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本地民間口口相傳著一個歷史傳聞，這裡曾發生過一場嚴重的瘟疫，造成大量人員死亡，甚至山中很多村莊都成了無人村。直到後來人走進那看似完好的房舍，只見森森白骨臥於床，帳幔被褥看似整齊，但觸之隨即化做齏粉，十分詭異淒涼……

客家人輾轉遷徙的歷史源遠流長，由北往南，一路撒下勤勞奮進的汗水，讓客家文化四處生根發芽。

秦漢時期，由於北邊匈奴和東胡遊牧民族的侵入，加上各種自然災害，黃河流域中部和洛水一帶的中原漢族，開始了南遷。先行的中原災民定居在華南，成為“本地人”。從東晉“五胡之亂”時開始更大的南遷，在長達一千六百餘年的歷史中，歷經了五個時期，由於比前面的“本地人”遲了一個時期，後面的人被稱為“客家人”。

直到清朝同治六年始告結束，期間同樣為了躲避戰亂，或者天災，往東、往西、或北迂，客家人在歷史上出現了多層次的遷徙路線。

“插草為標”，是先輩們遷徙事蹟中，留給後輩們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個詞。待停留在荒蕪適宜處，選一荒地，四周用草插為標記，代表著這塊地的臨時歸屬，提示後來的人不要再越界爭搶。

“吳頭楚尾”，無名無爭古艾“桃源”地

因先秦楚、吳、越等古國，形成了比較強勢的文化品牌——荊楚文化和吳越文化。江西北部，就位於這兩大強勢文化的結合處，並反覆被吳越與楚國爭奪、拉鋸，故也稱“吳頭楚尾”。

據考古專家彭適凡先生考證，最晚到春秋中期以後，楚國的勢力已達到贛西北境，延伸到今九江、南昌，春秋末期，楚國勢力延伸到了宜春、萍鄉一帶。因此，江西習俗深受吳越文化、荊楚習俗的合併影響，在自己的文化基礎上，漸漸呈現了另一番風貌；在中原文化和贛鄱先民傳統文化的結合下，銅鼓的外來客家文化，也就有了自己的民俗特色，在客家系中，被獨立劃為“懷遠客家”。

銅鼓縣，地理上是贛西北與湖南界毗鄰的一片丘陵地帶，總面積1551.94平方公里。

解放前，進山道路多艱險，遇洪災時，山路常被沖毀，就只能以竹筏或船隻沿修河出入。

也有分析說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指的就是修河源頭的銅鼓。而陶淵明當時隱居的潯陽柴桑（九江市西南），與修河正好一脈相連。文中所提到的“武陵人”，有可能就是武寧縣境內之武陵巖（海拔1547米，武寧境內的最高山峰）那一帶的人。

《桃花源記》中的“世外桃源”一直是千古之謎，古今政客名流、文人逸士前仆後繼，尋蹤覓跡無一如願。銅鼓在地理上的巧合處有點多，但不管是不是陶公筆下的桃源，只說銅鼓在當時交通閉塞的環境下，與世隔絕的清幽肯定是有的。

在漢、吳、晉、南朝，銅鼓均屬艾地管轄。古艾，是指現今江西省九江市永修縣艾城鎮及周邊區域。

• 艾國，是中國商朝時期的一個諸侯國，道光版《義寧州志》卷二《艾縣考》中有：南昌之州，龍安之場。上繚艾縣，古城之崗。《左傳》載：哀公二十年，吳公子慶忌出居艾。去州治百里，地名龍岡坪。士城故跡在焉。春秋屬吳，越並吳，屬越。戰國顯王四十六年，楚威王破越，盡有吳地，艾入楚。秦隸九江，漢封濞於吳地，仍吳。隋，開皇九年（589年），艾入建昌縣。唐，武后長安四年（704年），析建昌置武寧縣，艾入武寧縣……

