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我的童年和少年就在乡村度过。那时，我们国家的物质生活比较匮乏，精神生活也比较单调，对于偏远的山村那就更不用说了。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事物总是弥足珍贵，总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在我的记忆中，过大年和看电影就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们是对那时匮乏的物质生活和单调的精神生活的极大满足。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对过大年和演电影的期盼中度过的。尤其是看电影，更是在我记忆深处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烙印。无论梦醒，那放在细脚伶仃的三脚架上、挑着两个悠悠旋转的胶卷盘的、浑身都洋溢着艺术范儿的放映机，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甚至认为艺术之神的形象就应该照着放映机的模样设计才合适。我见证了中国电影在乡村的发展，熟悉放电影的每个环节，记得那时许多电影情节和放电影时的趣事。电影是我了解外界的窗口，电影甚至对我的人生都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我敢说我小时候看过的放映设备是中国最原始的，比一百多年前刚刚传入十里洋场的上海滩的电影设备还要落后。那时候，我们那一带的山村还没有通电，用的是一台8.75mm放映机，给放映机配备的是脚踏式发电机。其时的大上海早已用上发电厂的电了。
为了适应山村的落后环境，就不得不配备落后的人力发电机。脚踏式发电机外形大致像两台并排的自行车。放映时，需要两人像蹬自行车那样给发电机提供动力。那时我还很小，电影的情节我根本看不懂，我对放映机更加感兴趣，我常常会到放映机那里看放映员如何操作放映机。当时的放映员就相当于现在的网红，许多人都不知道公社书记是谁，但全公社都没有不认识公社的放映员的。我当时觉得放映员不仅能每天看电影，而且能走遍全公社为全公社的人们演电影，简直就是最风光的职业。那些精神抖擞蹬着脚踏发电机的叔叔们，像骑在战马上凯旋而归的将军，也着实让人羡慕。
放映员是公社选派的，全公社才只有两人，我不敢奢望能成为放映员。但每次蹬发电机的都是我们村那些年轻的叔叔们，而且每当换胶卷时都要换人。记得一部电影一般有四盘胶卷，一场电影演完一般要换四次人，一共能有八人参加，比当放映员的机会多多了，所以我觉得我长大后肯定也有机会去蹬发电机。我盼着自己早日长大，好去实现蹬发电机的愿望。但遗憾的是，我还没有长大，那台脚踏式发电机就被淘汰了，代之而来的是突突作响能够自己运转的汽油发电机，我那童年的梦想也就被扼杀在摇篮中。再后来，当然是那台突突作响的汽油发电机也被淘汰了，因为高压输电线已经通到了我们公社和我们村。
后来，县商业局带着一部宽银幕电影来公社慰问演出，相比之下，我才知道我们公社的放映机是多么的简陋而落后。由于当时的场地所限，人家那块巨大的银幕还没有完全展开，就已经有我们公社电影银幕的6倍大，所用电影胶卷的宽度大约是我们公社电影胶卷的4倍，而且有两部远比我们公社的高大威猛的放映机。我当时还不明白放一部电影为啥要用两部放映机。看完后才明白了两部放映机的好处。人家是两部放影机连续交替工作，一部电影一气呵成，中途没有任何中断。而我们公社只有一台放映机，中途必须因换胶卷而多次中断演出；而且那窄窄的胶片还很容易发生拉断事故。胶片一旦拉断，就不得不停下来粘接好后才能继续播放，所以，一部电影演下来，中途中断个十来八次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过，即便如此，也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电影的热情。
