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然這個名字，今天已經很少被人提到了。然而歷史不會忘記李卓然。他以紅五軍團政委的身份，和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等紅軍總部、軍團領導人一起參加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但是在此後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紅軍名將李卓然淡出了疆場。在建國以後，李卓然也沒有顯赫的職務，長期賦閒，以致於當不少人參觀遵義會議紀念館時，幾乎無人不提出疑問：李卓然是誰呀？他的結局如何？
從我黨最早的黨員之一到紅五軍團政委
李卓然1899年11月10日出生於湘鄉縣潭市鎮九區一個農民家庭。1917年入湘鄉縣立中學，參加了五四時期學生進步活動。1920年，李卓然同周恩來、趙世炎、王若飛等赴法勤工儉學，先後在法國冶煉廠及巴黎附近的學校學習、做工。1922年夏，李卓然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3年轉為中共正式黨員，任旅歐支部黨小組長。1926年，李卓然與傅鍾、鄧小平等赴蘇聯留學，先後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山大學、列寧格勒軍政學院學習，任中山大學黨支部組織委員、軍政大學黨總支委員會委員。1928年春，李卓然由中山大學支部介紹，加入蘇聯共產黨。
李卓然1929年從蘇聯回國，在上海從事兵運訓練工作，主持翻譯了蘇聯紅軍的條例和條令，這是供紅軍參考的第一部政治工作條例。1930年秋，李卓然調中央蘇區工作，先後任中央紅軍司令部總直屬隊總支書記、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辦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秘書長、贛南特委委員兼贛縣縣委書記、中央紅軍總政宣傳部長、紅三軍、紅四軍及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等職，參加了第二至第五次反“圍剿”鬥爭。
李卓然一到中央蘇區就與毛澤東、朱德兩位紅軍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在一起工作。這特殊的經歷使他受益匪淺，這是他在長征途中政治上堅定的原因之一。他曾回憶說：“對毛澤東，我的印象很深”，“他很有能力，很有水平，感到在黨內確實很少有人能趕上他”。1931年，李卓然任贛縣縣委書記，工作卓有成效。1931年底，李卓然奉命調回瑞金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調離贛縣時，老百姓依依不捨，放著鞭炮送了他幾十里路。
長征前夕，周恩來找到李卓然談話，要李卓然與紅五軍團政委朱瑞對調，出任紅五軍團政委。紅五軍團以參加寧都暴動的官兵為主要陣容，董振堂任軍團長，是紅一方面軍的三大主力之一，能打硬仗。長征出發前，中央決定紅五軍團擔任後衛任務，以保證前面中央機關的安全和阻截後面的追敵。長征開始後，整個中央紅軍的部署是中央機關在中間，前面是紅一、三軍團，後面是紅五軍團，旁邊是紅八、九軍團。其他軍團的方位時有更換，只有紅五軍團的位置始終不變。
長征途中，紅軍部隊中存在不少影響戰鬥力的因素。由於部隊戰士不瞭解中央的轉移意圖和目的，許多原中央蘇區籍的戰士不願離開家鄉，部隊出現嚴重的開小差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工作就顯得非常重要了，正如李卓然在介紹政治工作經驗時所說“用政治工作保障每個戰鬥任務的完成。”李卓然與紅五軍團中央代表陳雲一起找到出現問題嚴重的部隊，瞭解情況，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遏制了開小差的現象。
