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在麗江，我和一些素不相識的人組成一個臨時團隊，計劃沿滇藏線進藏。
途經梅里雪山，我們在飛來寺停下去轉山。同行一個北京女大學生不經意間說自己的腿有些腫，出於職業習慣我詢問了她的既往病史。女生說她有再生障礙性貧血，在京時幾乎每個月都要去輸血。我當時就愣住了：“那你為什麼還要到高原來？”再障患者的血液攜氧功能本來就很差，更何況是在高原。女生說：“到西藏來是我的人生夢想，這一路走來，非常開心，就算死在這裡也是值得的。”無話可說的我當即提出要返程，否則患者會有生命危險。
我們同行共有6人，兩個老驢友表示，女生已經成年，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她應該自己回去而不影響別人。兩個廣州遊客表示無所謂。藏族嚮導同意返回迪慶，說那裡有醫院。
大家爭論了很久也沒有達成一致，而女生似乎又感冒了，呼吸開始有些困難。於是，我和嚮導扎西決定自行帶患者離開，我們輪流揹著女生下山，趕回德欽已是黃昏。終於，我們找到一家醫院，女生已經站不起來了，情況看起來很嚴重。我扯著嗓子喊了好一會兒，才出來一個民工裝扮的中年人，他挽著褲腿，手裡拿著螺絲刀，似乎剛才正在修理什麼。
“醫生呢？”我問。他說：“我就是。”我很著急：“這個女生有貧血，現在可能需要吸氧。”他答道：“我們這裡沒有氧氣。”
我抱起女生扭頭就走，看來必須要回香格里拉了。我們連夜踏上歸途，一路趕到當地最大的迪慶自治州醫院。當天上海氣溫是35℃，而自治州醫院急診室裡還烤著一盆火。值班的是位年紀和我相仿的男醫生。
“大夫，我也是醫生，這個女生有再障，她可能需要吸氧。”看到穿白大褂的同行，我心裡頓時有了親切感。
大夫不語，掏出處方紙，唰唰幾筆，我接過來一看，上面竟然寫著吸氧多少錢，吸氧管多少錢，一共多少錢——這哪裡是處方，分明是一張賬單。
“同志，能不能給她查一個血常規？”我小心翼翼地問。
大夫不慌不忙地說：“血常規明天早上可以查，下午5點左右可以出報告。”我又一陣眩暈，在發達地區，醫院一般10分鐘就可以出報告。
那是一個漫漫長夜，我真的擔心這個女學生無法再看到高原的日出。所幸，女孩當夜病情平穩，第二天我們把她送上回麗江的班車，從此再無聯繫。
其後多年，我一直耿耿於那幾個同行者事不關己的態度。性命攸關，怎能如此冷漠？
直到後來自己走過無人區，登過雪山，選修了戶外運動課，結識了專業運動員，才體會到，對自己生命的尊重，也就是對整個團隊的負責以及對他人生命的尊重。在通往珠峰的道路旁，散落著許多逝者的遺骸，後來者經過時莫不心存敬畏。但多年已過，卻無人將他們帶回故里，因為，那必將冒著極大的風險，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在極端環境下挽救生命是如此不易，但如果是一個連自己都不珍惜的人，別人又何苦冒險去保護她呢？所以，當年同行者的立場的確是可以理解的，至於我和嚮導的決定，其實是職責所在，因為他是專業人士，而我是在場唯一的醫生。心理學中有個概念是責任分散效應，試想，那天如果同行的是6個醫生，我也未必會第一個站出來。人，有時候就是這麼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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