我那时看电影绝不仅仅是看电影，而是有关电影的一切都要看，所以，我熟悉放电影的每个环节，我想现在把那台放映机拿来我肯定会操作。一听说晚上村里要放电影，我（其实不光我，村里的大多数孩子都如此）就开始打听谁要去公社拉放映机，然后跟着马车去拉放影机。看着拉着两个装有放映机箱子的马车往村里走时，就像新郎娶回了心爱的新娘一样，别提有多高兴了。拉回的放映机一般都放在村干部办公的队房里，我和小伙伴们像是怕它跑了似的，每隔一会就去看看。
下午的时候，放映员才从公社赶来，把那个叫做倒片机的设备卡在桌子上，把那些即将放映的胶片转来转去。起初，我并不知道这一工序的作用，直到有一次放映，换完胶片后，画面一下头朝下了。放映员只好把那个胶片盘取下，像下午那样把这盘胶卷倒在一个空胶片盘上，再次放映，画面才正常了。这时我才明白，放过的胶卷在下一次放映前必须倒回去，否则，电影画面就是头朝下的。一旦放映员疏忽，没有把该倒的胶卷倒回去，放映时就会闹笑话。当然，那台老旧的放映机也会出现其它故障，比如较常见的是没有声音。为此，有人还编了两句顺口溜“某某的电影头朝下；某某某的电影不说话”来揶揄放映员。当然某某和某某某就是那两位知名的放映员的名字。接下来的环节就简单了，把幕布和喇叭挂在我家的大门楼上（我家大门楼是村里最大的，门楼前有一块很大的空地，是村里的最佳放映地），再栽根杆子，架起电线，架好放映机，接好电源就可以放映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的瞩目下完成的。第二天，还要恋恋不舍地目送那两个装着放映机的箱子被别村的马车拉走。
当然，最热闹的还是演电影的时候，这绝对是村子里的盛会。天刚黑，主妇们早早就把饭做好了，再把鸡呀猪呀的安顿好，吃了饭就早早地来到我家大门口等着看电影。家有老年人的，还得给带个凳子。这时，放映员大概还在吃饭。不过，场面并不冷清，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邻里乡亲，一见面自然有唠不完的家常。兴奋的孩子们则在人群外撒欢儿。又过了一会儿，邻村看电影的人们也来了，放映员也在人们的期盼中出现了。
戏剧片是老年人的最爱，战争片是青少年的最爱，儿童们则最爱在人群里窜来窜去。我们这些深居大山里的人们就是通过电影才看到了山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模样，知道除了“苏美俩霸”、朝鲜、越南，还有名字古怪的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许多国家。惊奇地看到了我们的非洲朋友居然那么黑，激动地看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动态画面。记得那时在放映正片之前，通常会加演一些《农业科技》或《新闻简报》等短片。我们从这些短片里了解到许多农业科技知识和国家大事。其实那些“新闻”在我们村里上映时，至少也是一年前发生的旧闻了，不过对于偏僻的山村却依然是新闻，绝不过时。
看电影时，一些多话的人经常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人长得像某某某的闺女”、“那个人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等等。记得那年演《从奴隶到将军》，演到将军和年轻的夫人带着一群儿女出现时，村里的一个结磕突然大发感慨，本想说妈比女儿还年轻，结果说成：“女儿比妈还年轻哩！”话音刚落，就招来一片反诘声：“莫非女儿应该比妈老？”还有人嘲讽他：“寡是‘秃舌女能言语’”。在众人的反问和哄笑声中，结磕显得非常尴尬。
天冷刮风时，一些怕冷的老人和妇女会转移到幕布后的大门楼里看电影。我也进去看过，除了字幕是反的外，对观看效果并无大碍。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当然更愿意在窝风的大门楼里看。