長征中，紅五軍團的行軍序列一直在最後，主要負責抗擊敵軍追兵，掩護紅軍主力北上。李卓然與董振堂率紅五軍團一直在後面打阻擊戰，和中央保持著一兩天路程的距離。當敵人尾隨追來時，首先接觸到紅五軍團。有時候剛到宿營地，敵人就追了上來，甚至衝到了軍團部裡，情形之險惡可想而知。有一次李卓然臨陣指揮，正和彭德懷用步話機通話，敵機飛來一通盲目掃射，由於猝不及防，李卓然身邊的幾位同志全部犧牲，步話機也毀了，李卓然竟奇蹟般地倖存下來。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打得最為慘烈的惡仗之一，紅五軍團殿後，付出了巨大犧牲，保證了中央機關和其他部隊過江。任務完成後，紅五軍團卻遲遲接不到撤退的命令，硬頂下去，後果可想而知。此時李卓然果斷下令撤退，在軍團部已經過江的情況下，他派貼身警衛員騎馬衝回湘江橋，傳令剩餘部隊立即過江，能過幾個過幾個。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被敵軍阻隔在湘江以東，陷入重重包圍，被4個師的敵人重重包圍，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壯烈犧牲。
遵義會議上全力支持毛澤東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攻佔了黔北重鎮——遵義。從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到渡過烏江，毛澤東的正確意見雖然逐漸取得多數同志的擁護，但黨內關於兩條軍事路線的爭論仍然很激烈。為了審查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總結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和長征以來在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黨中央決定待黨和紅軍領導人到齊後，召開一次會議。l月13日夜，中央以“恩來”名義發電李卓然、劉少奇，通知：“15日開政治局會議，你們應於明14日趕來遵義城。”這是到目前為止發現的唯一的一份關於召開遵義會議的通知。從桐梓縣到遵義城，要翻過高聳入雲的婁山關。李卓然和劉少奇快馬加鞭，以最快的速度趕到了遵義。
1月15日上午，遵義會議開始舉行。當晚，毛澤東聽說李卓然來了，非常高興。雖然他當時正在患著重感冒，但他不聽醫生的勸告，仍然堅持要李卓然立即到他臥室談談後衛軍團的情況。
李卓然實事求是地把後衛部隊目前的情況告訴了毛澤東。他說：長征幾個月來，後衛部隊打了很多惡仗，甚至敗仗，特別詳盡地介紹了湘江戰役中折損了整整一個師的兵力，指戰員連連失利的這一重要情況。李卓然還說，部隊指戰員現在對目前的中央領導意見很大。毛澤東聽到這裡，笑笑說：“卓然，你這講實話的傳統還沒有變，我們需要聽到的，就是你剛才講的當前部隊的實際情況。你說的部隊怨聲載道，是對中央領導的不滿啦？”李卓然點頭回答：“是的”。毛澤東說：“卓然同志，你說的情況太重要了，希望你能在明天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一講當前部隊的實際情況。”
李卓然參加了1月16日、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會時，李卓然與劉少奇住會議室樓下一個房間。李卓然在會上發言說：“我來遲了，沒聽到博古和周恩來的報告。今天聽了一些同志發言，如朱總司令講得好，突圍出來的軍事戰略很成問題，一路畏敵逃跑，我們五軍團擔任全軍後衛，犧牲極慘，三十四師為掩護中央過江，幾乎全軍覆沒，有幾個人生還？挑子，輜重一大攤，我們走在後面十分困難，一天走不上一、二十里地，老挨敵人襲擊。下面怨聲載道……”李卓然在會議上毫無顧忌、果敢地、實事求是地講了部隊的實際情況，重點講了紅五軍團在“甬道”式的推動中付出巨大犧牲和慘重的代價，和部隊指戰員對中央“三人團”錯誤指揮的不滿情緒。李卓然還果斷指出，應當撤換有關領導。李卓然等前線將領用親身體驗，在會上發言批評“左”傾軍事路線錯誤對黨和紅軍造成的嚴重危害，並在會上明確表示要求撤換錯誤領導，這對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有著非比尋常的積極作用。
李卓然作為20位遵義會議參加者之一，旗幟鮮明地站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在中共歷史上這次極其重大的轉折中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李卓然後來回憶起遵義會議這段難忘的歷史時說：“我的發言實際上是對王明‘左’傾軍事路線的批判，推選毛澤東同志領導紅軍繼續北上抗日，從而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這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從此，中國革命轉危為安，轉敗為勝。”
