘的衰落和衰落。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感染了這種疾病，但倖免於難；他說，瘟疫症狀包括高燒、皮膚起泡、膽汁嘔吐、腸潰瘍和腹瀉，他還說，捕食這些動物的鳥類和動物受到了影響，醫生受到的影響最大。
3、“安東尼瘟疫”
指在公元2世紀中期（公元164—180年），一起襲擊了安東尼統治下的羅馬帝國的傷寒、天花、麻疹以及中毒性休克綜合症等多種瘟疫事件。在近東作戰的士兵回到羅馬帝國，帶來了天花和麻疹，傳染給了安東尼的人們。傳染病奪走了兩位羅馬帝王的生命。第一位是維魯斯（Lucius Verus），於169年染病而死，第二位是他的繼承人馬可·奧勒略·安東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做帝王做到180年，也因被傳染難逃厄運。
據羅馬史學家迪奧卡稱，當時羅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相當於被傳染人數的四分之一。估計總死亡人數高達5百萬。在有些地方，瘟疫造成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大大削弱了羅馬兵力。
瘟疫對羅馬帝國的社會和政治也有著極大的影響，特別是對文學和藝術領域的影響。當時正處於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第二年，正當雅典勝利垂手可得時。據說鼠疫由比雷埃夫斯傳入雅典，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城市，也是主要的食物和日用品來源地。斯巴達和地中海東部一些地方也受到疾病的襲擊。
4、東漢末年瘟疫
據史書記載，東漢桓帝時大疫三次，靈帝時大疫五次，獻帝建安年間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萬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難。其中尤以東漢靈帝（公元168一188年）時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幾次的疾病流行規模最大。 南陽地區當時也接連發生瘟疫大流行，許多人因此喪生。
當時，東漢王朝的各級地方官不斷接到大量的病例報告，有的村莊甚至幾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趕緊將這些情況上報朝廷。但是令他們失望的是，這時的朝廷卻正陷入腐敗和混亂之中，對老百姓的生死根本無暇顧及。結果由於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範圍進一步擴大。 東漢末年的這次大瘟疫，當時人通稱其為“傷寒”。有關史料記載，這種疾病的主要症狀為：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具有強烈的傳染性；發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會高熱致喘，氣絕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塊。在瘟疫來臨的初期，面對可怕的瘟疫，人們幾乎是束手無策，只能在絕望中等待死亡。
東漢末年短短三十年間，有明確記載的全國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間，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後果十分悲慘。在曾經繁華的中原地區，一度出現了這樣的慘狀：“家家有位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曹植《說疫氣》）而當時著名的醫學家張仲景，也曾悲痛地回憶道，他的家族本來人口眾多，達兩百餘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間，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於傷寒。在東漢王朝的首都洛陽地區，瘟疫竟奪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當時這裡不斷髮生戰亂，中原地區陷入極為恐怖的狀態。
在瘟疫的打擊下，一般的老百姓由於條件落後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向養尊處的上層人士也難逃厄運。在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謂“建安七子”，是指東漢末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詩人，他們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當曹丕還未稱帝時，與“建安七子”中的好幾位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區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們是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眼看著好友一個個死去，曹丕後來沉痛地回憶道：“昔年疾疫，親故多摧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此外，當時許多著名的上層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賢”、 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
在經歷了長期的大規模瘟疫後，中國的人口大量死亡。儘管在古代並沒有明確的相關記載，一些人口統計數據也很不準確，但我們仍可從一些史書留下的數字體會到瘟疫的威力。根據古代較為權威的官方記載，瘟疫爆發前的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時，全國人口為5650萬，而在經歷了大規模的瘟疫，僅僅八十年後的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時，全國人口僅存1600餘萬，竟然銳減達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劇烈的中原地區，到三國末年，其人口僅及漢代的十分之一。雖然當時的戰爭和災荒也是造成人口減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帶來的這種損失仍是觸目驚心的。
毫無疑問，東漢末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多災多難的一個時代。政治腐敗、軍閥混戰、災荒頻仍，再加上聞所未聞的大瘟疫，使得整個中原地區出現了大面積荒無人煙的情形。過去曾經繁榮昌盛的城市遭到徹底破壞，土地荒蕪，百姓流離失所，商品交換也陷入停滯。
正是面對這種悲慘的景象，一向關心國計民生的政治家曹操才傷感地寫下那首著名的《蒿里行》：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形象地反映出當時中國的社會悲哀。東漢末年這次規模空前的瘟疫，不但在當時造成了巨大的災難，而且在許多領域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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