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以“三言”、“二拍”為代表的明代文學作品，以豐富的社會原型，塑造了一個個栩栩如生、有著真情實感的明代市民形象，也揭示了一個真實的、充滿矛盾的明代社會，特別是明代中後期的社會，酒、色、財、氣，金錢與權勢，充斥其間。
金錢的社會
這是一個金錢的社會，有錢幾乎可以做任何事情。
首先，有了金錢可以買到身份、買到官位。
自景泰年間開納粟入監例，至嘉靖、萬曆時，納粟生在國子監中已佔有相當大的比重。有了國子生的身份，不僅可免家中二丁差役，更有了直接與朝廷命官對話、結識權貴的資格，還為經商牟利、科舉入仕或參充吏職、轉補官缺提供了方便。
在《醒世恆言》卷二十九中，北直隸浚縣的才士盧柟敢於傲視官長、橫行鄉里，不僅僅是因為能寫幾首歪詩、作幾篇陋文，也不僅僅是因為家中廣有田地，還因為有一個國子監監生的身份。雖然這個身份也是捐納而得，卻使他能夠結交天下名士、打通各層關節。那位決心要扳倒他的少年氣盛而又心胸狹窄的汪知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看不慣他那名士加監生的狂妄派頭。
即便是敗盡家財，也要捐得監生的身份，身份是永久的
《警世通言》卷三十一敘趙春兒重旺曹家莊，但其前提條件則是因為老財主在生之時已為敗家子曹可成捐了監生的身份，而作為妻子的趙春兒又暗中為丈夫的入仕準備了千兩白銀：
可成……悶悶回家，對渾家說道：“我的家當已敗盡了，還有一件敗不盡的，是監生。今日看見通州殷盛選了三司首領官，往浙江赴任，好不興頭。我與他是同年撥歷的，我的選期已透了，怎得銀子上京使用。”……春兒道：“選這官要多少使用？”可成道：“本多利多，如今的世界，中科甲的也只是財來財往，莫說監生官。使用多些，就有好地方。多趁得些銀子，再肯營幹時，還有一、兩任官做。使用得少，把個不好的缺打發你，一年二載，就升你做王官，有官無職，監生的本錢還弄不出來哩。”春兒道：“好缺要多少？”可成道：“好缺也費得千金。”
曹可成說得好，家當是可以敗盡的，但所捐的監生身份卻是永久的。過去有父親的銀子，曹可成以白丁買得了監生的身份；如今有妻子的銀子，曹可成以監生的身份得選吏職同安縣丞，不久升任泉州府經歷，又轉補官缺做了潮州府通判，並做了半年的代理知府。“本多利多”，做官如同經商一般。幾年下來，連本帶利，積攢下了數千兩白銀。心安理得之後，曹可成與妻子趙春兒榮歸故里，將以往抵押出去的田產房屋盡行贖回，重新過上自由自在的城郊財主的日子。但是比起過去，又多了一個退休官員的身份。而這一切，雖然有種種偶然性，但都是由金錢鋪的路。
其次，有了金錢可以買到女人。
明代文學描述了一個又一個少男少女、真男信女的愛情故事，這些愛情故事大多以男女之間的相互愛慕為前提，但金錢的作用也時時可見。
《初刻拍案驚奇》卷二敘少婦姚滴珠因不滿公婆的約束，隻身逃出，誤入“雪裡蛆”汪錫之手，本來是“合當晦氣”，不料遇上號稱“吳百萬”的吳大郎，便“象是他家裡一般，心下到有十分中意了”。而汪錫及婆子得了吳大郎八百兩銀子，便也善待著姚滴珠。
明代文學中的男女愛情也受金錢影響
至於《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八，徽州巖子鎮酒家李方哥因圖程朝奉的錢財而與妻陳氏相商、讓陳氏與程朝奉私通，反映了小業主們為發財致富而不惜以犧牲夫妻感情為代價的心態，而大財主因為有錢，便可公然向小業主提出，以自己的白銀交換對方的妻子。
這種事情雖然並不光彩，但在當時來說，應該並非個別，否則李方哥夫妻在商議這筆交易時也不會那樣理智而冷靜。下面是兩人的對話：
李方哥進到內房與妻陳氏說道：“果然你昨日猜得不差，元來真是此意。被我搶白了一頓，他沒意思，把這錠銀子作為陪禮，我拿將來了。”
陳氏道：“我不拿他的便好，拿了他的，已似有肯意了。他如何肯歇這一條心？”
李方哥道：“我一時沒主意拿了，他臨去時就說，象得我意，十錠也不難。我想我與你在此苦掙一年，掙不出幾兩銀子來。他的意思，倒肯在你身上舍主大錢。我每不如將計就計哄他，與了他些甜頭，便起他一主大銀子，也不難了。也強如一盞半盞與別人論價錢。”