本村演电影要看，邻村演电影也要看。我们村往南二里地的浑源窑村是公社所在地，又是我姥姥家，“姥姥门前唱大戏”那能不看；往北二里地的朱宏窑村同样不远，演电影时也不能不看。所以，那时每演一部电影，我通常都会看三遍。如果是特别好看的电影，还会到五里、八里外的村子看更多遍。去外村看电影，如果没有家人的陪伴，对于我是喜忧参半。每次走的时候，天还不黑，我都是兴高采烈地随大伙出去。看完电影回家的时候，往往已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半夜了。一想到和大伙回到村里分开各自回家时，还要穿过一户人家抹黑走一段路才能到家，我就忐忑起来，胆小的我非常害怕独自走这段路。我从看电影队伍的最前找到最后，或从最后找到最前，企图能找到我回家经过的那户人家的人。令我失望的是，那户人家的人好像不爱看电影，我往往是求而不得。离家愈近，恐惧愈剧。最后我还得硬着头皮、奓着头发独自往家走。即便如此，每次都是爱好战胜恐惧，我没有因为害怕独自抹黑回家而放弃过一次看电影的机会。
可能是电影公司为了加快影片的流转，每部电影都给一定的放映期限，到时就得把影片交回去，所以，有些电影并不能每个村都演一遍。当时公社规定：大队所在地的大村子每年放映10部电影，小自然村每年放映7部就算完成任务。记得演《三打白骨精》时，按规定只能到大队所在地上映，我们村不在放映之列。但我们村的队长为了能让行动不便的父老们看到这部影片，希望能在公社演完后，连夜赶到我们村给演一场。经过和放映员苦苦相求，终获同意。于是，我们在去公社看电影时就套好了马车，候在场外。电影一演完，我村人就帮着把放映设备拆卸装箱，连夜拉回我村。半夜三更的又在我村挂起了幕布，架起了机器，放起了《三打白骨精》。当这部电影在我村剧终时，鸡已经叫了两遍了。
那时我们热衷看电影，也爱拿电影开玩笑。经常有人散布消息，说看到放映员又拿回新片子了，晚上公社要演电影。晚上，我们就兴冲冲地去公社看电影。走到半路，可能会遇到一个从公社回来的人，他会告诉你被骗了，公社根本没演电影。于是，我们又往回走。这时，又有人提出疑问，万一他是骗我们呢？最后，我们总是根据“宁让骗了，也不能误了”的原则，还是坚持去了。这样虽然错过的几率小了，但上当受骗的次数就多了。那时候，如果有人说晚上演电影，你千万不要轻易问演啥电影。因为那些坏小子会告诉你演“战斗英雄爷哄孙”或“大哄儿战斗”，其实他们是在“战斗”、“英雄”这些当时时髦的词语掩盖下占你的便宜。他们的重点是后面的“爷爷哄孙子”和“父亲（大）哄儿子”。
我不仅因看电影受过人的欺骗，我也深受过电影的欺骗。那时上映了一部喜剧短片《见面礼》，其中的一个情节是一个戴眼镜的人的眼镜被碰掉，镜片碎成了三瓣。当他再戴上眼镜后，每瓣都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图像，能把一个人看成三个人。我当时对此深信不疑，我觉得这大概和苍蝇的复眼是一样的原理，我甚至还经常向别人传播这一现象。若干年后，我也由于近视戴上了眼镜，当我的眼镜也碎成了几瓣，但戴上后根本不是《见面礼》中呈现的情景，镜片摔碎后并不出现多个独立画面，而是和没摔碎前一样，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画面。我被编剧杜撰的这个情节骗了十几年。
村里一旦放电影，那就是村里的节日，学生的假日。老师一般都不留家庭作业，即使留了也没人做。记得是上初中的时候，我们中学从县城新分派来几个师范院校毕业的老师刚好教我们，但是她们根本不知道电影在我们心中的神圣地位。那天晚上学校所在的村里要放电影，但这些城里来的老师竟然还要求我们上夜自习，给我们布置了作业。我们都感到惊奇，晚上演电影了，老师居然还留作业！老师留作业的时候，我们就在下面小声提示“今晚演电影”，但老师依然我行我素。到了晚上，我们根本不管什么自习和作业，一个不剩全去看电影去了。自习时间这些新来的老师照常去查自习，结果发现所有的班级空空如也，一个学生都没有。一打听，才知道学生都看电影去了。老师惊诧于我们竟能为了看一场电影而不上晚自习，就像我们惊诧于老师竟在演电影的晚上还让上自习。据说我们那位从城里来的班主任老师非常生气，认为这简直就是罢课，怒气冲冲地去演电影的地方要把我们抓回去。这位老师赶到公社供销社前面那块正在演电影的场地时，恰好遇到了一位本地老师，随即向这位本地老师发泄了自己的愤怒和打算，被本地老师制止了。本地老师告诉他，可怜的农村孩子们就这点文化生活，在孩子们心中就跟过大年一样重要。再说了，你就是让他们每天看也没有机会，作为公社所在地最多每月也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班主任听后最终打消了赶我们回去上自习的念头。
