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文学作品，以丰富的社会原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有着真情实感的明代市民形象，也揭示了一个真实的、充满矛盾的明代社会，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酒、色、财、气，金钱与权势，充斥其间。
金钱的社会
这是一个金钱的社会，有钱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
首先，有了金钱可以买到身份、买到官位。
自景泰年间开纳粟入监例，至嘉靖、万历时，纳粟生在国子监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了国子生的身份，不仅可免家中二丁差役，更有了直接与朝廷命官对话、结识权贵的资格，还为经商牟利、科举入仕或参充吏职、转补官缺提供了方便。
在《醒世恒言》卷二十九中，北直隶浚县的才士卢柟敢于傲视官长、横行乡里，不仅仅是因为能写几首歪诗、作几篇陋文，也不仅仅是因为家中广有田地，还因为有一个国子监监生的身份。虽然这个身份也是捐纳而得，却使他能够结交天下名士、打通各层关节。那位决心要扳倒他的少年气盛而又心胸狭窄的汪知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看不惯他那名士加监生的狂妄派头。
即便是败尽家财，也要捐得监生的身份，身份是永久的
《警世通言》卷三十一叙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但其前提条件则是因为老财主在生之时已为败家子曹可成捐了监生的身份，而作为妻子的赵春儿又暗中为丈夫的入仕准备了千两白银：
可成……闷闷回家，对浑家说道：“我的家当已败尽了，还有一件败不尽的，是监生。今日看见通州殷盛选了三司首领官，往浙江赴任，好不兴头。我与他是同年拨历的，我的选期已透了，怎得银子上京使用。”……春儿道：“选这官要多少使用？”可成道：“本多利多，如今的世界，中科甲的也只是财来财往，莫说监生官。使用多些，就有好地方。多趁得些银子，再肯营干时，还有一、两任官做。使用得少，把个不好的缺打发你，一年二载，就升你做王官，有官无职，监生的本钱还弄不出来哩。”春儿道：“好缺要多少？”可成道：“好缺也费得千金。”
曹可成说得好，家当是可以败尽的，但所捐的监生身份却是永久的。过去有父亲的银子，曹可成以白丁买得了监生的身份；如今有妻子的银子，曹可成以监生的身份得选吏职同安县丞，不久升任泉州府经历，又转补官缺做了潮州府通判，并做了半年的代理知府。“本多利多”，做官如同经商一般。几年下来，连本带利，积攒下了数千两白银。心安理得之后，曹可成与妻子赵春儿荣归故里，将以往抵押出去的田产房屋尽行赎回，重新过上自由自在的城郊财主的日子。但是比起过去，又多了一个退休官员的身份。而这一切，虽然有种种偶然性，但都是由金钱铺的路。
其次，有了金钱可以买到女人。
明代文学描述了一个又一个少男少女、真男信女的爱情故事，这些爱情故事大多以男女之间的相互爱慕为前提，但金钱的作用也时时可见。
《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叙少妇姚滴珠因不满公婆的约束，只身逃出，误入“雪里蛆”汪锡之手，本来是“合当晦气”，不料遇上号称“吴百万”的吴大郎，便“象是他家里一般，心下到有十分中意了”。而汪锡及婆子得了吴大郎八百两银子，便也善待着姚滴珠。
明代文学中的男女爱情也受金钱影响
至于《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八，徽州岩子镇酒家李方哥因图程朝奉的钱财而与妻陈氏相商、让陈氏与程朝奉私通，反映了小业主们为发财致富而不惜以牺牲夫妻感情为代价的心态，而大财主因为有钱，便可公然向小业主提出，以自己的白银交换对方的妻子。
这种事情虽然并不光彩，但在当时来说，应该并非个别，否则李方哥夫妻在商议这笔交易时也不会那样理智而冷静。下面是两人的对话：
李方哥进到内房与妻陈氏说道：“果然你昨日猜得不差，元来真是此意。被我抢白了一顿，他没意思，把这锭银子作为陪礼，我拿将来了。”
陈氏道：“我不拿他的便好，拿了他的，已似有肯意了。他如何肯歇这一条心？”
李方哥道：“我一时没主意拿了，他临去时就说，象得我意，十锭也不难。我想我与你在此苦挣一年，挣不出几两银子来。他的意思，倒肯在你身上舍主大钱。我每不如将计就计哄他，与了他些甜头，便起他一主大银子，也不难了。也强如一盏半盏与别人论价钱。”