李方哥說罷，就將出這錠銀子放在桌上。陳氏拿到手看一看，道：“你男子漢見了這個東西，就捨得老婆養漢了？”
李方哥道：“不是捨得，難得財主家倒了運來想我們，我們拼忍著一時羞恥，一生受用不盡了。而今總是混帳的世界，我們又不是甚麼閥閱人家，就守著清白，也沒人來替你造牌坊，落得和同了些。”
陳氏道：“是倒也是，羞人答答的，怎好兜他？”
李方哥道：“總是做他的本錢不著，我而今辦著一個東道在房裡，請他晚間來吃酒，我自到外邊那裡去避一避。等他來時，只說我偶然出外就來的，先做主人陪他飲酒，中間他自然撩撥你，你看著機會，就與他成了事。等得我來時，事已過了，可不是不知不覺的落得賺了他一主銀子？”
陳氏道：“只是有些害羞，使不得。”
李方哥道：“程朝奉也是一向熟的，有甚麼羞？你只是做主人陪他吃酒，又不要你先去兜他。只看他怎麼樣來，才回答他就是，也沒甚麼羞處。”
陳氏見說，算來也不打緊的，當下應承了。
丈夫說是“沒主意”，其實是主意已定；妻子說是“羞人答答”，其實是躍躍欲試。策劃如何出賣肉體，猶如盤算酒店生意一般。而這場討論的起因，便是程大朝奉的金錢。當然，李方哥也為自己的行為尋找到了依據：一、 “而今總是混帳的世界”，二、“我們不是甚麼閥閱人家”。世界不是清白的世界，人家不是臉面的人家，所以無所顧忌，落得賺他有錢人的大主銀子。
其三，有了金錢可以買通官府，陷害他人或保護自己。
中國自古以農業立國，國家財政的支柱也是農業稅和農戶的勞役，這就決定了政府的財政收入有極大的侷限性，所以歷代對官員都實行低薪制度。
以農業立國的中國古代，決定了官員俸祿極低
顧炎武《日知錄》、趙翼《廿二史札記》更列專條討論明代官員薪俸之低。
以正一品而言，實際官俸每年僅600石，摺合成白銀240-300兩，只相當於《警世通言》中納粟監生王景隆給名妓玉堂春的見面禮（白銀200兩、碎銀20兩、尺頭四匹）、約當於晉商沈洪向妓院買得玉堂春身價（2000兩）的六分之一。
至於進士出身初選知縣，每年實得祿米85石，摺合白銀約32-40兩。每月摺合3兩，只夠《水滸傳》中吳用在石碣村小酒店請阮氏三兄弟吃一頓酒席。每日約當白銀1錢，相當於兩個腳伕一天的腳力錢。
但明朝官員及吏員的實際收入卻遠不止於此，這就需要自尋門道，從而為花錢買通官府者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不貪不濫、一年三萬”之類的民諺自然決非空穴來風。
用金錢可以買通官府陷害他人。同時，有了錢也可以逃避自己的罪責，或者為自己和他人洗刷冤獄。《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姚滴珠拐騙案事發之後，當事人無賴汪錫被重責六十板，“當下氣絕”身亡。差役行刑，板上輕重心中有數，受了好處的，下手似重而實輕；沒有好處的，下手似輕而實重。汪錫六十板而氣絕，顯然是沒有打點行型者。而另一當事人吳大郎卻因姚滴珠心中有他，“只是不說出”，而吳大郎又“廣有世情，聞知事發，上下使用，並無名字干涉，不致惹著，朦朧過了”，全然無事。
在明代，金錢可以陷害他人，逃避罪責，洗刷冤屈
《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八，李方哥的妻子被叫夜頭陀殺害之後，事涉程朝奉，程朝奉得以解脫冤屈，靠的仍然是金錢：
程朝奉道：“有此疑端，便是小人生路。只求老爺與小人做主，出個廣捕文書，著落幾個應捕四處尋訪，小人情願立個賞票，認出謝金就是。”當下通判差了應捕出來，程朝奉託人邀請眾應捕說話，先送了十兩銀子做盤費，又押起三十兩，等尋得著這和尚即時交付，眾應捕應承去了。元來應捕黨與極多，耳目最眾，但是他們上心的事，沒有個訪拿不出的。見程朝奉是個可擾之家，又兼有了厚贈，怎不出力？不上一年，已訪得這叫夜僧人在寧國府地方乞化……把個和尚捆了……然後解到府裡來。
如果沒有若大的家當為後盾、沒有四十兩銀子為酬勞，程朝奉的冤屈不知何年得以解脫。《警世通言》卷十五所言：“隨你官清似水，難逃吏滑如油，”卷十八所言：“只愁堂上無明鏡，不怕民間有鬼奸。”正是直指“錢能通神”這一現實。
