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在微信群裡看到郝振宇同志發的一條小消息：徐劍銘老師走了！驚詫之餘，還有點心存僥倖地不相信，隨後甄詢《西安晚報》的一位文友，得到肯定答覆後心裡竟滿是不捨和惋惜：西安城裡一位好老漢走了，從此長安文壇少了一君子！
在耀眼而厚重的陝西文壇，徐劍銘是一位飽受苦難、著作等身、豁達仁愛、人緣俱佳，將身家性命堅定地拴在文學這棵大樹上的錚錚硬漢。在長達六十多年的文學創作生涯裡，無論是身處逆境還是順風順水，他始終如一地扛著一支如椽的禿筆，步履沉穩地馳騁在“長安”這複雜而厚實的文壇，像牛一般地辛勤深耕著屬於自己的一方沃土，才給我們留下了《死囚牢裡的陪號》《我在長安》《立馬中條》《血沃高原》《野櫻桃》《徐劍銘朗誦詩選》《站出來一條漢子——徐劍銘報告文學》等諸多厚重而樸實的文學作品。
“像一粒漂泊的種子，跌落在這塊叫作長安的土地上。”這是徐劍銘在他的自傳體小說《我在長安》裡所說的一句經典話語。從歷史和現實來看，文壇上的“長安”向來就是陝西的代名詞。懷念徐劍銘老師，最讓人感觸的除了他的作品之外就是那種視苦難如財富的精神。他從沿海的江蘇來，卻紮根在長安這塊寫滿唐詩宋詞和埋著帝王將相的黃土地，終其一生心血，用“文學”執著地詮釋著對這座城市和這塊土地上芸芸眾生的熱愛。曾長時間同居一城，與徐劍銘實為文壇摯友的已故著名作家、矛盾文學獎獲得者陳忠實先生曾經大聲疾呼：文學依然神聖！縱觀徐劍銘老師苦難而奮進的一生，他無疑是“文學依然神聖”的踐行者、長安文壇中堅力量的扛鼎人物。
徐劍銘6歲隨母親從江蘇豐縣千里到西安投親，少年時期因其“外來戶”的身份，受盡世俗白眼和求學之難，很小就學會在苦難中堅強地生活。在經歷一段與苦難地鬥爭之後，他擁有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也開始涉足文壇。陳忠實先生說他是“穿著一雙破鞋，用流著血的雙腳走上文壇的。”徐老師卻是從寫順口溜、出黑板報走上文壇的。從編順口溜到寫詩、寫散文，從文學愛好者到籌辦西安作協，從記者、編輯到著名作家、詩人。他才思噴湧，涉獵廣泛，小說、傳記、詩歌、散文、戲劇、小品等無所不及，還有企業的形象宣傳、勞模先進人物的事蹟材料……一步一個腳印，一篇文章接著一篇、一首詩接著一首詩地寫，積少成多、螞蟻搬山般地成就了“文壇快手”“長安才子”“著名工人作家”的名至實歸。然而，正當他寫得順手順心、活得瀟灑風光之時，也就是上個世紀80年代，卻因一樁錯案鋃鐺入獄，成為“死囚牢裡的陪號”，人生一下子跌入低谷。徐老師身陷囹圄，驚動了整個中國文壇，陝西的陳忠實、賈平凹等一大批作家為他抱打不平、奔走呼籲。15個月的牢獄之苦，不僅讓他“名譽掃地”，更讓他進入“居無定所、身無分文、四處打工”的苦難歲月。
“苦難是作家的財富”，這是徐老師對苦難的態度。出獄後，在等待平反的漫長日子，已經失去工作單位沒有生活來源的他，只能用睿智的頭腦和寫作的雙手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擺攤，幹臨工，當自由撰稿人。再苦再難，心中卻從未放棄對文學的熱愛。後來，他被別人邀請去辦雜誌、做報紙副刊編輯、雜誌社副總編輯。在此期間，他曾短暫在《陝西工人報》“北國週末”當過編輯。那時我還在東郊一家央企宣傳部工作，曾被人引薦給他送過稿子。等我到報社工作之後，徐老師已經離開，與他在《陝西工人報》真是失之交臂。不久，我的一位鐵桿文友到徐老師當副總編輯的雜誌社工作，藉助朋友的“跳板”，我開始與徐老師近距離接觸，我們在一起談文學、侃人生，不時還小酌兩杯，不知不覺間成了忘年交。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與徐老師相處，很是自然隨意，他絲毫沒有大作家的架子，更不熱衷沽名釣譽，完全一副君子風範。所謂君子，他常常把“小我”的不幸和苦難埋於心間，沒有抱怨、不知疲倦地向著“大我”方向挺進。徐老師就是如此！也是在此背景下，他的《死囚牢裡的陪號》橫空出世，引起文壇震撼，叫好聲一浪接過一浪。有人稱，這部書是“落難才子奉獻人間真情”之作。我卻認為，它是“化苦難為財富”彰顯君子作為的“風骨之作”，有著“杜鵑啼血”般的美麗，打破了陝西文學作品的“集體定勢”，使陝西文壇呈現出色彩斑斕的景象。我與徐老師談我的觀念時，他笑了一下，表示認可，隨後我連夜寫就《文人風骨躍然紙上》的書評（《陝西工人報》2009年9月11日），以表敬意。
滴水之恩，常以湧泉相報。在我認識的陝西眾多作家中，徐老師的做派最能體現這種君子的行為。人生也許有緣，到報社後，出了我居住小區的北門恰好是徐老師家的南門。我們報社40歲以上的人都與徐老師相識，他每每有新作問世，就會抱著一沓書來報社簽名送書。他再忙只要我們報紙要稿子，他都會一揮而就，立即奉獻。稿子發了，我給他將報紙捎回去。徐老師人緣好，又不會輕易拆別人的臺，所以社會活動特別多，常常忙得沒有時間寫稿。有時我勸他：“您要忙，先不要急著寫這篇稿子了。”他卻說：“只要陝工報要稿子，我老漢再忙也要寫！”他曾經多次給我說過，“在我落難的時候，陝工報收留過我，這份情，一輩子也不能忘！”這就是他與陝工報的深厚情緣。所以，當我看到2月27日《陝西工人報》四版“長安才子駕鶴西歸，工人作家千古流芳”的專版時，我竟有點熱淚盈眶！
“一蓑煙雨任平生”。朱碧波同志用這句話評價徐老師很是恰當。因與徐老師住得近，在菜市場、小區門口、大明宮遺址公園常常能遇到他。無論颳風下雨，徐老師從不打傘，總是精神矍鑠地昂著他那顆智慧碩大的頭，無所畏懼地走在風雨裡。一次，他叫我一起去參加一個工人作家的作品首發儀式，剛出門，雨就來了。看著他淋著雨在小區門口等我，我停車拿著傘去接他，他揮著夾煙的手說：“不用，這麼小的雨，趕緊上車！”歷經風雨後的豁達開朗，就在舉手投足間。最後一次見徐老師，也是兩年前的一個雨中。那天他穿行我們小區去買菜，我下班回家正在停車。他叫住我，兩人站在路邊，冒著雨抽菸、拉話，他說要搬走了……沒想到，這卻成了我們最後的一面。當時，他的身體看上去還十分硬朗。
一個智慧倔強的頭顱停止了對社會的深度思索，一段充滿苦難和傳奇人生戛然而止，一個大智若愚平凡驚奇的作家溘然長逝……怎能不讓人柔腸寸斷、扼腕哀嘆！
真正的天堂是從來不拒絕君子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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