會議期間，李卓然還抽空看望了在幹部休養所治療的軍團參謀長陳伯鈞。會議結束後，李卓然即將情況通過電話通知軍團機要科長賀光華。回到駐地後，向軍團直屬隊和團以上幹部傳達了會議精神。遵義會議後，由於毛澤東正確的軍事領導，紅軍接連打了幾個鼓舞人心的勝仗，使部隊的士氣越來越高。李卓然率領的紅五軍團一直是後衛，任務極其艱鉅，最重要的是要保證中央機關和整個部隊安全。在過金沙江時，中央機關剛過完江，李卓然率領的紅五軍團就和後邊追擊的敵人遭遇上了，一連激戰幾天，他們才渡過金沙江。1935年6月，中央紅軍到達懋功，紅五軍團轉戰數省，一直擔任後衛，經常和敵人的追兵遭遇。在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的領導下，紅五軍團將士粉碎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猖狂的進攻，終於保證了中央紅軍到達了陝西，保證了紅軍幾個方面軍的勝利會師。
臨危授命，擔任西路軍工委書記，領導西路軍突圍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積極主張做好兩軍的團結工作。他看到一方面軍兵力消耗大，老幹部保存多，就從大局出發，建議從一方面軍抽調一批幹部到四方面軍工作，同時從四方面軍抽調了3個團的兵力補充一方面軍。張國燾也點名要葉劍英等一批領導幹部和參謀人員去四方面軍。黨中央決定派葉劍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軍工作。周恩來代表中央找李卓然談話，動員他到紅四方面軍工作，並說：“四方面軍也是紅軍嘛。”李卓然在沒有參加任何中央會議、並不明瞭張國燾和中央之間存在北上還是南下之爭的情況下，隻身來到四方面軍，儘管不為張國燾所信任，但他仍以出色的工作贏得了四方面軍將士的敬重。
到紅四方面軍工作後，李卓然先後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西北局委員、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職。1936年7月，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張國燾為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任弼時同包括李卓然在內的幾位領導同志談話後指出：“大家對在組織上的統一、建立最高集體集權領導是認為迫切的重要的問題。”李卓然支持了任弼時關於黨、軍隊要統一的正確主張。此後，李卓然協助朱德總司令與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行為作了堅決的鬥爭，為後來紅四方面軍的重新北上做了大量工作。如西北局1936年9月在漳縣召開會議，與張國燾進行鬥爭。朱德與張國燾展開爭論，詳述了四方面軍不應西進，而應北進的理由。徐向前、陳昌浩、傅鍾、李卓然、肖克等一致擁護朱德總司令的意見。張國燾無可奈何，被迫同意北進。
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師後，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為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並打通國際路線，作出了先取寧夏、後取甘西的部署。1936年10月底，紅三十軍、紅九軍、紅五軍依次渡黃河西進。9日，河西部隊開始西進。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覆電紅軍總部和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稱西路軍，以陳昌浩、徐向前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
西路軍組建後，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為保證西進任務的完成，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他經常找指戰員談心，告訴戰士們，打仗不但靠勇敢，更要有智謀，有勇有謀，才能克敵制勝，他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努力宣傳中央和軍委的部署，為振奮軍心，親自編寫歌曲與戰士們傳唱，鼓舞士氣。