不过，班主任还是对此事耿耿于怀。第二天上课时，还是找机会摆事实讲道理把我们教育了好一阵子。但我觉得也没起多大作用，至少我依然认为演电影的时候就不应该再上晚自习。不过有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那就是他说，好好学习考上县城的高中，就可以去县城的电影院看电影。县城电影院冬天有暖气，夏天有风扇，而且还有座位；白天黑夜都在演，随时都可以去看。不像看露天电影冬天受冷冻，夏天蚊子叮，站得腰酸腿又疼；如果高中毕业考上大学，还能去更大的城市，去更好的电影院。我虽然比较爱学习，父母也希望我能考上大学。但农村出身的我对大学的概念是模糊的。我奶奶的要求是念书念到能分清楚布票和棉花证、能给姑姑们写信就行了。这些我早已达到，所以我并无多大的动力去学习。听了班主任的话后，我对县城的电影院非常向往。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县城的高中，好在县城的电影院天天看电影。
要知道，当时从我们乡村考到县城的中学绝不亚于高考。后来，我在电影的诱惑下终于考入县城著名的丰镇一中。那一年，我们那届考的最好，全班60多人，考入丰镇一中的也仅有7人。
我如愿考上了县城的高中，但并未如愿能天天坐在电影院看电影。环境限制了我的想象。来到县城的电影院，才知道在电影院看电影需花钱买票，这是看免费露天电影长大的我所没想到的。几毛钱的电影票对乡村来的孩子来说，那就是巨款！
我能从山村走出进入县城，看到了山外的世界，直到后来考入大学，走进更大的城市，还是源于最初电影的诱惑。电影引领了我的人生，感谢电影！
上大学后，学校每月能放一两部电影，我是逢演必看；但是，再也没有留下看露天电影那样深刻的印象。参加工作以后，看电影的次数日渐寥落，但是看电影的念头一直在我心头萦绕。
一直想着要看一场电影，可到头来也就是说说而已，始终没能付诸行动。算一算，从我结婚以来，除了单位偶尔发票，看过几部宣教性质的影片外，我们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自己买票去电影院看电影了。主要是因为从结婚以后，就主动为房成奴；买房之后，更是因房成奴。房贷这座大山压在头上，凡是需要花钱的事项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对房奴来说，动辄好几十元的电影票还是有些奢侈。再说了，在电脑上不是也可以凑乎着看吗。有几次已经下定决心要去看电影了，可走到临头，妻子又打了退堂鼓，最终还是三思而后止。
前段时间，电影《芳华》上映，好评如潮，又演的是我们经历过的时代，所以再次勾起我看电影的欲望。这次，我没有征求妻子的意见，直接买了票带她去看了那场电影。电影的情节不可谓不动人，环绕立体声音响也不能说不震撼，但小小的放映厅里，稀稀拉拉的观众都特别闲散，丝毫没有少年时看露天电影的情趣，甚至没有当年在大电影院里黑压压一片人头的庄严，倒是生出几分失落感。
前几天，偶然获悉，我家附近小区广场要放映露天电影。我满心欢喜地准备重温少时的欢乐，放映时间还没到，就早早来到那个小广场，结果又大失所望。广场上的人不算少，可是真正想看电影的没几个，多数人发现是要放电影后，就悠然地走开了。记忆中的那个放在细脚伶仃的三脚架上、挑着两个悠悠旋转的胶卷盘的放映机，已经进化成了数码放映机。它看上去就是一个呆笨的箱子，虽然简洁整齐，却了无生趣，完全失去了老式放映机那种艺术范儿。开机没过多久，就连放映员也不知哪里去了，徒留下放映机像“寂寞开无主”的野花在独自开放。曾经酷爱看电影的我也感到索然无味，无心再看下去。
我突然意识到，记忆中那些关于电影的细节和乐趣已然只能定格在记忆深处，只能回味，不能复制，和我的少年时代一样，终成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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