權勢的社會
這仍然是一個權勢的社會，權勢者也幾乎可以做任何事情。
自永樂以後，明朝已基本上停止了向外的拓展，在此後對“南倭北虜”的鬥爭態勢中，也大抵處於守勢。雖然是內憂外患不斷，但在李自成農民軍攻佔北京之前，這個政權對內鎮壓民眾卻始終是強大有力的，這就為權勢者濫用職權、以權謀私提供了保證。
最令人髮指的罪惡、壞事，幾乎都是有權勢者或是通過有權勢者做成
在“三言”、“二拍”中，最令人髮指的罪惡、壞事，幾乎都是有權勢者或者是通過有權勢者做成的。
《醒世恆言》卷二十九，浚縣知縣汪岑在盧府受了屈辱，為洩私憤而千方百計欲置名士盧柟於死地。
《警世通言》卷二十四，山西洪同縣王知縣因為收了監生趙昂一千兩銀子，便將玉堂春屈打成招，定了死罪。
《二拍刻案驚奇》卷四，在雲南做兵備僉事的楊鄉宦，兇暴貪酷，故有外號“楊瘋子”，不僅利用權勢收了雲南秀才張寅的錢財，而且害了其主僕五人的性命。這些有權勢者或為官，或為吏，濫用權勢的目的，或者是為了發洩私憤，或者是為了貪圖錢財，而更為主要的是後者。
嚴嵩父子迫害沈煉、迫害楊繼盛，看似政治鬥爭，與發洩私憤與貪圖錢財無關。但沈煉、楊繼盛之彈劾嚴嵩、嚴世蕃父子，首先涉及的便是貪贓枉法、賣官鬻爵，其實質仍在經濟利益。
中國古代社會就是人治社會。由於所有的冤案都是由權勢造成的，所以，洗刷冤屈、伸張正義也必須倚仗權勢。
玉堂春的冤案是由洪同縣知縣的權勢造成的，為其洗刷冤屈的則是平陽府劉推官和巡按監察御史王景隆的權勢；盧柟的冤案是由浚縣知縣汪岑的權勢和一意孤行造成的，為其洗刷冤屈的則是另一位浚縣知縣陸光祖的權勢和堅韌不拔；張廷秀兄弟的冤案是由蘇州府黑心巡捕和糊塗知府的權勢造成的，為其洗刷冤屈的則是已經中了進士並做了常州府推官及翰林院庶吉士的張氏兄弟自己的權勢。
由於楊繼盛、沈煉的冤案是由大學士嚴嵩的權勢所造成，所以懲處嚴嵩父子、洗刷楊、沈冤屈的又必須是比大學士權勢更大的權勢———皇帝的權勢。
正是楊繼盛、沈煉的忠，對比出了嚴嵩父子的奸
《醒世恆言》卷二十就張氏兄弟的申冤作了畫龍點睛式的評語：“俗語道：‘官官相為。’見放著弟兄兩個進士，莫說果然冤枉，就是真正強盜，少不得也要周旋。”
《喻世明言》卷十《滕大尹鬼斷傢俬》，說是“鬼”斷，實是“詭”斷，是通過權勢，既斷家庭財產的糾紛案，又在神不知鬼不覺中為自己謀求利益。滕大尹為香河知縣，以“廉能著稱”。退休官員倪守謙立下遺囑：“老夫官居五馬，壽逾八旬。死在旦夕，亦無所恨。但孽子善述，方年週歲，急未成立。嫡善繼素缺孝友，日後恐為所戕。”故在生前將十壇白銀共一萬兩、一罈黃金共一千兩暗埋於偏舊小屋的地下，並在遺囑中將小屋分給善述。遺囑最後聲明：“後有賢明有司主斷者，述兒奉酬白金三百兩。”但滕知縣在經過一番裝神弄鬼之後，聲稱倪老先生顯靈，託其代分家產，並將一罈黃金相贈作為酬謝。不動聲色中，掠奪了一千兩黃金。按當日金價，合白銀約一萬兩，為倪守謙遺囑中所許的三十多倍。作者為此發表評論：
大尹判幾條封皮，將一罈金子封了，放在自己轎前，抬回衙內，落得受用。眾人都認道真個倪太守許下酬謝他的，反以為理之當然，那個敢道個“不”字。這正叫做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若是倪善繼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將傢俬平等分析，這千兩黃金，弟兄大家該五百兩，怎到得滕大尹之手？
一千兩黃金的入帳，自然也是利用權勢的結果。但滕大尹應該說還算是有良心，沒有將千兩黃金之外的萬兩白銀也收入自己囊中。而以明代的薄俸，倪守謙除了生前的花費及留給長子善繼的不動產外，還有千兩黃金、萬兩白銀，自然也是通過權勢得來的不義之財。
情慾的社會
這又是一個追求情慾的社會。情慾可以使人不顧一切，可以使人不惜名聲、不計後果、拋棄家庭、拋棄財產。
流傳已久的范蠡與西施、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愛情故事，早已深入人心。《鶯鶯傳》《李娃傳》《霍小玉傳》等唐人傳奇，讚揚的也是男女之間義無反顧的愛情。