李方哥说罢，就将出这锭银子放在桌上。陈氏拿到手看一看，道：“你男子汉见了这个东西，就舍得老婆养汉了？”
李方哥道：“不是舍得，难得财主家倒了运来想我们，我们拼忍着一时羞耻，一生受用不尽了。而今总是混帐的世界，我们又不是甚么阀阅人家，就守着清白，也没人来替你造牌坊，落得和同了些。”
陈氏道：“是倒也是，羞人答答的，怎好兜他？”
李方哥道：“总是做他的本钱不着，我而今办着一个东道在房里，请他晚间来吃酒，我自到外边那里去避一避。等他来时，只说我偶然出外就来的，先做主人陪他饮酒，中间他自然撩拨你，你看着机会，就与他成了事。等得我来时，事已过了，可不是不知不觉的落得赚了他一主银子？”
陈氏道：“只是有些害羞，使不得。”
李方哥道：“程朝奉也是一向熟的，有甚么羞？你只是做主人陪他吃酒，又不要你先去兜他。只看他怎么样来，才回答他就是，也没甚么羞处。”
陈氏见说，算来也不打紧的，当下应承了。
丈夫说是“没主意”，其实是主意已定；妻子说是“羞人答答”，其实是跃跃欲试。策划如何出卖肉体，犹如盘算酒店生意一般。而这场讨论的起因，便是程大朝奉的金钱。当然，李方哥也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了依据：一、 “而今总是混帐的世界”，二、“我们不是甚么阀阅人家”。世界不是清白的世界，人家不是脸面的人家，所以无所顾忌，落得赚他有钱人的大主银子。
其三，有了金钱可以买通官府，陷害他人或保护自己。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国家财政的支柱也是农业税和农户的劳役，这就决定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极大的局限性，所以历代对官员都实行低薪制度。
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古代，决定了官员俸禄极低
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更列专条讨论明代官员薪俸之低。
以正一品而言，实际官俸每年仅600石，折合成白银240-300两，只相当于《警世通言》中纳粟监生王景隆给名妓玉堂春的见面礼（白银200两、碎银20两、尺头四匹）、约当于晋商沈洪向妓院买得玉堂春身价（2000两）的六分之一。
至于进士出身初选知县，每年实得禄米85石，折合白银约32-40两。每月折合3两，只够《水浒传》中吴用在石碣村小酒店请阮氏三兄弟吃一顿酒席。每日约当白银1钱，相当于两个脚夫一天的脚力钱。
但明朝官员及吏员的实际收入却远不止于此，这就需要自寻门道，从而为花钱买通官府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贪不滥、一年三万”之类的民谚自然决非空穴来风。
用金钱可以买通官府陷害他人。同时，有了钱也可以逃避自己的罪责，或者为自己和他人洗刷冤狱。《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拐骗案事发之后，当事人无赖汪锡被重责六十板，“当下气绝”身亡。差役行刑，板上轻重心中有数，受了好处的，下手似重而实轻；没有好处的，下手似轻而实重。汪锡六十板而气绝，显然是没有打点行型者。而另一当事人吴大郎却因姚滴珠心中有他，“只是不说出”，而吴大郎又“广有世情，闻知事发，上下使用，并无名字干涉，不致惹着，朦胧过了”，全然无事。
在明代，金钱可以陷害他人，逃避罪责，洗刷冤屈
《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八，李方哥的妻子被叫夜头陀杀害之后，事涉程朝奉，程朝奉得以解脱冤屈，靠的仍然是金钱：
程朝奉道：“有此疑端，便是小人生路。只求老爷与小人做主，出个广捕文书，着落几个应捕四处寻访，小人情愿立个赏票，认出谢金就是。”当下通判差了应捕出来，程朝奉托人邀请众应捕说话，先送了十两银子做盘费，又押起三十两，等寻得着这和尚即时交付，众应捕应承去了。元来应捕党与极多，耳目最众，但是他们上心的事，没有个访拿不出的。见程朝奉是个可扰之家，又兼有了厚赠，怎不出力？不上一年，已访得这叫夜僧人在宁国府地方乞化……把个和尚捆了……然后解到府里来。
