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唐代大诗人李白用短短两句，就让我们体会到大唐无比的盛世繁华。
唐朝，一个历史中熠熠生辉的朝代。唐朝时期，诗词文化全面发展，欣欣向荣，佛学文化在这一时期更是达到了顶峰。在佛学与诗词文化相碰撞之下，一个特殊的团体逐渐受到世人的关注，他们既是不屑红尘，驻足于寺庙中的僧人，也是吟诗作赋，感慨世间万千的诗人。他们就是诗僧。
然而，即使皈依佛门，他们却依然心系红尘。在他们的诗中，我们可以读到对世间百态的嘲讽，也可以读到对仕途名利的不甘。或许正是这些心绪，才让他们夜夜难眠，忧郁烦闷，最后还是投身于世间，再去经历这些世态炎凉，在大千世界中继续寻找心中的一方宁静吧。
一、世间的一方宁静处
1. 皈依佛门
早在东晋时期，就出现一些比较著名的诗僧。只是当时，这些诗僧大部分是以个体形式被世人所熟知，并未形成庞大的团体。到了唐朝时期，佛教文化达到鼎盛，绚丽多彩的文化之间相互碰撞，让诗僧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了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
《全唐诗》中记载，在录僧人有一百余人，他们的诗作多达一千余首。诗僧数量之大，其诗作数目之多，让世人叹为观止。由此，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为这一类特殊的群体正名，“诗僧”这一叫法便开始广为流传。
2.留恋红尘
唐朝时期，诗僧数量迅速增多，其主要来源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穷苦之人。此类人被寺庙收留，受到佛学文化的熏陶，至此成为诗僧。比如拾得，寒山等。
第二种是富家子弟，无忧无虑，游玩于山水之间，家世信佛，自幼便受家中佛学文化的熏陶，与佛有缘，于是选择出家。较著名的有灵佑，齐己等。
最后一类人便是自幼长于佛门，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便耐不住佛门的寂寞。归于世俗。在世间与佛门进进出出，逍遥自在。
3.机缘道法
早期的诗僧，他们日常还是修习，打坐，念经，宣扬佛教文化。文学创作只可以被称为是业余爱好。虽创有大量诗作，但还是一个本分的僧人。到了唐朝时期，禅宗提出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心即佛，即心即佛的主张。
宣扬身为僧人，应该随性而活，无需每天念经打坐，便只需每天饿了就吃饭，困了就可睡觉，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即为佛道。至此一来，僧人们无需将自己关到深山密林之中，修身养性，他们开始释放天性，压抑了很多年的躁动的心以及不安的灵魂，在此时得到了宣泄和释放。
二、摈弃红尘，归于佛门
1．诗情宣泄
唐朝时期，禅宗迅速盛行。在当时的局势之下，诗僧向着两大局势发展，一个是农禅，另一个是士禅。他们在佛门之中，却又在佛门之外。僧门向他们大展而开，他们带着对世俗的不甘，带着对佛门的崇敬，就此告别了红尘。
2.农禅
禅宗的两大流派主要是依据群体来划分的。当时，人口增长，社会动荡。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他们目不识丁，没有任何文化基础。失去可以农耕的土地之后，或去被拉去充当徭役，或沦为乞丐流民。
这个时期，禅宗对这一阶层的穷苦人民伸去了援助之手，他们不需要有功德，也不需要布施，只需要有着一颗对佛门的热爱之心，便可进入禅宗寺庙。
禅宗寺庙也借此来壮大自己的势力。这些群体进入寺庙之后，便可以僧人的身份获得土地和工作，以此来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
他们这批群体，乃是为了生存而皈依佛门，此时的他们，带着对世俗的留恋以及怨恨，带着对过去生活的不甘以及怀念，过去流浪时期的伤心以及苦楚，对这个社会的控诉以及悲愤，让他们情难抑怀。
于是便产生了：“天下浮逃人，不啻多一半。南北掷踪藏，诳他暂归贯。游游自觅活，不愁应户役。”这首诗是唐代诗僧王梵志所作，可以看出当时的流民逃亡现象之严重，百姓生活之凄苦。后两句的游游觅自活，也能看出僧人们在皈依佛门之后宁静自得的心绪，自给自足的生活乐趣。
农禅所作的诗中，最早出现了较白话的词句，对于世人来说更易理解，他们是最早一批的白话诗人。这些诗作的大众化，平民化，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了另外一种别样的生活情趣，让当时的诗坛更加的丰富多彩。