范蠡與西施、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愛情故事，總是讓人羨慕
至元、明時，歷史上所有男歡女愛的傳說，幾乎都被編入戲劇，除上述范蠡、西施等故事外，諸如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李靖與紅拂的故事、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故事、蘇小小與秦觀的故事等等皆是。白居易《琵琶行》中所說的在江州遇上的素昧平生的長安故妓，也被編排為白居易舊時的相好。
但所有這些故事，男女之間的情慾幾乎都是以相互愛慕為前提的。男子所愛的首先是女子的貌，其次是女子的才；女子所愛的首先是男子的才，其次是男子的貌。
由於這是一個科舉的社會、是一個文人當道的社會，而所有的市民文學作品又都是經過文人加工創作的。所以，所謂的才都是以詞賦為標準，讀書人特別是相貌俊秀的讀書人在作品中總是佔盡便宜。即使是商人，也必須要有文人的味道。
女子所愛的首先是男子的才，其次是男子的貌
在明代的市民文學特別是晚明的市民文學中，雖然才貌仍然是青年男女愛情的基礎，但情慾在持續男歡女愛中被描述得甚至比才貌更為重要。“三言”、“二拍”的不少作品，男女之間的情感更首先產生於對情慾的追求而不是對才貌的愛慕，如三巧兒與商人陳大郎之間的情慾、邵氏與家奴得貴的情慾皆是。
即使是因為才貌而一見鍾情，所追求的也仍然是情慾。《警世通言》卷三十四敘河南南陽衛千戶之女王嬌鸞與蘇州府吳江縣教官之子私通，《醒世恆言》卷十五敘江西臨江府監生與眾尼宣淫、卷十六敘浙江杭州城內少女潘壽兒被無賴陸五漢騙奸，《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四敘杭州士人聞人生與少尼靜觀船艙奇遇，《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八敘張家灣女子莫大姐與情人私奔被賣妓院，等等，皆是。千古傳唱的湯顯祖《牡丹亭》，所表現的也只是兩個字：“情”、“欲”。且看杜麗娘在夢中與柳夢梅的情話：
（旦）妾有一言相懇，望郎恕責。（生笑介）賢卿有話，但說無妨。（旦）妾千金之軀，一旦付與郎矣，勿負奴心。每夜得共枕蓆，平生之願足矣。（生笑介）賢卿有心戀於小生，小生豈敢忘於賢卿乎？（旦）還有一言。未至雞鳴，放奴回去。秀才休送，以避曉風。（生）這都領命，只問姐姐貴姓芳名。
（意不盡）（旦嘆介）少不得花有根元玉有芽，待說時惹的風聲大。（生）以後準望賢卿逐夜而來。（旦）秀才，且和俺點勘春風這第一花。
《牡丹亭》中杜麗娘與柳夢梅也並非是純潔的愛情
從上面這段對白不難看出，杜麗娘所追求的，毫無疑問便是情慾，是“千金之軀……付與郎矣”，是“每夜得共枕蓆”，是“點勘春風這第一花”。湯顯祖也公然宣稱：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但湯顯祖的身份畢竟使他有所區別於一般的市民文學作者，他所處的時代也還沒有馮夢龍和凌濛初的時代那樣更加自由且無所顧忌，所以儘管他已經在作品中揭示了杜麗娘所追求的情慾，但仍然要作一些掩飾，裝一些糊塗：“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而且還要加上一句：“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為密者，皆形骸之論也。”
其實，即使是馮夢龍和凌濛初，也一面在他們的作品中表現求色求欲，另一面也仍然振振有詞地告誡讀者和觀眾，戒色戒欲。這正是傳統道德和現實社會之間的矛盾在作者觀念中的反映，並表現在作品之中。《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既是《喻世明言》又是全部“三言”作品的第一篇，開篇便是戒色：