11月9日，陳昌浩、徐向前、李卓然等率領紅三十軍、紅九軍、紅五軍及騎兵師、特務團、教導團、婦女團等部隊開始西征。此後，西路軍在甘西北的古浪、永昌、山丹、高臺、倪家營子等地區，同馬步青、馬步芳部的優勢兵力進行了4個多月的英勇作戰，共斃傷俘馬家軍約2萬人，但西路軍也遭到嚴重損失。李卓然後來回憶西路軍西征這段短暫而殘酷的歷史時說：“僅僅幾個月的時間，西路軍這支兩萬人的隊伍，打得不足千人。”“很多同志早上還在一起，到中午就不在了。”“我們的連長、指導員犧牲最大，我的警衛員經常補上去當連長、指導員，但補上去也很快就犧牲了。”在退入祁連山前的黎園口戰鬥中，連炊事員也揮著扁擔上陣，敵人起初還以為是什麼新式武器，一時不敢前進。
1937年3月中旬，終因力量懸殊，西路軍歸於失敗，餘部不滿3000人。3月14日，西路軍軍政委員在石窩開會，決定徐向前與陳昌浩離隊，回陝北向黨中央彙報。會議還決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傳六、王樹聲、程世才、黃超、熊國炳等8人組成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李卓然任工委書記，統一指揮西路軍。
這次會議還確定了西路軍進軍祁連山的路線。在危急時刻，李卓然一直主張部隊集體行動，不和敵軍正面接觸，最大限度地保存實力，相機返回延安。後來西路軍餘部千餘人在李卓然、李先念等人率領下，擺脫了馬家軍的圍追堵截退入祁連山。
李卓然認為，部隊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了黨中央的指示，因此在石窩山改組後，第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和黨中央取得聯繫。李卓然和電臺工作人員研究在沒有汽油和電池的條件下如何試製手搖發電機。大家頂著雨點不知疲勞地埋頭苦幹，終於和中央取得聯繫。中央發電：“西路軍要走出祁連山，到新疆星星峽，黨中央派陳雲、滕代遠接你們。”李卓然給他的警衛員邱正基說：“好了，流離失所的孩子，終於找到爹孃啦！”
1937年4月底，李卓然率領西路軍左支隊的領導幹部和指戰員420多人到達甘新邊界的星星峽。陳雲、滕代遠等從迪化（烏魯木齊）趕到星星峽迎接。在這數百倖存的西路軍官兵中，許多人後來當了將軍或部長。李卓然1989年去世後，《人民日報》刊登的“李卓然生平”這樣評價他的這段歷史：“（李卓然）在形勢危急、條件極其惡劣的情況下，為戰勝艱難險阻抵達新疆，保存一批革命骨幹，貢獻了力量。”
西路軍西征失敗後，李卓然長期擔任宣傳部門領導職務
1937年底，李卓然回到延安。李卓然回到延安後，有人認為西路軍失敗的主要責任在他。李卓然不能接受，沉默下來。對李卓然不利的還不僅是西路軍的失敗。李卓然在從中央紅軍到紅四方面軍工作後，發生了張國燾南下風波，給他後來的政治生命埋下了陰影。李卓然是紅一方面軍的幹部，曾擔任毛澤東辦公室主任，後升任紅五軍團政委，又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很受毛澤東器重。中央派李卓然去紅四方面軍工作，有對張國燾“摻沙子”的意圖。1935年8月，紅軍總部決定將一、四方面軍混合編隊，分成左右兩路軍。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左路軍，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隨右路軍行動。1935年9月的“密電”事件後，毛澤東等率右路軍單獨北上。張國燾率左路軍南下，另立“中央”搞分裂，提拔了一批幹部，李卓然升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對於這場風波，李卓然等紅軍高級將領都不明就裡，搞不清怎麼回事，服從命令南下。後來很多同志都證明，李卓然在張國燾的南下問題上是受到冤枉的。