一直到萬曆五年（1577年），抗倭名將鄧子龍奉命清剿農民軍李大鑾，任守備駐軍於此。

因城東有一“銅鼓石”，流傳著

宣統二年（1910年），以義寧州銅鼓營為銅鼓廳，改為今天的銅鼓縣。銅鼓與修水相距僅一百三十多公里。

但在銅鼓營之前很長一段歷史長河中，銅鼓縣都是以深山老林、窮鄉僻壤的無名身份，附屬在艾地修水義寧州等等行政區的頭銜下。

蛛絲馬跡，歷史上難以逃避的天災人禍

歷史上中國不乏瘟疫天災等大事件，但在銅鼓縣民間廣為流傳的那場“人瘟”，卻並沒有官方文字明確記載。

都說江西是個很沒存在感的省，哪怕近代很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歷史故事，都沒有很詳細的記錄，更不要談及古代的銅鼓。其實江西大部分地方都如此，從歷史上，就沒得到好的待遇，也怨不得外界來無從去認知關注。

有民間學者追隨官方或民間稀有的一些文字痕跡，也嘗試去探尋傳聞中那場“瘟疫”的真相。

據資料顯示，客家人來銅的時間，有明代嘉慶年間(公元1522年~1566年)的記載：

“一批福建人因避倭寇之亂，逃至江西，在宜春北部，'三關九圖”之地，開山種地，起初人不多，而且春至冬歸。後來廣東人也紛紛遷來，增至數十萬人，在宜春、萬載等地搭起亭棚，長期定居。”

於是，客家人那時起也被稱為“棚民”或“山地人”。

到康熙十年（1673年），發生“三潘叛亂”，福建、廣東又有一批客家人因避戰亂遷入萍鄉、宜春、萬載等縣。一直到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時，江西人口達2365萬。

銅鼓縣誌只對明末清初時期人口銳減做了一個簡單概述："連年兵燹、又時遭水旱災害"。

而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寧州知州班衣錦奉諭，向閩西、粵北、贛南等地招民墾荒。然而，並沒有之前銅鼓發生過致死流行疾病而導致本地人銳減的記載。

學者不放過蛛絲馬跡的追尋。繼續在三都袁姓族譜中，發現清楚記載了太平天國運動，但對於口述相傳有屠戮百姓的事，族譜卻沒有留筆墨。但意外的是，有李自成幾萬大軍到過銅鼓的記錄：“無如痛遭甲申闖變，繼以丁亥奇荒，我族雖庶流避四方。”

1644年李自成率領大順軍攻入北京，只短短四十天，就南下敗走。一直到江西九江，計劃穿過贛西北過湖南。在主力部隊通過湖北通山縣和江西修水交界的九宮山時，李自成發生了意外，闖王死亡真相至今撲朔迷離。但大順軍幾十萬大軍，從那時起就消散了。

從修水穿過贛西北，按現在的途徑，都必須經過銅鼓地界。修水有發現李自成部隊的練兵場，而修水離得也不遠，李自成到過銅鼓，也就沒什麼可質疑的。

據說李自成的到來，給銅鼓人無論是財產還是人口數量，都造成了空前的打擊。以至於現在的銅鼓縣，明代建築幾乎絕跡。從袁氏族譜描述的“痛遭”來看，學者認為這是銅鼓人口銳減的原因之一 。對於丁亥奇荒，也有跡可循：

• 《袁州府志》述：丁亥奇荒，鬥米萬錢，殍死載道，人盡死亡，甚而絕甲絕圖，一望無際，百里煙消。可憐有糧田產，盡是長林豐草。鬥，有丁無戶，有差無名，上年奉上均補。
• 萬載高村李氏族譜：“清初，順治三年丙戍夏秋大旱百有餘日，赤地千里。四年丁亥春大水奇荒凡六閱月，百姓餓死枕籍，白骨如山，谷每石八九兩，民多闔戶死者。”