如果没有若大的家当为后盾、没有四十两银子为酬劳，程朝奉的冤屈不知何年得以解脱。《警世通言》卷十五所言：“随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卷十八所言：“只愁堂上无明镜，不怕民间有鬼奸。”正是直指“钱能通神”这一现实。
权势的社会
这仍然是一个权势的社会，权势者也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
自永乐以后，明朝已基本上停止了向外的拓展，在此后对“南倭北虏”的斗争态势中，也大抵处于守势。虽然是内忧外患不断，但在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之前，这个政权对内镇压民众却始终是强大有力的，这就为权势者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提供了保证。
最令人发指的罪恶、坏事，几乎都是有权势者或是通过有权势者做成
在“三言”、“二拍”中，最令人发指的罪恶、坏事，几乎都是有权势者或者是通过有权势者做成的。
《醒世恒言》卷二十九，浚县知县汪岑在卢府受了屈辱，为泄私愤而千方百计欲置名士卢柟于死地。
《警世通言》卷二十四，山西洪同县王知县因为收了监生赵昂一千两银子，便将玉堂春屈打成招，定了死罪。
《二拍刻案惊奇》卷四，在云南做兵备佥事的杨乡宦，凶暴贪酷，故有外号“杨疯子”，不仅利用权势收了云南秀才张寅的钱财，而且害了其主仆五人的性命。这些有权势者或为官，或为吏，滥用权势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发泄私愤，或者是为了贪图钱财，而更为主要的是后者。
严嵩父子迫害沈炼、迫害杨继盛，看似政治斗争，与发泄私愤与贪图钱财无关。但沈炼、杨继盛之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首先涉及的便是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其实质仍在经济利益。
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人治社会。由于所有的冤案都是由权势造成的，所以，洗刷冤屈、伸张正义也必须倚仗权势。
玉堂春的冤案是由洪同县知县的权势造成的，为其洗刷冤屈的则是平阳府刘推官和巡按监察御史王景隆的权势；卢柟的冤案是由浚县知县汪岑的权势和一意孤行造成的，为其洗刷冤屈的则是另一位浚县知县陆光祖的权势和坚韧不拔；张廷秀兄弟的冤案是由苏州府黑心巡捕和糊涂知府的权势造成的，为其洗刷冤屈的则是已经中了进士并做了常州府推官及翰林院庶吉士的张氏兄弟自己的权势。
由于杨继盛、沈炼的冤案是由大学士严嵩的权势所造成，所以惩处严嵩父子、洗刷杨、沈冤屈的又必须是比大学士权势更大的权势———皇帝的权势。
正是杨继盛、沈炼的忠，对比出了严嵩父子的奸
《醒世恒言》卷二十就张氏兄弟的申冤作了画龙点睛式的评语：“俗语道：‘官官相为。’见放着弟兄两个进士，莫说果然冤枉，就是真正强盗，少不得也要周旋。”
《喻世明言》卷十《滕大尹鬼断家私》，说是“鬼”断，实是“诡”断，是通过权势，既断家庭财产的纠纷案，又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为自己谋求利益。滕大尹为香河知县，以“廉能著称”。退休官员倪守谦立下遗嘱：“老夫官居五马，寿逾八旬。死在旦夕，亦无所恨。但孽子善述，方年周岁，急未成立。嫡善继素缺孝友，日后恐为所戕。”故在生前将十坛白银共一万两、一坛黄金共一千两暗埋于偏旧小屋的地下，并在遗嘱中将小屋分给善述。遗嘱最后声明：“后有贤明有司主断者，述儿奉酬白金三百两。”但滕知县在经过一番装神弄鬼之后，声称倪老先生显灵，托其代分家产，并将一坛黄金相赠作为酬谢。不动声色中，掠夺了一千两黄金。按当日金价，合白银约一万两，为倪守谦遗嘱中所许的三十多倍。作者为此发表评论：
大尹判几条封皮，将一坛金子封了，放在自己轿前，抬回衙内，落得受用。众人都认道真个倪太守许下酬谢他的，反以为理之当然，那个敢道个“不”字。这正叫做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若是倪善继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将家私平等分析，这千两黄金，弟兄大家该五百两，怎到得滕大尹之手？
一千两黄金的入帐，自然也是利用权势的结果。但滕大尹应该说还算是有良心，没有将千两黄金之外的万两白银也收入自己囊中。而以明代的薄俸，倪守谦除了生前的花费及留给长子善继的不动产外，还有千两黄金、万两白银，自然也是通过权势得来的不义之财。