曾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授上將軍銜的傅鍾曾回憶說：“9月11日清晨，突然來了騎兵通信員，送來陳昌浩同志的‘特急飛傳’的信件。裡邊是張兩指寬、4寸長的紙條，上面寫著：傅鍾、卓然：趕快回來，中央夜裡秘密開走，去向不明。他們丟下我們‘開小差’，用意何在？飛速來議。這突如其來的事變，真是霹靂蓋頂，卓然和我都懵了！像被窒息了一樣說不出話來，只是默默相顧，不知所措。過了好一會兒才想到：趕快走，回巴西！於是丟下帶來的工作人員，我和卓然快馬加鞭，往巴西飛跑。到達巴西已時過中午。見陳昌浩同志在大廟裡，廟裡坐了好多人，徐向前同志身體不好，斜臥在門板上。我靠近他坐下。陳昌浩同志開始講話，神情暴躁至極，說中央‘右傾’，‘怕死’！丟下我們‘逃跑’了！許許多多難聽的話都脫口而出。人們聽了更覺茫然，心神無主，難過極了！昌浩說完，問誰有話講？我說沒有，卓然也說沒有。向前同志難受得很，嘆氣，無語。天近黃昏，陳昌浩宣佈南下，口號是‘打回通南巴！’”傅鍾還談到了至關重要的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問題：“關於張國燾自立‘中央’問題，……那個委員名單，全是張國燾和黃超搞的，別人概不知道。那天晚上開會，事先都不摸底，陳昌浩同志也不曉得要幹什麼。”
李卓然回到延安後，歷任總政宣傳部長、陝甘寧邊區黨委宣傳部長、西北局宣傳部長、西北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主任、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等職。
◆（自左至右）習仲勳、馬文瑞、張邦英、張經武、李卓然（前）、賈拓夫 、王維舟 、林伯渠 、賀龍 、張德生（後）、楊明軒等合影。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李卓然作為陝甘寧邊區和西北局（1941年5月，中央決定把原中央西北工委與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合併，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的負責人，創辦了大眾讀物社和西北局機關報《邊區群眾報》，為邊區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宣傳、文化、教育工作作出了貢獻。
儘管沒有率兵赴疆場廝殺，但是李卓然仍然抱著積極的態度投入工作之中。李卓然親自帶隊到農村進行社會調查。1941年9月至11月，西北局宣傳部長李卓然帶著西北局宣傳部幹事秦川（建國後曾任人民日報社長）、柯華（建國後曾任駐英大使）等人到陝西宜川縣的固臨鎮遍訪貧農、中農、富農、村幹部、小學教員、老秀才、“二流子”等。李卓然帶領調查組搞了近10 萬字的調查實錄和初步分析，實事求是地反映了邊區的情況。陳雲讀了《固臨調查》書稿後非常高興，而且在稿樣出來後親自校對書稿的錯誤。
李卓然主持西北局宣傳工作時期，在自己的工作範圍內有力地抵制了“左”的做法。事例之一，李卓然保護了《邊區群眾報》社的幹部。在1942年的“搶救運動”中，延安的各單位都接到了上級下達的指標，必須按指標規定，抓出所謂的“反革命”。《邊區群眾報》社也不例外，人人被懷疑為特務，個個受審查挨鬥，大搞逼供信。凡是從內地來延安的知識分子都成了可疑對象，頂不住了就胡咬，拒不“坦白交代”的就被無休止的拷問，有的還被送到邊區保安處關押起來，弄得人人自危，個個膽戰心驚。報社三十幾個知識分子，幾乎都被打成了“特務”“反革命”“紅旗黨員”，最後只剩下胡績偉、金照、譚吐三個正副主編了，《邊區群眾報》已經面臨停刊的局面。西北局宣傳部派來聯繫報社工作的代表秦川將報社的情況向李卓然進行了彙報。李卓然曾經是紅四方面軍的政治部主任，參加過清查張國燾錯誤路線的鬥爭，親身經歷過鬥爭的複雜曲折，他對邊區各機關的“搶救運動”在政策上把握的比較穩健。李卓然考慮到“搶救運動”不能把《邊區群眾報》搞垮，還是穩妥一些為好，最後把報社幹部保了下來。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由於熱愛報社的工作，不論是“坦白”的，還是未“坦白”的，都加班加點工作，報社安然無恙，最終得以正常出版。
事例之二，李卓然反對用工農幹部接管宣傳部，抵制了“左”的做法。據曾在西北局宣傳部任幹事、秘書、科長、處長等職的柯華回憶：“實事求是的一個主要對立面就是極‘左’思想，不實事求是，不考慮實際情況，假、大、空，革命口號提得很高。1947年，在土改的時候，有一股極‘左’傾向，有些地方几乎把所有的地主都掃地出門，把富農的土地財產不按政策亂動、亂分，甚至侵犯了中農的利益。1947年，在河北平山開全國土地會議，西北局團長是李卓然，我也參加了這個團。回來之後正是‘左’的風氣席捲各地的時候，有一種相當普遍的說法，說宣傳部門都掌握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裡，提出宣傳部門都要由工農幹部來掌握。我們幾個人去找李卓然，秦川對李卓然說，既然如此，宣傳部就另找工農幹部來工作，我們就不留下來了。李卓然很穩，說先等等再說。工農幹部本來很好，但幹宣傳工作有困難。後來這股極‘左’的不實事求是的風氣還是被糾正了。”
