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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延安時期的群眾工作，體現了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和優良作風，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們黨克敵制勝的法寶。
雷聲、罵聲與民生
打雷是天象，雷打死人是天災，借雷打死人詛咒執政黨的領袖，則不是一般的個人恩怨，而是黨群幹群關係問題，是天大的事。
“雷擊事件”在延安有過兩次。第一次發生在1940年10月。清澗縣農婦伍蘭花因丈夫被雷電擊死，大罵“世道不好”“共產黨黑暗”“政府官僚橫行”，遂被縣保安科逮捕，送到延安擬審訊後交法院嚴懲。毛澤東得悉，請伍蘭花來，當面瞭解詳細情況。
得知其家庭確實困難後，毛澤東立即指示：馬上放人，派專人護送回家，去的人要帶上公文，講明她沒有罪過，是個敢於講真話、為我們黨和政府提了良好願望和意見的好同志，要向她賠禮道歉。
毛澤東還要求工作人員對這次捕人作出深刻反省，要求組織部門對現任村以上幹部進行一次審查，不勝任的，不為群眾服務的統統撤下來。
第二次發生在1941年6月3日下午。陝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直屬各縣市長聯席會議，討論生產自給及經濟建設、幹部教育、衛生保育工作和運鹽問題。雷電從東南屋角穿入會議室內，延川縣政府科長李彩雲不幸被擊中身亡。無獨有偶，當天安塞縣一位老農民在市場買東西時，拴在木樁上的驢被雷電擊死。老農又哭又罵：“老天爺不長眼，你咋不打死毛澤東？要打死我們家的驢？”
毛澤東聽說後，不讓延安保衛部門處理罵他的農民，反而思考：群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工作和政策有毛病。因此，他強調，不要一聽到群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去追查，就要立案，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對立的局面。毛澤東曾多次提及“雷擊事件”，僅七大前後就三次深刻反思。
群眾有怨言怎麼辦
群眾有怨言怎麼辦？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調查研究。毛澤東特別強調：沒有正確的調查就沒有發言權。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和《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當時著名的調查有林伯渠的甘泉、富縣調查，張聞天的《出發歸來記》等。《固臨調查》是其中較早進行的。
固臨縣在延安東南，距離延安城100多公里，經過多次區劃變更今天已不存在。固臨東面的宜川屬於國民黨統治區，西面就是南泥灣。此地屬於陝甘寧邊區和國統區的交界，經濟條件在延安屬中游，在這裡調查具有代表性。著名的陝北民歌《藍花花》人物原型姬延琴就生於固臨縣臨鎮西街。
從1941年9月24日到11月25日，李卓然帶領調查組成員走遍了兩個區、四個鄉、12個村，挨家挨戶深入瞭解情況，一共蹲了兩個月。各個階層的人都見了個遍，包括農村的二流子。調查工作做得非常細緻，特別是對1939年土改前後的農民經濟、生存狀態，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考察。白天走村串戶之後，晚上在睡覺的土炕上還要繼續工作。每次工作之前，他們都得先幹一件事情：用手或小掃把將衣服裡面的蝨子清理掉。解決了“後顧之憂”，大家才開始將一天得到的各種情況數據彙總起來。李卓然對各類問題列舉、分析，僅僅是各類小專題就擬了40多個。經過反覆修改，最後形成了十幾萬字的《固臨調查》一書。
調查發現的問題是：黨和政權的下層組織結構沒有建立起經常工作機制；邊區農村經過土地革命後，中農增加，貧農減少，但耕地、糧食未增加；土地革命後農民思想覺悟有很大提高，但黨在農村中的宣傳教育還不夠，舊的習慣和傳統仍然勢力很大；縣區兩級沒有建立經常的工作與學習制度，必須改進領導制度，糾正“以黨代政”“以上代下”現象；在財政經濟方面，脫產人員增加，財政收入銳減，群眾負擔過重。
群眾的怨氣消解了
《固臨調查》是一次實事求是的調查，其中得出的科學結論為中央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結合《固臨調查》等系列調查情況和部分部隊開荒的經驗，中央正式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號召根據地軍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開展大生產運動，最終解決了部隊給養和各個根據地的經費問題，幫助根據地渡過了難關、堅持長期抗日。比解決根據地吃飯問題更重要的是，群眾的罵聲沒有了、怨氣消解了。
《固臨調查》給我們帶來了一些深刻的啟示：“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共產黨要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否則，群眾就會對我們敬而遠之。黨群幹群關係出現問題不可怕，關鍵是黨的領導集體、各級黨員幹部一定要善於發現問題、科學分析問題、正確解決問題。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群眾的利益意願訴求正確地結合起來，才能化解黨群幹群關係中出現的矛盾、存在的問題，才能使黨群幹群關係像“腦手腳一樣合拍，骨肉皮一樣密切”。
（作者：畢遠佞，系陝西省委黨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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