情欲的社会
这又是一个追求情欲的社会。情欲可以使人不顾一切，可以使人不惜名声、不计后果、抛弃家庭、抛弃财产。
流传已久的范蠡与西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早已深入人心。《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唐人传奇，赞扬的也是男女之间义无反顾的爱情。
范蠡与西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总是让人羡慕
至元、明时，历史上所有男欢女爱的传说，几乎都被编入戏剧，除上述范蠡、西施等故事外，诸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李靖与红拂的故事、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苏小小与秦观的故事等等皆是。白居易《琵琶行》中所说的在江州遇上的素昧平生的长安故妓，也被编排为白居易旧时的相好。
但所有这些故事，男女之间的情欲几乎都是以相互爱慕为前提的。男子所爱的首先是女子的貌，其次是女子的才；女子所爱的首先是男子的才，其次是男子的貌。
由于这是一个科举的社会、是一个文人当道的社会，而所有的市民文学作品又都是经过文人加工创作的。所以，所谓的才都是以词赋为标准，读书人特别是相貌俊秀的读书人在作品中总是占尽便宜。即使是商人，也必须要有文人的味道。
女子所爱的首先是男子的才，其次是男子的貌
在明代的市民文学特别是晚明的市民文学中，虽然才貌仍然是青年男女爱情的基础，但情欲在持续男欢女爱中被描述得甚至比才貌更为重要。“三言”、“二拍”的不少作品，男女之间的情感更首先产生于对情欲的追求而不是对才貌的爱慕，如三巧儿与商人陈大郎之间的情欲、邵氏与家奴得贵的情欲皆是。
即使是因为才貌而一见钟情，所追求的也仍然是情欲。《警世通言》卷三十四叙河南南阳卫千户之女王娇鸾与苏州府吴江县教官之子私通，《醒世恒言》卷十五叙江西临江府监生与众尼宣淫、卷十六叙浙江杭州城内少女潘寿儿被无赖陆五汉骗奸，《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叙杭州士人闻人生与少尼静观船舱奇遇，《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八叙张家湾女子莫大姐与情人私奔被卖妓院，等等，皆是。千古传唱的汤显祖《牡丹亭》，所表现的也只是两个字：“情”、“欲”。且看杜丽娘在梦中与柳梦梅的情话：
（旦）妾有一言相恳，望郎恕责。（生笑介）贤卿有话，但说无妨。（旦）妾千金之躯，一旦付与郎矣，勿负奴心。每夜得共枕席，平生之愿足矣。（生笑介）贤卿有心恋于小生，小生岂敢忘于贤卿乎？（旦）还有一言。未至鸡鸣，放奴回去。秀才休送，以避晓风。（生）这都领命，只问姐姐贵姓芳名。
（意不尽）（旦叹介）少不得花有根元玉有芽，待说时惹的风声大。（生）以后准望贤卿逐夜而来。（旦）秀才，且和俺点勘春风这第一花。
《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柳梦梅也并非是纯洁的爱情
从上面这段对白不难看出，杜丽娘所追求的，毫无疑问便是情欲，是“千金之躯……付与郎矣”，是“每夜得共枕席”，是“点勘春风这第一花”。汤显祖也公然宣称：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但汤显祖的身份毕竟使他有所区别于一般的市民文学作者，他所处的时代也还没有冯梦龙和凌濛初的时代那样更加自由且无所顾忌，所以尽管他已经在作品中揭示了杜丽娘所追求的情欲，但仍然要作一些掩饰，装一些糊涂：“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而且还要加上一句：“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