“兵燹、天災”一切線索印證縣誌裡簡單的記錄。

其實，還有一個歷史重大的轉折，公元1644年，清朝的軍隊趁亂大舉入關，在明朝將領吳三桂的帶引下進入山海關內，開始了在全國的統治。

• 滿清轉戰燒殺37載，對漢人趕盡殺絕，短短三十餘年間，使中國人口從明朝後期的6000萬減至順治十七年的1900萬，整個國家“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盡，留下的是大抵順服的“奴才”。魯迅先生說：“滿清殺盡了漢人的骨氣廉恥。”

而江西南昌的大屠殺，死亡就有約20萬人。這算是史上最慘無人道的一場浩劫。

但根據山裡大部分客家族譜的記載，這波客家先祖遷入本地的時間，大都是崇禎十三年（1640年）左右，也有更前一些的，後面也源源不斷。這個時候，闖王還沒到北京，而崇禎的王朝，此刻正因為連續不斷擴大的旱災、鼠疫，在風雨飄搖中。在這個時間點後發生的歷史事件，客家族人也同樣是親歷者、見證者，不需要用“傳聞”這個詞。

因此，民間學者搜尋來的文字線索，只是展現了在明末清初，封建王朝更替下，華夏兒女遭受的歷史磨難。

傳說裡，當客家人到時，田地上已經長起了雙臂都無法合抱的松、樟等林木，陰森的原始森林完全佔領了這裡，老虎、豺狼等動物隨時出沒。但自然的統治，也是需要時間的。

時空深處興衰事，人都去哪兒了？

那場傳聞中的瘟疫，全縣只保存下“劉、帥、陳”等四五個姓氏。今天，這幾個姓的人依然講完全區別於外來客家話的方言，他們現今已被視為這裡真正意義上的“本地人”。

客家人的遷徙之路，就是一部歷險記。剛到時，並不會被當地人接納，沒有交流，也是正常。根據當時林中殘桓斷壁下遺留的信息，客家人知道了這裡以前的一些地名。比如劉家灣、林家灣、趙家塅、魯家灣……從山間的墳墓碑文上，也知道了當地曾有過柴姓、樊姓、羅姓、潘姓等，還有無處不在的屋宇瓦礫和耕種過的土地。

然而，所有一切的遺址痕跡，只代表了這裡曾非常興盛繁榮，這些只存在於歷史上的姓氏，老百姓不會去多加考證人都去哪兒了？只統一認為，這些人家都是在那場瘟疫中死絕殆盡，那麼，事實真相到底是怎樣回事呢？

雖然先民在村中發現最古老的墓葬，是明朝的青磚塊砌築，長方形、拱形卷頂等特有形式。但在銅鼓縣溫泉鎮，考古專家發現了商周文化遺址。出土文物和漢墓證實，早在三千年前，這裡就有人類生息。唐代之後，開始有了文化啟蒙。

• 早有人分析過，江西曆史上的人口和經濟變遷，由於在農業社會，人口密集往往就意味著經濟的強大，所以從人口上來看，實際上江西曆史上最富裕的時代，其實是在元代，在1290年，江西人口數量達到1425萬。洪武年間，承元明更替戰爭的破壞，江西剩有898萬餘人；以後是長期安定，可是到百年後的弘治時期，竟減為654萬人；又過八十餘年，到萬曆六年（1578年）時，整個江西人口只剩下585萬（有大量隱戶）。

明朝初期減少還算正常，朱元璋施行了“江西填湖廣”的政策，造成江西人大量往外遷移。但一代人比一代人少，到最後達到歷史最低，只有585萬，就非常不正常了。

也有歷史考證說，到了明中後期，統治者對江南地區陳友諒殘黨心懷芥蒂，怕對政權構成威脅，於是江西地區長期受到統治者的歧視，被施以重賦，這導致江西成為全國賦稅徭役最重的地區，百姓苦不堪言，為了逃避賦稅，才導致人口大量流失。