3.士禅
禅宗原本是流传于南方的，属于民间传统的佛学宗派，在后来，受到北方正统佛学宗派的打压以及迫害，开始壮大自己的势力，力求在佛学中争得一席之地。此时的禅宗，逐渐受到了知识分子以及官场人物的青睐。
主要是由于禅宗宗风犀利，宗风中有着睿智开明的思想，洒脱的处事态度，更是有着独创的思想。那些在官场失意，仕途不顺的人们，都跟禅宗有着很深的感情，更有一些仕途无望，前途一片黑暗之人，会选择遁入空门。在这里
寻求自己心里的一方宁静之地。
三、为何出现诗僧世俗化
1.缘分的起源
归于农禅之人，大多为社会最底层之人，他们无依无靠，流浪在外，不是被抓取充当苦力，就是在街头被别人当作乞丐。 这时的他们，遇见了禅宗，此时的禅宗，正是需要壮大自己的势力，来对抗北方正统佛宗学派之时。
他们向世人伸出援助之手，可谓来者不拒。这些人进入佛门，便拥有了劳动的权力，他们的日常生活得到了保障，开始流连并且享受这种怡然自得的生活。
归于士禅之人，大多心有不甘。他们在官场上无法施展自己的鸿鹄之志，委屈憋闷；此时恰逢禅宗大盛，思想睿智，处事清流，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心灵的片刻安宁。
唐代著名的诗人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在这里摆脱官场的迂腐，忘却人间的烦恼。但是，此时的他们，是否真的就心灵完全宁静了呢，当然不是。
2.心中的不甘
佛教寺院无法永远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痕，他们只能寄情于暂时的委屈，憋闷以及不平。他们渴望仕途顺遂，祈求荣华富贵，希望被人赏识，重用的蠢蠢欲动的心绪依然日日夜夜缠绕着他们 。所以，这些诗僧，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于魏网之下。
他们虽然处于清幽的佛门之中，却也渴盼着红尘中的纷纷杂杂，希望投身于世间繁华。灵一曾经说过，计日功成后，还将辅圣朝。这两句足以体现了他们希望功成名就，依旧能投身仕途的心态。
所以，士禅诗僧们大多都在等待一个机会。一旦有可以帮助他们重返官场，仕途顺遂，重新跻身上层阶级的机会，
他们便奋不顾身，重新回到红尘。曾经被人赞颂曰“能清秀越之澈，沿冰雪行之标，摩云霄”的诗僧鲁之昼，都逃脱不了这样的俗套。然而，纵使一遍一遍的遁入红尘，找寻功名利禄，又能事事得非所愿。他们不遗余力，事事逢迎，却屡遭挫败。“灵澈一游都下，飞语流贬广宣两入红楼，得罪遣归贯休在荆州幕，为成递放黔中修睦赴伪吴之辟，与朱瑾同及于祸齐己附明宗，东宫谈诗，与宫傣高荤善，东宫败，几不保首领。”
可见，士禅的诗僧们大多也是落得如此的下场。
3.时代的洪流
士禅的诗僧们，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之下，更是深刻的体会到了世俗的无奈和凄苦，也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力以及荒唐。纵使他们想极力追求并且寻找自己的价值，并将它付诸实践。可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只能一次次被打败，却又一次次跻身向前。
在对于人生的道路探索中，他们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讽刺官场，感概仕途，他们善于自嘲，乐于自讽。他们将对这个世界的无力与痛恨，都放到他们的诗作之中。有些诗词看似清冷无求，实际上却是看破红尘的悲哀。在这过程中，他们的情感得到了官场之人的共鸣，这一部分人也会作一些应和的诗歌，同样是表达自己愁苦的思绪。二者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诗作不断显现，构成了“诗禅合一”的景象。
四、结语
无论是禅宗本身宣扬的悠然自得的心性，让农禅的诗僧们得以在佛门之中找寻田园生活的乐趣，还是士禅的诗僧们与士大夫们来往创作，舒缓心情，发泄悲怨，都代表着唐代诗僧独有的佛教文化，也正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标志。这种标志，代表着唐代的佛教文化逐渐迈出了空寂的殿堂，开始向世俗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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