其实，即使是冯梦龙和凌濛初，也一面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求色求欲，另一面也仍然振振有词地告诫读者和观众，戒色戒欲。这正是传统道德和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在作者观念中的反映，并表现在作品之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既是《喻世明言》又是全部“三言”作品的第一篇，开篇便是戒色：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魂消魄。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文学作家，都是一面道貌岸然地告诫，一面又充满同情和赞赏
酒、色、财、气被称为“四毒”，冯梦龙特别提出“色”为四毒之首，是毒中之毒。而对色的追求，又表现在“情”和“欲”上：“眼是情媒，心为欲种”。
但既然有眼，便免不了传情，何况传情未必只靠眼，司马相如便是靠琴声传情的。既然有心，便免不了生欲。有了情，还只是使人“牵肠挂肚”，有了欲，才可能令人“丧魂消魄”。
冯梦龙、凌濛初以及其他所有知名的市民文学作家，都是一面道貌岸然、义正词严地告诫禁色禁欲，一面又用充满同情和赞赏的笔调，为读者讲述一个个回肠荡气的由追求情欲而发生的婚恋故事。
作品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劝戒情欲是假，宣扬情欲才是真。这在“三言”的第一篇《珍珠衫》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结语：
在金钱、权势、情欲面前，传统的道德显得苍白无力。人们尽可以谴责道德的沦落和社会的败坏，但人性的本来面貌却在这种沦落和败坏中得到最真实最本质的体现。因此，在明代市民文学中所展现的，又是一个率真的社会、一个剥去了伪装的社会。当时的思想家们所推崇的是：“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社会的现实，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市民社会的现实。思想家们所作的提倡，其意义在于将这种社会的真实放大，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
但是，通过市民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好恶、社会的臧否，其矛盾也是明显的。一方面是对金钱万能、权力至上的抨击，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金钱、权力的作用。
一方面对已婚男女的婚外情用传统的社会道德观进行谴责，一方面又对三巧儿、莫大姐等虽有婚外情但心地善良的女子显得十分宽容，甚至充满同情和喜爱。
一方面宣传乃至颂扬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一方面又对所有玩弄妇女、背弃感情的男子进行批评。
一方面对官场腐败进行辛辣的嘲弄和猛烈的抨击，一方面又将所有问题的最终和最完满的解决留给开明的官员。而这种矛盾又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它产生于当时的基本生产方式和现实社会政治制度之中。
一方面是发达地区工商业城市的繁荣和奔放，但另一方面却是大多数城市及几乎所有农村的萧条和冷漠，后者又是真正制约全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
一方面是整个官场已经腐败，但另一方面这个政府却仍然强有力地统治着这个国家、各级官府仍然行使着它的权力，在一般民众看来，这种权力是牢不可破的。
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发展，弃农经商成风，但另一方面却是个体农业和自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而在此基础上的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制约力，并且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市民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思想意识及观念形态上的矛盾，几乎均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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