而歷史學家還認為，江西有尤其嚴重的”土地兼併“和”隱戶“現象：

“官僚地主、豪紳惡霸瘋狂兼併土地，轉嫁田糧差役，迫使農民破產逃亡，大批的逃亡者，有的轉死溝壑，有的投入勢要，為家奴佃僕，有的藏進深山，砍山耕活……”（《明史》卷182，《劉大夏轉》）

而據史料記載：1577年鄧子龍到銅鼓開闢營房時，帶了3000餘名士兵進駐銅鼓生息，其地人口突破數萬，也就是說當時整個縣的百姓人口數實際只在六千多人。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據今天尚在的老人回憶：

• 民國初期，銅鼓人口數為21萬餘，經過抗日和解放戰爭，官方統計銅鼓有2.8萬多人為革命英勇犧牲，其中在冊烈士1.8萬多人，佔江西省在冊烈士的7%。戰爭是個漫長的過程，實際因戰爭死亡的人數，可想而知了。就現代優渥的生活條件下，銅鼓人口數目前也只維持在14萬人不到。

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萬曆五年，銅鼓人口數確實處於歷史最低水平了。幾千人，是統治不了這裡1551.94平方公里土地的。

不管瘟疫是不是壓倒駱駝最後那一根稻草，但緩慢消耗的事實也確實存在，在天災人禍繼續惡化下，這幾千人又能維持多久呢？

而且，在萬曆年間，就發生過三次大旱災，每一次還引發了鼠疫。明末清初更出現非常反常的天氣，年平均氣溫非常低，夏天大旱與大澇相繼出現，冬天則奇寒無比，連廣東等地都狂降暴雪。中外專家指出，明朝滅亡後的1650—1700年間是整個小冰河時間中最寒冷的時期之一。

鼠疫的陰影，從很早就一直糾纏著大明王朝，李自成能滅了明朝，也少不了鼠疫造成的干擾，包括闖王短暫的皇帝生涯，都離不開鼠疫的影響。據說老鼠身上的蝨子怕馬身上的味道，所以草原軍隊沒有受鼠疫影響，也撿了這個便宜。而當時染上鼠疫的闖王軍隊，還成了移動的傳染源，走到哪，瘟疫就帶到哪裡。

鼠疫恐怖的景象，《山西通忘》卷26記載了萬曆年間規模最大的一次：“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闔門不起。”

沒多久，瘟疫又傳到了天津，很多人早上染病晚上就死了，“排門逐戶，無一保全”。

如果銅鼓當時也遭遇了疫情，在人口不多，交通不暢，信息不能及時送出山外的情況下，官方沒有及時察覺，疫情因為沒有人員流通，沒有往外擴散，或也就因此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也是可能的。或也就造成這一波客家族人看到那番荒蕪景象，也似乎能在情理之中了。

明初有“江西填湖廣”，康熙年間又“湖廣填四川”，移民作為文化的攜帶者，必然引起遷入地的變化，進行文化適應的階段，也促進社會文化的發展。歷史封建統治的黑暗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客家人也已經完全融入到不同民族中去，不斷髮揚光大著客家人獨特的風情氣質。

回首，銅鼓民間流傳的那一場“瘟疫”，也只是先民們遷徙路上，一道平常風景。他們總是不停趕往最荒蕪的地方，到最惡劣的環境去，處處種下生活的希望。傳聞裡的那場“瘟疫”，成為時空裡靜止的畫面，他們是來與時空對接的人，喚醒沉睡的土地，打破沉靜。“插草為標”，是客家人用勤勞質樸的精神，包紮起歷史破碎的創口。那些傳說中的故事，就像遙遠的瑪雅文明一樣，神秘而傳奇，悄悄埋進時空的記憶裡。

閱讀更多 無量天真 的文章

關鍵字: 南昌 福建 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