“仕至千鍾非貴，年過七十常稀，浮名身後有誰知？萬事空花遊戲。休逞少年狂蕩，莫貪花酒便宜。脫離煩惱是和非，隨分安閒得意。”這首詞名為《西江月》，是勸人安分守己，隨緣作樂，莫為酒、色、財、氣四字，損卻精神、虧了行止。求快活時非快活，得便宜處失便宜。說起那四字中，總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為欲種。起手時，牽腸掛肚；過後去，喪魂消魄。假如牆花路柳，偶然適興，無損於事。若是生心設計，敗俗傷風，只圖自己一時歡樂，卻不顧他人的百年恩義。假如你有嬌妻愛妾，別人調戲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
文學作家，都是一面道貌岸然地告誡，一面又充滿同情和讚賞
酒、色、財、氣被稱為“四毒”，馮夢龍特別提出“色”為四毒之首，是毒中之毒。而對色的追求，又表現在“情”和“欲”上：“眼是情媒，心為欲種”。
但既然有眼，便免不了傳情，何況傳情未必只靠眼，司馬相如便是靠琴聲傳情的。既然有心，便免不了生欲。有了情，還只是使人“牽腸掛肚”，有了欲，才可能令人“喪魂消魄”。
馮夢龍、凌濛初以及其他所有知名的市民文學作家，都是一面道貌岸然、義正詞嚴地告誡禁色禁慾，一面又用充滿同情和讚賞的筆調，為讀者講述一個個迴腸蕩氣的由追求情慾而發生的婚戀故事。
作品所產生的實際效果是：勸戒情慾是假，宣揚情慾才是真。這在“三言”的第一篇《珍珠衫》中已表現得淋漓盡致。
結語：
在金錢、權勢、情慾面前，傳統的道德顯得蒼白無力。人們儘可以譴責道德的淪落和社會的敗壞，但人性的本來面貌卻在這種淪落和敗壞中得到最真實最本質的體現。因此，在明代市民文學中所展現的，又是一個率真的社會、一個剝去了偽裝的社會。當時的思想家們所推崇的是：“不必矯情，不必違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是為真佛。”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是社會的現實，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市民社會的現實。思想家們所作的提倡，其意義在於將這種社會的真實放大，併為其提供理論依據。
但是，通過市民文學所表現出來的作者的好惡、社會的臧否，其矛盾也是明顯的。一方面是對金錢萬能、權力至上的抨擊，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認金錢、權力的作用。
一方面對已婚男女的婚外情用傳統的社會道德觀進行譴責，一方面又對三巧兒、莫大姐等雖有婚外情但心地善良的女子顯得十分寬容，甚至充滿同情和喜愛。
一方面宣傳乃至頌揚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一方面又對所有玩弄婦女、背棄感情的男子進行批評。
一方面對官場腐敗進行辛辣的嘲弄和猛烈的抨擊，一方面又將所有問題的最終和最完滿的解決留給開明的官員。而這種矛盾又是無法解決的，因為它產生於當時的基本生產方式和現實社會政治制度之中。
一方面是發達地區工商業城市的繁榮和奔放，但另一方面卻是大多數城市及幾乎所有農村的蕭條和冷漠，後者又是真正制約全社會發展方向的決定性因素。
一方面是整個官場已經腐敗，但另一方面這個政府卻仍然強有力地統治著這個國家、各級官府仍然行使著它的權力，在一般民眾看來，這種權力是牢不可破的。
一方面是商品經濟發展，棄農經商成風，但另一方面卻是個體農業和自然經濟仍然占主導地位，而在此基礎上的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和制約力，並且成為維繫社會穩定的基本因素。市民文學中所表現出來的各種思想意識及觀念形態上的矛盾，幾乎均與此有關。
閱讀更多 寒武紀的寒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