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人民敬愛的周總理出訪歸來，第二天，他在報紙上看到他回京的消息中說“周總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飛機”，不禁緊皺眉頭，當即叫值班秘書把寫此報道的記者找來。
指著報紙上的消息，周總理對記者說：我國現在國家遭難，人民受苦，我周恩來憑什麼還‘神采奕奕’？”
接著又說，我們共產黨的幹部都是人民的公僕和勤務員，現在我們的老百姓飯都吃不飽，我周恩來作為國家總管，居然還“神采奕奕”！這樣宣傳“上不合於國情，下不安於民心”。
當時我們國家正處於經濟困難期，這位記者認識到自己錯了，當即向總理作了檢討。這件小事，反映了周總理心中時刻想著人民，與人民同甘苦共患難的高尚品質。
周總理很善於把握字詞的用意。
有一次，周總理做形勢報告，國內、國外講了一個下午，講的內容非常重要。記者採寫時，稿子上有一句“周恩來總理作了重要講話”，交給周總理審閱時，別的地方都沒改動，他就把那個“重要”二字圈掉了。
一個座談會上，大家發言完了，主持會議的人說：“現在請周總理作指示。”周總理說：“不是‘指示’，我個人發言就是個人意見。我今天這個發言並不是中央通過了，可能對，也可能不對。我說錯了，大家可以批評。”
周總理最初會見外賓，新聞稿中寫的是“周恩來總理今天接見了……”周總理就把記者找過去，說：“不要用這個‘接見’，應該用‘會見’。”
他接著說：“中國封建社會時代，皇帝老子都是接見外國大臣，接見下屬官員。他是高高在上，老子天下第一。他接見你，你是在下面，他是在上面。這也是一種封建觀念。我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總理，不管會見什麼人，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處在平等的地位。你們要用‘會見’，不要用‘接見’。”
為了民族的解放，周總理南征北戰，出生入死，居魔窟而不懼，處險境仍從容。為了國家的強盛，人民的幸福，周總理幾十年如一日，日理萬機，三更未眠五更起，緊張而不知疲倦地工作，以致被外國人稱為“全天候總理”。
1951年春，周總理因病要到大連去休養。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為了讓周總理行動方便，真正能得到休息，就建議他暫時把鬍子留起來，好讓人們認不出他。他聽罷，哈哈大笑，說：“我是總理，是人民的勤務員，怎麼能把我和群眾隔開呢？！”
來到大連後，周恩來利用這次機會到旅大各醫院慰問志願軍傷病員，到附近參觀，深入群眾，搞調查研究。養病期間，大連、旅順到處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1972年，身患癌症的周總理仍抱病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以古稀之年，承擔了超負荷的工作，常常連續工作幾個晝夜，以致於累了只能扶著椅子歇歇，生怕“一坐下就會睡著”！
1973年6月初的一天，周總理已經三十多個小時沒有閤眼了，他一直在工作著，接下來還要繼續接見外賓。這時，秘書進來提醒說：“還剩十四分鐘。”極度疲勞的周總理提出洗把臉刮刮鬍子提提神再去。
秘書在門口等待許久不見總理出來，便打開了洗手間的門，這才發現，周總理在衛生間裡靠著牆睡著了，手裡還握著沾有肥皂沫和鬍子茬的刮臉刀……
據有關記載：周總理1974年6月1日住進醫院之前，1至5月，“他每天工作12至14小時有9天；14至18小時有74天；19至23小時有38天；連續24小時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時之內。”他抓緊所剩不多的時間抱病履職，一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
1975年，大手術之後的他依然牽掛著遠在千里之外的雲南錫礦工人的健康。他抱病去看望譚震林同志時說：“死我並不怕。古人說，人活七十古來稀，我已是七十七歲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壽了。可是這二十幾年的時間，總應該把國家建設得好點，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馬克思那裡報到，才感到安心。現在這種狀況去報到，總感到內疚、羞愧。”
1976年，彌留之際的周總理從昏迷中醒來，便對醫生說，我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你們還在這裡幹什麼呢？快去照顧其他同志要緊，他們那裡更需要你們。
周總理的工作能力舉世公認，尤其記憶力驚人。1972年中美會談時，基辛格總是帶著厚厚的文件和材料，而周總理只不過拿著一張紙。
周總理的外語水平也很高，外交部禮賓司前司長魯培新講過一個故事：一次，在外國駐華大使國慶招待會上，周總理即席發表祝酒詞。俄語翻譯在翻譯時漏掉了一句，周總理馬上笑著說，“還差一句呢”，翻譯立即給補上了。
周恩來的英語聽力和警覺性，在1972年1月時任美國總統特使亞歷山大·黑格將軍為尼克松訪華打前站時，表現得淋漓盡致。當時黑格在會談中提到前蘇聯威脅的時候說：“The U.S.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China”，章含之翻譯為“美國政府關心中國的生存能力”。章含之注意到翻譯過去後，周總理沒說話，但顯然皺了下眉頭。
黑格走了以後，周總理立即要求章含之找來各種版本的韋伯斯特、牛津大辭典查“viability”這個詞的意思。查了之後確實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周總理再次會見黑格時，就當面指出黑格上次用詞不當，用這個詞中國不接受，因為中國不需要別人關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建國伊始，周總理力邀黃炎培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長，黃炎培以年事已高為由婉拒了總理的邀請，並問他為何不讓夫人鄧穎超在內閣中任職？
周總理的回覆很簡單，為了避嫌，只要他任總理一天，鄧穎超就不能在政府中任職。黃炎培聽後不禁感嘆，這就是共產黨，這就是周恩來啊!
鄧穎超於1925年入黨，參加過長征，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長、機要局長等重要職務。1955年評定工資級別時，她本來定為五級，周總理“出面干預”，把她下劃定為六級。
1959年國慶節上天安門的名單裡，本來有鄧穎超的名字，周總理看到後又劃掉了。
1974年12月籌備全國四屆人大會議時，毛主席這個人事大權交給了周總理。中央政治局建議安排鄧穎超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並得到了毛主席的親筆批准。周總理壓下了毛主席的這個批示，又一次限制鄧穎超“升官”。
直到周總理逝世之後，鄧穎超才擔任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1982年4月鄧穎超曾經深情地對侄輩們說：“現在我當副委員長，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委書記，這些工作都是黨分配的。如果你們的伯伯在世，他是一定不會讓我擔任的。”
從青年時代發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到日理萬機、死而後已，周總理一生演繹了中國共產黨人勇於擔當、鞠躬盡瘁的奮鬥歷程。他的精神，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寶貴財富。（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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