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歷任政府都看美國的眼色行事，因此，中美關係對中日關係有相當大程度的影響。
周恩來宴請田中角榮
周恩來對改善中日關係不急不躁，立足於打持久戰。從20世紀50年代起，他提出“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對日方針，即通過不懈的民間往來促動日本官方立場的變化。但周恩來也意識到，中日關係不是單純的中國和日本兩國的問題，當日本的腰桿還沒有硬到可以對美國說“不”時，中日關係的實質性改善還有賴於中美關係的鬆動。
自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到1972年2月尼克松的北京之行，被日本人稱之為“尼克松衝擊”。尼克松訪華的消息使日本朝野上下為之譁然，電視機前擠滿了人。美中兩國的和解意味著打開了以往阻撓日中關係正常化的鎖鏈。一向敵視中國的佐藤首相在觀看尼克松訪華的實況轉播時，太陽穴不停地跳，彷彿在做一場惡夢。記者們緊迫不捨，非要首相談一下感受，他終於不加掩飾地說：“（尼克松）他自己不是說了嗎？這是本世紀的偉大事業。他自己說了別人還說什麼！”意識到自己被美國人“賣了”，佐藤歪著嘴一聲不吭地離去。
周恩來利用中美關係巧施分化戰略，帶動日本重新思考中日關係。中美《上海公報》中寫道：“中國方面表示：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對外擴張，堅持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願望”，“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局發生了一次鉅變，佐藤內閣垮臺，新上任的田中內閣表示：“要加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在激烈的動盪的世界形勢中，積極奉行和平外交。”
中國將作出什麼反應，日本人十分關心。1972年7月9日，即在日本作出上述表示後兩天，周恩來在接見也門共和國政府代表團時談到田中組閣問題。他說：“長期以來敵視中國的佐藤政府終於被迫提前下臺。田中內閣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聲明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自從尼克松訪華以來，日本人唯恐落後於形勢，“搭不上最後一班車”。周恩來看到眼裡，記在心上，問題只是車主什麼時候同意他們上車了，現在機會已經成熟，可以讓日本人“搭車”了。
在周恩來的導演下，中日建交的氣氛越來越濃厚，日本許多在野黨如社會黨、公明黨等的代表人物紛紛作為中日兩國政府的“牽線人”和信息傳遞員來到中國。1972年7月12日，日本社會黨副委員長佐佐木更三在訪華前會見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探詢他們對復交三原則的態度，田中果斷地說：“那是理所當然的，我承認三原則。因此，對處理臺灣問題有堅定的信心。”為慎重起見，佐佐木又問道：“如果周總理問到，就照那樣傳達可以嗎？”
田中明確答覆：“一定實行。”帶著田中的態度，佐佐木來到北京。7月16日晚，周恩來和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會見佐佐木，佐佐木向周恩來透露了他與田中會談的內容並且保證說：“我想田中君是靠得住的。”
周恩來說：“那是否就請田中首相到北京來呢。”
佐佐木立刻補充一句：“那是最好不過了，希望務必邀請。”
周恩來再一次說：“如果現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來華談恢復日中邦交問題，北京機場準備向他們開放。”並告訴佐佐木，田中訪華的待遇將與尼克松一樣，繞道香港不方便，可直飛北京。佐佐木訪華，消除了雙方建交中的主要障礙，也提高了雙方之間的信任度。從此開始，雙方都在為政府間的正式會談作緊鑼密鼓的準備。
7月27日，日本公明黨中央執行委員長竹入義勝同田中密談後，晝夜兼程趕到北京。選擇竹入作為官方信息傳遞人，是周恩來的主意。竹入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日本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同時與周恩來的私交也不錯。他出馬有助於雙方縮小分歧，又不會洩漏消息，這樣就可以大大節省正式談判的時間，避免形勢發生逆轉。周恩來三次會見竹入，累計談了十個小時。周恩來向對方提出了中方的建交方案，主要內容有：中日兩國永遠友好；理解邦交正常化三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日中的戰爭狀態以共同聲明方式宣告終了；廢除日臺條約；承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確認和平解決糾紛問題；不謀求霸權；放棄戰爭賠款；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在此之前先締結通商航海條約、航空協定等；承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日本與臺灣斷絕外交關係，解放臺灣後，中國對日本的團體和個人在臺灣的投資和經營的企業，當予以適當照顧。竹入將這些內容作成筆記，於8月4日面交田中首相。田中和大平外相認為周恩來所談通情達理，以此進行談判定能成功。
在一切準備工作安排就緒的情況下，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等日本官員於1972年9月25日到達北京，周恩來等中國政府官員到機場迎接。從當天下午到27日下午，周恩來與田中進行了三次限制性會談，雙方都強調中日復交的重要性，認為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利於中日兩國世代友好，有利於緩和亞洲和世界的緊張局勢。
周恩來在談判中既堅持原則，又採取適當靈活的方式來解決分歧。關於日本在侵華戰爭中的責任問題，田中在致詞中輕描淡寫地稱日本給中國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煩”，對此，周恩來在會談中多次嚴肅地進行了批評，說“添了麻煩”這句話，猶如不留神地把水潑到女性裙子上，向人家道歉似的。他要求日本本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精神，對侵華責任作出深刻反省。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周恩來也做出了一些讓步，如承認《日美安保條約》；將“結束戰爭狀態”改為“結束不正常狀態”；在敏感的臺灣問題上，日本以遵守其簽訂的條約為由，不願在聯合聲明中宣佈廢除《日臺條約》，但同意在聯合聲明中申明：“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談判中的難點逐一解決和雙方對聯合聲明內容達成一致意見後，毛澤東於27日晚上會見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周恩來等人作陪。毛澤東問田中：“吵架吵完了嗎？不吵架是不行的。”田中說：“不，和周總理談得很圓滿。”毛澤東笑了：“不打不相識，吵了架才能成為好朋友。”田中表示“的確如此。”9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中日聯合聲明簽字儀式。以此為標誌，中日兩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揭開了兩國關係新的一頁。從《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發表到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前後僅七個月時間，周恩來利用“尼克松衝擊波”，趁熱打鐵，不失時機地寫下了中日關係史上的新篇章。這使各方觀察家歎為觀止，也使多年的反對者感到“迅雷不及掩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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