在康生一手操縱的延安“搶救運動”中，整人的單位不在少數。李卓然領導的西北局宣傳部，白區來的大學生、地下黨多達幾十人，但最終沒有一個人捱整。
建國以後，李卓然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1949年4月至1954年冬，李卓然任東北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東北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等職。他團結廣大知識分子有效地進行教學改革，建立了一些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他團結廣大文藝工作者，充分發揮其積極性，東北地區出現了文化藝術工作十分活躍的局面。
1954年11月，李卓然調北京工作，任中宣部副部長兼中央馬列學院院長。到任不久，李卓然病了。蘇聯專家檢查後認為，李卓然患有嚴重的高血壓併發心臟病，必須臥床休養，並得出了“估計只能活五年”的結論。此前，劉少奇曾兼任馬列學院院長，遵義會議參加者之一的凱豐曾任院長。李卓然致信中央，請求辭去馬列學院院長一職。鄧小平代表中央找李卓然談話，勸他不要辭職，掛名休息一段時間，並說“八大”後馬列學院將更名為中央高級黨校，專門培訓黨政軍的高級幹部，中央認為李卓然是最適合的校長人選。李卓然回去和夫人魯陸談及此事時說：“我不能佔著茅坑不拉屎呀。”他堅持向中央提出辭去馬列學院院長一職，並建議中央選派德才能兼備的幹部接替自己。1955年4月，中央批准了李卓然的請求，免去了他的馬列學院院長一職。
1959年以後，李卓然雖仍任中宣部副部長，但已不再分管實際工作，媒體很少報道他。許多老同志以為李卓然重病臥床，甚至以為他已不在人世。1965年，李卓然陪周恩來觀看空政文工團演出的話劇《女飛行員》。周恩來因事晚到，入場時觀眾起立鼓掌。周恩來向觀眾示意後，徑直向李卓然走去，同他熱情握手，關心備至。許多觀眾對此莫名其妙，不知道這個老頭有何來頭。演出結束後，因周恩來提前退場，李卓然被眾人推擁領銜上臺和演員合影。合影時，李卓然卻主動站在邊上。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照片，許多老同志才知道李卓然還在中宣部，甚至才知道他還活在世上，紛紛打電話問候。
秦川曾描述了建國後的李卓然：“解放後，先是接替少奇同志擔任馬列學院（中央黨校的前身）院長，後到中宣部做副部長。他在中宣部任上依然沒有多大作為，很少發表個人意見。‘文革’中，周總理保了他，所以在中宣部的幾位‘閻王’中下場算是比較好的，只不過頭髮都白了。從延安時期起，他就患有高血壓，頭上一直戴著個什麼治療的東西。解放後，他家裡一直掛著毛主席畫像，他心中可能一直在向毛主席談西路軍問題。”
建國後，如何看待名利，是擺在每一個黨的高級幹部面前的問題。李卓然在這方面為共產黨員樹立了榜樣。1955年實行工資制時，中央最初內定李卓然為行政4級（享受副總理待遇），並徵求他的意見。李卓然立即寫信給中央，認為定4級過高，不合適。在李卓然的申請下，他最終被定為行政5級。其實憑李卓然的資歷及其曾經擔任過的職務，定行政4級是並不為過的，但他決然謙讓級別。
1989年11月9日，李卓然在北京病逝，享年90歲。中共中央對他的評價是：“我黨最早的黨員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領導者。”這個評價是比較高的，恢復了李卓然的真實歷史面貌。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李鵬、楊尚昆、萬里等親自參加李卓然的追悼大會，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送了花圈。李卓然去世後，孫毅將軍主動上門，為老戰友題寫了“淡泊名利、襟懷坦白”八個字。這八個字用在李卓然身上，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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